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界关于慈善的研究形成了若干重要的研究脉络,大体可以概括为行为和结构两个方面.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多是从其他研究领域和问题出发,缺乏对慈善事业本身的思考.慈善研究的展开不仅需要理论资源的扩展,更需要回归慈善现象本身.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面临诸多契机,促进了我国慈善事业的转型,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困境.揭示和解释当前慈善事业发展实践中的问题和困境,是当前慈善研究的要点所在.

卡理斯玛权威是草根组织发展所不容忽视的行动者因素.一方面,卡理斯玛领袖确立了组织的行为模式与使命,是组织成立的先驱、发展的奠基人和运行的掌舵者;另一方面,卡理斯玛化的组织治理结构则限制了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造成组织个人化、初级化和孤立化的困境.尽管卡理斯玛权威治理是社会转型初期社会组织自下发展的必经路径,符合社会组织初创的一般规律,然而随着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逐步调整,以及草根组织自身影响力的日益拓展,卡里斯玛治理向现代社会组织治理的转型已成为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

Besides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 and enhancing social participation,social organizations also carry value ideas.Value propositions constitute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organizations,and have earned it the space and opportunity.Value,however,is only one aspect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practice,the value of myth will become obstacles to its healthy development.It would be helpful to define the value boundary,to promote publicity,and to improve the appraisal system for overcoming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value myth,thereby promoting sou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基层政府诸多错位行为,表现之一是以非正式手段达成治理目标。依法治国的治理策略下,法制是政府权力施行的合法性依据和基础,但改革前总体性支配治理模式下庇护性质的合法性并未完全消退。当前基层社会的支配结构建立于这两种并存的合法性基础之上,一些情况下'二重合法性'的内在张力造成了正式权力施行的困境,政府进而诉诸非正式途径达成目标。

增收减贫的贫困治理策略在一定时期有其重要价值,随着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策略的局限也开始显现。增收减贫只是一种权宜性策略,增加了来自市场的风险,同时忽略了村落生态与文化传统价值。指出这一策略的局限,并非要对之进行否定。社区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理念,能够弥补这一策略的缺失,推进我国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保护地方传统文化、再造公共生活空间以及促进农民组织发展是实现贫困地区社区发展的可行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基于单位体制的社会秩序与组织模式面临转型与重构,社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手段。然而,较低的组织化程度使社区尚不足以实现其多种内涵,也不能够促进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化和承担城市社会管理的各项功能。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显示了一条社区组织化的新路径,但其各种类型发展的不均衡则造成了社区虚浮的组织化。政府转变观念并予以推动和扶持,有助于社区民间组织充分发展,实现社区多层面的组织化,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奠定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