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听了贺桂梅老师和宋少鹏老师的发言,很有同感.我下面讲的,一方面是接着两位老师的讨论希望有所推进,另一方面也想把我读丛小平老师《自主》一书受到的启发和感到的困惑表达出来. 两位老师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把《自主》摆在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中来看.譬如桂梅老师提到,对于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引进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理解中国妇女问题,包括妇女解放的问题.

一、"文学史叙述"的边界意识 2019年正好是"当代文学七十年",我们重新修订了钱谷融先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第四版)(1),考虑到"文学史时间"和"物理时间"的距离,并没有将"作品选"编选的"下限"延伸到2019年,而是采用了"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框架,把编选"下限"放在了2009年,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作品.我想强调的是,虽然编选的"下限"在2009年,但编选的视野仍然是"当代文学七十年".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汪晖老师最近出版了他的"20 世纪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一本《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作为"世纪三书"(《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世纪的多重世界:帝国、革命与跨体系的运动》《世纪的绵延:重新政治化与齐物平等的哲学》)的"破题"之作.《世纪的诞生》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作为一种源自基督教世界的纪年概念,"世纪"何以成为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核心概念":"世纪"纪元在中国核心地位的确立,不仅意味着源自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习俗的时间概念——如干支纪年、王朝纪年、黄帝纪年、孔子纪年等——逐渐边缘化乃至彻底失效,而且"世纪"——更具体地描述,也即"20世纪"——作为一种"异质化"的、来自"他者"的时间意识,更进一步地将这之前的一切时间概念都重构为"20世纪"的"前史".

开场白 薛羽(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今天很高兴请到华东师范大学的潘世圣、罗岗、倪文尖三位老师,一起来探讨"鲁迅与我们的时代"这个主题,分享我们新推出的《明暗之间:鲁迅传》.大家都知道,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明天就是他的140周年诞辰.在这特殊的纪念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推出了一本日本学者丸尾常喜为大众读者撰写的鲁迅传记.这本书用10万字左右的篇幅,对鲁迅生平以及重要的作品都进行了勾勒和讲解,是一本非常简洁易读的传记.与此同时,我们也从鲁迅的书籍封面、生活用具汲取灵感,开发了"花边文学"书袋、小白象裁纸刀、北平笺谱信纸等一系列周边文创,希望和传记相呼应,更加全面呈现鲁迅在文学、艺术、收藏等多方面的兴趣和智慧,鲜活地展现这样一位战士作为"具体的人"的生活实态.

一 如何认识陈映真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可谓众说纷纭,但我觉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刚在《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一书中所言:"陈映真寓言时期的小说的重要意义,我认为还必须摆在世界左翼运动史中来看.在这个时期,'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已经放弃了共产国际的理想,成为既存帝国/国家利益的捍卫和争夺者,并以此和美国角逐世界霸权.斯大林执政下的苏联极权统治和血腥斗争,以及苏联1957年入侵匈牙利……皆使还曾对苏联有期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之志沉气短.

毛尖:在今天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谈语文《学本》特别重要.老倪身上特有的"延宕"气质使《学本》成为漫长时间中精心打磨的结晶.《学本》是文本的舍利子,选文及其辅读真是非常丰厚,值得品阅."原点"是老倪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学本》不仅符合老倪的个人特色,而且确实有些个"原点性"特征.那么,先请老倪自己来介绍一下关于《学本》的构思和构架.

