在宋元杂剧形成之前，民间就有一种不是由人来表演的表演样式，那就是傀儡戏。隋朝时期一位叫颜之推的人，写过一本书叫《颜氏家训》，里面就有对傀儡戏的记载。到了唐朝有一本书叫《封氏闻见记》，该书记录傀儡戏的种类有悬丝木偶、走线木偶、仗头木偶等。根据可考的历史记述，傀儡戏是最早表演完整故事的舞台艺术样式。到了宋朝，一位叫耐得翁的人所写的《都城纪胜》中说：“以小儿、后生辈为之。”说的是由人代替傀儡来演戏。由于舞台上剧情越来越丰富，傀儡戏不足以表达，于是在宋代出现由人来代替木偶上台的表演形式，人们把它叫作“肉傀儡”。肉傀儡使得舞台上的姿态和表演更丰富、表现力更强了。早期肉傀儡模仿木偶不用开口，他们只管表演，由其他演员在后台配合他们念台词和歌唱。这种表演方式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戏曲剧种（如新昌调腔、川剧高腔等）里看到，就是由后台演员或者由乐队人员帮腔或配唱。
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到“郑板桥”，大家都不陌生。说“郑燮”（音“谢”，义为调和、和谐），很多读者就不一定知道了。郑燮，号板桥道人。他生活在清朝中期，乾隆元年（1736）进士，做过山东范县、潍县的知县。他是著名的书画家，尤其喜好并擅长画竹。这首七言绝句，便是他为自己画的一幅《竹石》图而题写的诗篇。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特别注重娱乐性，所以戏曲中总会有一个丑角专门逗乐，小说也多继承了这一特点，如《西游记》中的猪八戒、《金瓶梅》中的应伯爵就比较典型；有时也会稍加变形，虽非丑角，但总会带来笑料，《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便是一例。
“禴”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祭祀名称，通常认为“禴”即“礿”，二者指的是同一种祭祀。《尔雅·释诂上》列举各种祭祀名称时提到禴，郝懿行义疏：“禴字又作礿，并古字，通。”这是认为“禴”“礿”二字在古代通用。《说文解字·示部》收录了“礿”字，段玉裁注：“礿，亦作禴。勺、龠同部。”这也是认为“禴”和“礿”可以通用，并从声韵方面找出根据。“禴”字的构形从示、从龠。早期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的“示”字，“是对祖先的一种称谓”（张亚初《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证》，中华书局，2014，33页），示指的是祖先神。籥（同“龠”），一种用竹管制成的乐器。从禴字构形来看，表示的是祭祀祖先用龠这种乐器加以演奏之义。
所谓五言长诗，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体式：讲究声律对仗的五言排律；不讲声律对仗的五言古诗。那么，同样的篇幅，为什么要有时候讲声律对仗，有时候不讲呢？难道是因为凑不上格律，就去写古诗吗？如此说来，岂不是古诗写得越多说明水平越差？显然有哪里不对。唐代的五言排律，也不是每个字都讲声律对仗的。与其说五排是稀释了的五律，毋宁说五律是极简主义的五排。五排与五律同属齐梁以后的声律新体，只不过，五律是最标准的形式，五排则是体式未定的新体，五排既然没想好要写八句，也就可以没想好一定要每句都合格律。五排可以学齐梁，可以有不合格律的地方。那么五古就可以学晋宋，可以有讲对仗甚至讲声律的地方。这么一来，五排和五古的界限好像又模糊了。
刘家和先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七十馀年，在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中获得了非凡成就。我第一次得见先生，是在1995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上。先生以“中国文化，一个永恒的研究课题——纪念先师钱宾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为题的发言，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意识做了深刻的分析，对当时流行的将一切现实弊端归罪古人、“黜黄色文明而代以蓝色文明”的种种论调提出了有力的批评，特别强调：“一个国家、民族，如不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持有敬意，则将何以自重、自强、自立？”