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替阿Q辩护》一文以向农民朋友讲阿Q的形式对现代文学中作家对农民的主观情感问题提出了疑问与辩护.而“中间人物”这一概念既包含了这一辩护传统,又反映了当代文学与农民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与赵树理将农民问题化的写作方法不同,周立波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以风格化的艺术手法,将中间人物性格作为政治斗争与日常生活的调节器,逐渐形成了周立波小说阴柔、幽默、温暖的“笑”的艺术特点.

The “Screw Nail Spirit” (luosiding jingshen) is the zeitgeist in Chinese industrial age. Under the call of this spirit,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is at the forefront of history. However, Chinese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literature has not caught up with the spirit. What causes this difficult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creation and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workers’ literature cope with this difficul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racter shaping to the literary stylistics. The literary expression of the Screw Nail Spirit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research on this problem can be seen that the depth of explor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production is between advanced nature and universality, party will and literariness.

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上,“螺丝钉精神”是一种产生过巨大社会效应的时代精神.“螺丝钉”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在该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时间:2019年10月27日 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理科大楼A楼A207会议室 一、研究“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新科学”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今天在这儿,是借“重返人民文艺”的研究思路,在“新中国文艺70年”的历史视野中,讨论张炼红老师2019年重新增订出版的《历炼精魂》和朱羽老师2018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自然”》.这两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具体评价他们的贡献以及可以发展的空间,等会还是要请与会的老师们发表高见.

李準《黄河东流去》体现了20世纪70-80年代文学转型时期的“过渡性”现象,体现了作家对前后两个时期现实主义写法上的双重反思.通过书写黄河难民的“家史”和“村史”,作家试图思考黄河文明中“家”与“乡里乡亲”的深层情感结构.通过对“李麦”“算命先生”等形象的刻画,表达了对盈利性商业的不满,也写出了受苦农民革命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自发性.这些主题延续了李準合作化小说关心的农民觉悟问题,在农民形象的刻画上,作家试图寻找更唯物主义的解释.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长历史时段的打通(比如“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与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招魂(如“新启蒙”的提出),其背后共同的思想动机,是要为彻底的现代化铺路.所以,与“现代”有关的关键词构成了莫言批评和接受史的核心.然而,就像他自己所言,作家的创作往往是身不由己的.作为新历史主义和先锋派的代表,莫言在80年代中后期给文坛贡献了“红高粱家族”,和同时代作家一同营造起“纯文学”之塔,但难以理解的是,他同时还插空写下了迥异于其时文学风格的、 “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1《天堂蒜薹之歌》: 进入80年代以来,文学终于渐渐摆脱了沉重的政治枷锁的束缚,赢得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本文以《夜走灵官峡》为中心,考察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书写建设工地场景的小说,分析其如何运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抒情形式来描述工业社会场景,如何回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难题.论文通过对同时期以及之后的80年代的工地小说的细读,结合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当代工地小说叙事过程中出现的新因素和“观看”的总体性视野,进而剖析当代文学如何处理“真实”和“诗化”的关系,总结当代文学与文化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独特功能.

李海霞(以下简称李):首先,请您谈一下你的“研究缘起”,也就是您是从何时以及为何关注到张艺谋电影的. 文棣(以下简称文):我很久之前就对张艺谋产生了兴趣,当时我写了几篇小文章,探讨他早期八九十年代的几部电影.但是,我看了电影《英雄》之后才决心写一部书,研究一些作者和电影制作者如何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把民族-国家政治模式下文化所扮演的角色理论化.我不同意将《英雄》视为支持当局权力的一般解读,相反,我认为这是一部对与我们时代直接相关的审美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电影.

茅盾的《夜读偶记》是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应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一次重要努力,也是社会主义文学内部对日趋僵化的文学创作形式的一次重要反驳。茅盾从作家的创作实践和领导者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确立了学术上的合理地位。

<正>1979年至1980年王蒙发表了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短篇小说《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和《风筝飘带》。这六部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是王蒙投向新时期文坛的"集束手榴弹",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战争特征的称誉,套用到这位"归来"的"老作家"头

路内的创作多取材于他青春时期的真实经历,主要讲述的是一群技校生和技术青工的生活与情感状态,在其作品中,青春叙事的核心发生了改变。本文尝试将路内的创作放在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中,理解路内笔下的人物形象的独特情感以及所透露的现实问题,路内由描写当代社会的"剩余物"出发,刻画当代中国青年的情感结构,其作品不仅揭示了时代变迁中的新的青年问题,更提出了文学在今天的意义以及文学如何在今天产生意义。

<正>在1980年代的个人政治中,个人首先是从具体的劳动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因此个体经营的劳动模式成为主要关注的对象。第二,在这种抽离中,美变成了个人政治唯一能够转向的领域。而正是在美的领域,知识分子的地位被突出,美、知识、个人、技术、欲望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场改革对今天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立足于现实,并苦苦思索未来的出路的时候,"改革"便成了一个倒置的认识装置,我们以为是结果的,其实是前提;我们以为是现象的,其实恰恰就是它所追求的本质。我们必须寻找真正有利的思想理论资源,让未来照亮历史,才是研究当代历史有益的眼光。

小说的创作技巧问题是80年代文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关于现代小说技巧的启蒙之作,影响深远。本文认为,正是对小说创作技巧的强调,打开了新时期文学从之前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缺口,并开了将小说视作一门"学问"的先河。今天,新的时代将"怎么写"与"写什么"这对传统左翼文学的问题再次激化。本文借用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的思想,认为如果不在一个更为根本的生产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作家的社会地位,那不论是技巧革命还是底层书写,都注定只能成为时代和历史的消费品。

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期刊《青春》为个案,通过分析该刊当年发表的小说《寻找》及其续篇,展示作者在创作道路上处于练习和试验阶段,其人生观和世界观还处在形成和发展期,表现在作品中,题材上抒写自我苦闷的多,表现社会变革的少;技法上实践所谓“现代派”的实验性作品少,习作特征较为明显。但作为新时期文学一角,却有力地揭示出当时思想与文学思潮的芜杂多样。

"何谓文学本身"的提问本身,便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思考.但"什么是文学?"或者"文学何为?"却是和"纯文学"的提出一道共同"建制"了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体系.按照德里达的分析,这类问题的出现,说明文学表达正处在一种"危机的经验之中":"这些文本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都属于不再单纯的文本,或者说不再是文学的文本了.而对于有关文学的那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它们不仅仅提出来,不仅仅赋予它们理论的、哲学的或社会学的形态,比如像萨特那种情况,而且,它们的质疑还与文学与批评的实行性(甚或是危机中的实行性)的机理联系起来."②"纯文学"批评在危机之中的实行,首先与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现代的文学行动有关.这一行动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在于它"有能力"形成与它本身相关的种种问题和理论法则.而这一"能力"又具体表现为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勾连个体与历史、心理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等等对等项的本领:"在最最简要的自传文字中能够搜集到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文化的最大的潜能."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