郭冰茹(中山大学中文系): 这几年我的研究比较侧重中国当代小说与小说叙事传统的关系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读《应物兄》,我想讨论的是,《应物兄》在哪些层面上构成了与文学传统的对话关系,以及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如何来扬弃文学传统,或者说对小说的叙事传统做了哪些创造性的转化. 我认为《应物兄》可以被放置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作家集体转向的创作脉络中,讨论《应物兄》在处理当代文学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时所做的努力.对于活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先锋作家而言,对他们起作用的写作资源可能来自西方现代文学,这是因为他们接受文学教育时正好处于20世纪80年代“西学热”的理论风潮中,而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一个被悬置的资源.先锋小说重视“怎么写”,重视形式实验,但是当炫技式的形式探索无以为继,晦涩难懂的阅读过程拒绝了部分读者之后,先锋作家必须考虑如何突破写作的瓶颈.中国古典小说资源可以说是先锋作家们获得新的写作生长点的有效途径之一.另外,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被纳入到“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如何传达中国经验也是当代作家必须思考的问题,而“回归古典”,或者说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中汲取滋养的确也有助于中国文学文化身份的建构.或许,正是有了这些考量,我们不难发现90年代以来,先锋作家大多以一种回望的姿态来重新审视中国小说的传统.这便是莫言所说的“大踏步后退”,或者苏童所说的“旧瓶装新酒”.在这一回溯传统的写作脉络中,不同的作家对传统有不同的认知,其文本实践也侧重不同的面向.

刘复生: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四位当代重要的文艺批评家和学者,共同来聊聊当代的文艺状况.话题没有太做限定,与其说是一个题目,还不如说是一个思想碰撞的平台.这是我们临时被给定的命题,大家彼此都没有准备.这样也好,即兴对话能够创造一种非常特殊的活跃氛围,它可以容纳很多平时我们演讲或者写文章不敢做出的勇敢的判断.那些看似深思熟虑的语言,往往会把我们的真实想法过滤掉,而脱口秀对话则可能把非常敏锐和大胆的表达召唤回来,激发出来.我们今天的议题虽然说是当代文学的思想性问题,却不会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也包括电影、电视剧,还有那些一般意义上不被视作文学现象的文艺现象.

时间:2019年10月27日 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理科大楼A楼A207会议室 一、研究“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新科学”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今天在这儿,是借“重返人民文艺”的研究思路,在“新中国文艺70年”的历史视野中,讨论张炼红老师2019年重新增订出版的《历炼精魂》和朱羽老师2018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自然”》.这两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具体评价他们的贡献以及可以发展的空间,等会还是要请与会的老师们发表高见.

一、《我的诗篇》中的"我",究竟是"谁"? 2015年6月,上海的初夏,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举行了十八届,当人们就像这火热的天气一样热情地追逐各类新片、大片和艺术片时,一部本不为人所知的纪录片《我的诗篇》(1)——这部纪录片号称:"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我们通过互联网寻找到六位特殊的工人,有自杀身亡的苹果手机生产工人,有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乃至地下800米深处的矿工……他们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敢于从沉默和被代言的境遇站出来表达自己,用诗书写劳动、吟咏爱情,也用诗抒发悲欣、直面死亡.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th the turn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pa-triotic May Fourth Movement were to some exten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 European War" ( World War I) . The consequences were not only embodied in the victory of the Entente Countries over the Ally Countries, but also the superiority of " the 20th Century Civilization" to " the 19th Century Civilization". Specifically, the"European War" marked the overall crisis of the 19th Century Civilization, while the " Russian Revolution"becam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20th Century Civilization. Borrowing from Eric Hobsbawm’s historical division of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and Giovanni Arrighi’s division of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uropean War may be further interpreted as paving way for the " hegemony change" of capitalism, while the Russian Revolution may signify a breakthrough in the hegemony change. It is in this two-fold perspective of" war" and " revolution" that the personnel of New Youth, represented by Chen Duxiu and Li Dazhao, experi-enced a profound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 from Wilson to Lenin" , attempting to connect the " new subjects"summoned up from the New Culture to the victorious subjects of the " les damnés" and " the subjects of histo-ry" , thus laying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bstract " human" to the concrete " people" in the post-May Fourth period.

一、中国自觉 罗岗:何以中国:试论“中国道路”的广度与深度 我想到的是,如果要回答什么是中国话语,可能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何以中国”.在“中国话语”中,“中国”并不是一个稳定固化的、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一种需要不断重返、反复表述甚至需要常常“辩护”的“话语”.

本文在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下,回顾了“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如何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中逐渐恢复思想活力,重新打开问题意识的历程,特别强调了洪子诚的“当代文学一体化”和蔡翔的“社会主义危机及其克服”等论述的“典范”意义,指出近年来兴起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重返‘人民文艺’”的新趋向,依然处于这一学术史脉络的延长线上.