（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学术期刊编辑委员会《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学术论文集》，即《新亚学术集刊》2003年第14期，433页）在当时西化思潮甚嚣尘上的思想背景下，刘先生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充满敬意和同情的演讲、谦和平易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尔雅翼》曰：“猫，小畜之猛者。性阴而畏寒，虽盛暑卧日中不惮；鼻端四时冷湿，惟夏至即温。目睛早晚员，日中如线，就阴则复员。其耳经捕鼠之后，则有缺如锯，如虎食人而锯耳也。洗面过耳，则有胜客至。”猫咪在当今城市是无数家庭的宠物，打开网页也有数不清的猫咪萌萌照，甚是可爱！既如此，为何十二生肖中却没有它的身影呢？有种说法，在排定十二生肖时，我们国家没有猫，大约是汉朝时才从埃及引进的这种动物，因此十二生肖中不可能有猫。那么究竟汉朝以前我国有没有猫呢？猫究竟是中国原产还是外国引入的呢？
一逍遥游《汉书·艺文志》标明《庄子》为五十二篇，而今天我们看到的郭象《庄子注》则是三十三篇。后人推测内七篇的标题当是汉人刘向所添加。《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整理了诸子之作，《庄子》当在其中。从现有史料看，刘向具备为《庄子》内篇添加标题的条件。不论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对《庄子》内篇添加标题者非常高明，以至于在后世读者的心中，“逍遥游”三字与《逍遥游》这篇文章已经水乳交融、无法割裂。
题记：2022年上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邀请我给该校学生录一段简短的音频课。由于时间的限制，音频课只能讲ABCD，课程内容显得十分单薄，像我本人一样瘦骨嶙峋。后来要我把音频写成文章时，他并没有给我限定字数。花了两天时间把语音转换成文字，希望文章看起来比音频丰满，当然也希望别走过了头—把文章弄得臃肿不堪。眼下这光景，“瘦”大家勉强还能够忍受，“胖”简直就被人们“视为畏途”。承蒙《文史知识》相邀，文稿分三期连载。
有生必有死，再伟大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死亡。韩愈幼孤，靠兄嫂抚养长大。从家人到朋友，见到了太多的死亡，他恪尽后死之责，留下许多动人的文字。由于早失怙恃，南北奔走，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很早就觉得自己早衰。活到虚岁五十七岁，他已经很感到意外，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之从容镇定、守道不移，也都留下了可贵记录。一韩愈之多病与早衰著名的《祭十二郎文》作于贞元十九年（803），先说到去年有书信给十二郎，说到自己之衰惫：“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登高处”，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教材将“登高”连在一起作注：“【登高】重阳节有登高的习俗。”可是小学语文的教学参考书却理解为“登上高处”，两处对“登高处”的理解不一样，到底应该怎样理解？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本作《九日忆东山兄弟》）是他十七岁时的诗作：“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其中“登高处”，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没有作注，原因不清楚。现在人们的理解有歧见，原来都是“登高”先组合，《辞源》“登高”条，在“特指重九登高的风俗”释义下举了王维此例。《汉语大词典》“登高”条的第二个释义：“指农历九月初九日登高的风俗。”书证里也举了王维此诗。
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无论从李白诗集早期版本、唐人用语习惯还是长江在天门山一带走向来看，此诗第二句都应该是“碧水东流直北回”，而不是“碧水东流至此回”。李白诗集早期版本，有宋蜀刻本和影宋咸淳本传世。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第十九卷《登览》和影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卷第十九《杂咏》，该诗第二句皆作“碧水东流直北回”。
