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治理法治化应重点围绕数字安全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数字正义是数字治理的价值根基,数字向善是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高目标,数字人权是数字法治建构的终极关怀等核心命题展开.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应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智慧执法架构、提升数字司法效能、创新社会治理、确立公民数字法治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等方面推进,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展.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工业园区作为中国典型的区位导向型政策,在促进各类资源自主有序流动、高效公平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基于 1993-2020年 287 个工业园区数据,构建了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了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会显著降低本地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错配程度,且该影响因园区等级、发展时期、地理位置的不同呈现异质性;从长期累积效应看,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导致本地区资本错配程度持续降低,劳动力错配呈先增后减,土地错配呈先减后增的发展趋势;从空间效应看,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会对邻近地区的资源配置产生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推动工业园区管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进程呈现新趋势,县城城镇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发挥县城辐射带动作用、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县城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前提下分类推进,即依据县域资源禀赋条件,识别和挖掘县域比较优势,科学把握功能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实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中国式现代化.县城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和途径要符合基本经济发展规律,包括人口流动的变动趋势、市场决定性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及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规律等.在准确识别县域资源禀赋和充分发挥县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应科学地进行功能类型定位,并积极参与和推动城市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布局等工作,以优势发展带动县域发展.
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议题,两者是紧密联系、辩证统一的:绿色发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题中之义,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浙江省在推动"山区 26 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以生态现代化推进全域共享、以县域现代化推进城乡共富、以抱团发展放大共富共享效应,从而实现了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由此,26 县形成了以县域作为推动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以绿色发展为突破口、以抱团发展为助力的高质量发展的共富模式,为绿色发展助推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经验和新模式.
共享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重要方略,也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科学把握共享发展的时代要求、厘清共享发展的实践原则、拓展共享发展的推进路径,对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共享发展要积极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握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平正义为着力点、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时代要求,在实践中坚持人民本位的价值遵循、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指引以及普遍受益与合理差别的有机统一,以增强社会流动性、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作为切入点积极稳妥地持续推进.
在马克思的思想起源期,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浪漫主义等的交互作用,推动了其哲学思维的萌发,特别是鲜明的人本情怀与自觉的历史意识的形成,从他的中学主要习作中可见一斑.从本质上说,哲学关乎对人自身的追问,包括对人的本性、人生意义、历史时代的理解.通过较为全面地考察信徒和基督结为一体的原因、内容及作用,马克思在中学考试宗教作文中,完成了对人性与神性关系的理性主义分析.诗作《人生》《查理大帝》和中学考试德语作文等,充分展现了少年马克思对人生意义及人类使命的总体定位,即实现整个人类的幸福并使个人日臻完善.在中学考试拉丁语作文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判断特定历史时代是否幸福的主要方法,以此从历史发展及时代高度上把握人自身.
在传统西方与非西方的简单二分法下,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预设,即西方现代化源于市场化改革,中国近代的落后源于政府的过度管制,市场经济不够发达.但是,历史的真相却是开放而无管制的自由市场并不会带来国家崛起.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起步阶段,同样是依靠国家干预方式扶持幼稚产业实现现代化;而当前西方现代化的治理危机正是源于国家缺位,从而造成愈发严峻的贫富分化与持续扩张的金融资本主义.拉美困境与东欧剧变也再次证明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能实现国家富强,而东亚后发国家以强政府成功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在于超越和颠覆了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的传统认知,推动构建了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应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将百年来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更好地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崛起与发达国家改革提供中国方案.
"模仿"(mimesis)是创意写作理论的重要组成,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模仿观念以及贵族教育中的模仿教学方法是其重要源头.在创意写作的问题域中重新考察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模仿观念,不难发现他们分别开辟了对写作对象的模仿和写作行为模仿两种范式,理想的模仿即为创造.在实践中,古希腊、罗马的贵族教育普遍采用模仿教学法,并形成了仿写练习、翻译练习、释义练习等成熟的模范训练方法.这不仅证实了古典模仿说思想孕育了宝贵的写作思想,模仿教学实践中的模仿原则和方式方法对创意写作工坊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创意写作中模仿与创新的辩证融合关系,进而为创意写作理论的历史根源提供合法性.
我国已步入风险社会,矛盾纠纷与风险的互动关系明显增强,且社会矛盾纠纷的累积性、传导性不断强化,转化为公共冲突的可能性更高.如何理解社会风险、矛盾纠纷与公共冲突的关系,是我国基层政府完善社会矛盾纠纷防范化解机制的重要前提.本文通过对国内 60 个县域社会矛盾纠纷案例的收集和分析,对其主体、对象、表现方式和作用的归纳总结,系统建构了以"风险—冲突"为视角的县域社会矛盾纠纷分析框架.在"风险—冲突"的分析框架下,社会矛盾纠纷主要源于社会风险能量和风险感知建构能量的持续积累,伴随着利益冲突和情感分歧,更易于形成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冲突.为了有效防范化解县域社会矛盾纠纷,一方面要加强社会风险的"源头治理",防止其转化为矛盾纠纷;另一方面要加强方向引导,防止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向其他领域渗透.
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的凸显,世界舞台上的文化竞争愈加激烈,文化政策日益进入国家政策的重心,文化力量日益为各国政要所倚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特别是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感召力是实现中国文明型崛起的重要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迅速转型,中国进入风险型社会时期,时刻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发展风险和挑战.应急志愿者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关键社会力量,具有高效协同的优势,能够动员社会成员能动地参与到治理过程中,从精神上和物质资源上更好地发挥协同优势助力政府治理的功能,并在"国家—社会"关系中塑造空间、角色、动机和行动的新形式,从而摆脱"中心—边缘"社会结构下不平等、不公平式的被动参与,弥补政府单一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不足,日益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力量.