一、丁玲不简单 孙晓忠: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无法忽视的作家,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参与者.她一生经历和见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历史阶段,从“五四”到延安,从新中国的50年代到60年代,再到她80年代的“复出”,每个时期既体现了她个人思想的独特性,又从她身上看出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从她那儿,既可以看到为了个人精神成长而不断自我否定的轨迹,也可以发现作为“革命迷人化身”的中国“革命的逻辑”(贺桂梅:《丁玲的逻辑》).丁玲有说不尽的精神魅力,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典型,也是理解“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独特视角.通过丁玲,我们会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断有新的发现.

在新形势下重提“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并非要重构“人的文学”与“人民文艺”的二元对立,也不是简单地为“延安文艺”直至“共和国前三十年文学”争取文学史地位,更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背景下,重新回到文学的“人民性”高度,在“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相互缠绕、彼此涵纳、前后转换、时有冲突的复杂关联中,描绘出一幅完整全面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景:既突破“人的文学”的“纯文学”想象,也打开“人民文艺”的艺术空间;既拓展“人民文艺”的“人民”内涵,也避免“人的文学”的“人”的抽象化……从而召唤出“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统一,“五四文学”与“延安文艺”在历史叙述上的前后贯通,共和国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转折意义上的重新统合.

一如何重新理解"人民文艺"? 张高领:罗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今天的访谈.首先祝贺您的"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获得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我注意到,您的《人民至上》是学界较早从思想史高度重新理解"人民",并以此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专著,其中第二章《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置"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构图》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关于鲁迅研究的力作."人民文艺"已成为您近来关注的焦点.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为什么关注"人民文艺"的问题并以此为研究重心?

2010年5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尾崎文昭教授接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薛羽的访问,在讨论到“日本鲁迅研究”与“日本社会状况”的关系时,尾崎教授认为,在日本,20世纪50年代培养出了认同鲁迅的心情,成了学术界、教育界和出版界的遗产,这个遗产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用完了.因为20世纪80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相当程度恢复了对中国的敬爱.社会上的比较良好的意识恢复了一段,包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可是碰上了东欧苏联的解体,又遭遇了经济泡沫崩溃,20世纪90年代整个日本的社会意识明显地右转,左派几乎失掉了自己的立脚点和社会基础.根据这些社会变化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院里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的学生也有了变化.

倪伟(复旦大学中文系):关于白话文运动的研究目前已经很充分,有从启蒙角度来谈的,也有从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谈的.但我觉得还有值得进一步深入的地方.就以启蒙来说,把启蒙只理解为上层读书人对底层民众的启发和教导,会导致把语言简单地当作一种工具来看待,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再细究,所以想在具体论述上再稍稍推进一下.民族国家建设自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但民族国家的建设可能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环节来落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创建现代个人主体.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通过“立人”来“立国”,国家的建设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个人主体上面.上面谈到的这两点构成了我思考白话文问题的出发点.

时间:2015年4月4日下午14:00 地点:上海思南公馆“思南文学之家” 城市的“鬼魂”与“幽灵” 罗岗:我们认识李欧梵先生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那时还在读研究生.李先生第一次来华东师大还引起了一点风波,本来要发表演讲,最后却没有演讲,个中曲折,李先生的书中也有交代,感兴趣的可以找他的书来看.那时候李先生来上海,最感兴趣的就是这座城市背后的故事,有一次我和文尖去虹桥机场接他,在车上一路过来,李先生看到上海正在经历“三年大变样”式的“巨变”,他觉得一方面上海的城市面貌变化非常快,另一方面上海的历史可能要在“巨变”中丢失了.

赵树理的小说《邪不压正》1948年10月13日起在《人民日报》上连载,马上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借助对这些争论的梳理,来对《邪不压正》进行重新解读.我们认为,赵树理通过“问题”,把“事”“理”“情”三者勾连起来,在动态中把握三者的关系,让“事”不断地处于“大道理”和“小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以及“人情”“爱情”“阶级情”等不断冲突、更新与融合;“时间”成为理解《邪不压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同时间所对应的是不同的力量、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