公元前609年，在鲁国国都曲阜城的闹市上，出现了令人震撼而悲伤的一幕场景—一位中年妇女，“哭而过市”，她泪如雨下，号啕大哭，同时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天乎！（襄）仲为不道，杀嫡立庶！”在场围观的民众，无不一掬同情之泪，陪着她一起恸哭流涕，“市人皆哭”！这悲惨的一幕遂永远定格在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上！这位伤心欲绝的妇女，可不是寻常的妇女，她是齐国的公室之女，鲁文公四年（前623）被聘娶为鲁文公的正妃，被后世称为“出姜”或“哀姜”。所谓“出”，指的是她未能终老于夫家鲁国，最后被“休出”，逐“回”娘家齐国。而称之“哀”，是人们用一个“哀”字来形容和痛惜她的不幸遭遇。这里的“出”与“哀”，都不是“谥”号，只是对这位姜氏苦命之人悲惨人生的历史定位。
张家湾是元、明、清时期京师的一个重要门户，也是当下展示首都形象的一扇窗口、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一个重要地区。历史上，张家湾是千年漕运古镇、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一个大码头，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张家湾能够成为京杭运河的著名码头，一方面，是因为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潞河、富河（今温榆河）、浑河、萧太后河在这里汇合；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元朝疆域辽阔、国力强大、商贸繁荣、文化昌盛，大都是当时闻名遐迩的世界性大都市。写作于元代的朝鲜人汉语教材《老乞大》讲述了一个从高丽首都到元大都商人的故事，叙述他为什么学习汉语，说：“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
一汉堡走访恩默瑞克教授德国没有大的敦煌收藏品，“满世界寻找敦煌”是个广义的概念，除了敦煌，也包括吐鲁番、和田、库车甚至楼兰出土文献，其实只要是海外收藏的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都画在我要寻访的地图里。德国之行，与和田、吐鲁番有关，而不是敦煌。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其二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首七言绝句创作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秋，陆游时年六十八，罢归山阴（今浙江绍兴）故里已四年。这是陆游众多爱国诗篇中被传唱得极为广泛的一首。谪居赋闲的生活并未给诗人带来内心的平静，恢复山河的难酬壮志久久盘桓于胸。在初秋微凉的黎明，天色将晓，诗人步出篱门，看晓星渐沉，闻邻鸡啼鸣，肃杀的秋气再次勾起他面对中原国土山河破碎的怅然心绪。
《闲窗录梦》是道光（1821—1850）时期的一部满文日记。记录者是生活在京城的旗人穆齐贤。日记对八旗翻译考试舞弊现象的记录颇详细，对了解清中后期满文衰落的情况有特殊价值。一清代的翻译考试清朝以满语为国语，凡与国是、边疆、民族有关的诏令奏议，原则上都要用满文撰写。为了保证满语的特殊地位，并给旗人晋身之阶，清朝特设翻译考试和笔帖式翻译考试。翻译考试由礼部主办，性质同文举，但又有自己的特色：考生入场前先要通过马步箭考试；内场分为满译汉的满洲翻译和蒙译满的蒙古翻译两种；有复试无殿试。笔帖式翻译考试由吏部主办，属于官员铨选。所谓笔帖式为满文bithesi的音译，是各衙门负责撰写、翻译、誊抄、保管公文档案的文员。考生不拘资历，也不用通过低级别考试，只要擅长翻译即可（《钦定八旗通志》卷五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943页）。
中华古代服饰创造过辉煌，其寓意深厚，富丽华美，无与伦比。皇帝冕服的十二章纹各有寓意，象征社会的和谐；“褒衣博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竹林七贤的风采；官员们以服色、佩戴、补子等来区别职位高低。中华服饰具有“别等级，明贵贱”的功能，但是民间女性在人生最重要的婚礼中，可以借名使用凤冠、霞帔，展示人生高光时刻。这体现了中华服饰最温情的一面。中国古代传统服饰蕴含古代礼仪文化，极具美感，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如此丰富、有内涵的服饰文化。
一熟悉清代三山五园的人都知道，北京海淀历史上曾有两座清华园。前一个是明晚期武清侯李伟的私家花园。李伟是万历皇帝的外祖父，当朝外戚，显赫一时。时人《明水轩日记》载：“清华园，前后重湖，一望漾渺，在都下为名园第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该园基础上建成了康熙帝园居理政的畅春园。二百馀年后，咸丰帝即位之初，又将其五弟奕誴的熙春园赐名为“清华园”，这就是第二座清华园。后来清华大学即在此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