当代主流政治哲学对正义(公平)概念的建构,既是对商品交换价值的盲目崇拜,也是对那种无言的、感性的实践世界源泉的封锁.基于历史原则和现实原则,马克思从对正义信条的经验辩护转向了正义的拟喻性本质,将时代正义概念的谬误起源,聚焦在正义想象和正义理论对财产主题的关注上.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的思想价值在于指明了正义观念在资本主义时期的基于较低层次经验知识"内涵",也就是有关商品价值形式所建基的法、道德的一般理论.现代人们表达这种思想的法律、道德概念或术语都有一个掩盖剥削的外在化的发展历程.对于正义、公平的含义,应当在比主流政治哲学所主张的现实得多的范围内加以把握,在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的矛盾澄明中,摆脱关于神圣化正义论之哲学论述.
基础设施向乡村地区的延伸为乡村绿色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再造乡村实践构型的同时,也对开展实践的乡村居民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实践与实践者互构的视角,以晋西南两个村庄"煤改气"项目的实施为例,本文考察了天然气设施下乡引领的乡村能源利用实践转型,聚焦由乡村居民构成的实践共同体在该过程中饰演的关键角色.两村"煤改气"项目的实施具有自上而下的典型特征,旨在通过引入新的基础设施来带动村民日常能源利用实践的绿色重构.在政治动员、社会网络和能源体制的先后作用下,天然气设施逐步实现了在村庄的普及;与此同时,村民开始接触和学习利用天然气,一个天然气利用实践共同体逐渐形成.由于利用天然气开展实践的内部激励不足、意义指向不明以及与其他日常实践的脱节,天然气利用实践共同体出现了分化,限制了"煤改气"的成效.在引入基础设施降低乡村日常实践的环境影响时,应更加重视乡村居民作为实践者的能动性,推动实践与实践共同体的协同演进,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数字经济时代,面对我国向世界承诺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我国必须践行新发展理念,依靠数字化技术提升来努力实现生态环境改善与城镇化建设协同发展,即坚持走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绿色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构建了绿色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我国 28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城镇化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各城市数字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城镇化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数字化水平可通过直接效应及通过人力、技术、资金基础等方面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影响绿色城镇化;数字化水平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绿色城镇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28.82%.此后,应把握数字产业发展契机,结合本地区数字经济和城镇化发展实际,找准产业功能区战略定位,合理制定数字产业发展规划,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数字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机制,在区域经济绿色均衡发展中不断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
在文学边缘化、传统写作教育固化、写作者孤立无援的背景下,创意写作的引进应时而起,顺势而生,十余年间便在国内得到迅猛发展.创意写作在美国经历了很长的发展历程,从一门课程、一个学位项目发展为一门学科.创意写作倡导以写作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重新定义了天才、创造力等文学观念,使人人写作变得可能.创意写作有助于推广文学教育、挽救文学危机,使文学理论回到平衡.创意写作的当代建构应该从写作学和写作者这两个方面入手,建构创意写作诗学和创意写作视域下的作家研究.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完善创意写作学科建设,以期培养出更好的写作者.
为有效承接监察体制改革后的行政监察职能,精准把脉地方法治建设难点痛点,主动促进各类监督机制贯通协调,法治督察制度应运而生.坚持问题导向和勇于自我革命是法治督察的鲜明品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势能使其得以打破科层常规的束缚.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法治督察应作为常规型法治监督的补充机制,兼采政府督查和党内巡视的双重特性,谨防适用泛化.法治督察的长效化发展必须处理好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横向的党委与政府、内外的国家与社会这三组关系,通过激励相容、权威塑造和开放共享,助推督察治理良善化发展.
"偶然性"是青年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在理论与现实复杂多元的当代背景下,对马克思偶然性概念做进一步挖掘有着显著意义.在传统解释模式的基础上,偶然性与自我意识存在着张力.自我意识与偶然性虽同为表述原子偏斜运动的概念,然而与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内在性特征不同,马克思明确提及了偶然性所代表的客观性、可能性,由此两者也就产生了视角上的差异.因而,偶然性就难以被看作观念哲学中必然性的阶段和附属,不能化约为必然性.在这一视角下,阿尔都塞接续了马克思的偶然性思想,并据此指出"偶然的唯物主义"才是哲学的应有之貌.这种互动表明,以偶然性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思想仍具有相当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新世纪以来,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全新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仅重构了人的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发生深刻改变,推动人类社会创造出全新的生活样态,而且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方式,促使人类的活动场域日益突破传统的社会空间,走向以数据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空间.数字技术使人类社会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到文化娱乐,从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到政府治理都在经历急剧的转型,而这又恰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时期相重合.以此为背景,数字技术引发的不仅是一次单纯的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国家治理革命,国家治理向数字化转型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技术支撑,但我们也必须对新科技所蕴含的潜在风险进行科学预判和提前应对.
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和丰富的内涵要求.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依靠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更应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关键作用.新时代面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目标与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任务,国有企业要扎实推进创新质量提升,完善高质量创新的激励约束机制,以高水平科技"自立"与"自强"为使命,以人才为核心要素,以国家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着力维护国家科技核心利益与安全,破除制约国有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以高质量、高水平创新成果助力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时代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为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利用 2007-2019 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中国自贸试验区设立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设立显著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影响效应呈动态递增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政策效果因企业高管团队稳定性、企业所处区位而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高管团队较稳定、处于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从自贸试验区设立中获益更明显.从影响机制看,政府职能转变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是自贸试验区设立促进民营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渠道.接下来,我国应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全面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调整,结合我国各地区的区域优势来推动制度创新,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引领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