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以利益为研究的出发点,以利益为中心和轴线,研究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发生和发展,研究利益与阶级的关系、利益与社会的关系、利益与国家的关系、利益与权力的关系、利益与权利的关系.它从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确定了政治关系的实质是以国家的公共权力实行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来维护、协调和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由无产阶级利益而生成的这种政治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研究对象.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总体目标、战略步骤和主要任务等重大问题,全面拓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体系,凸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倚重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突出的赋能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实现了政治学领域一场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是大工业时代和无产阶级造就的政治学,彰显出鲜明特色:它是工业革命和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产物,彰显浓郁的时代特色;它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彰显强烈的阶级特色;它着眼于研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大众如何实现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与其他政治学说相比,彰显独创的学术特色.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有着深远的理论之源,主要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哲学、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产生的政治思潮以及近代英法德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它们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决议》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述,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其他的政治学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单纯地直接地从自身的逻辑体系出发,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坚实的思想基础之上.其哲学为政治学说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政治实践找到了改造世界的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政治学说彰显了无产阶级解放的特点和基本发展趋势.

巴黎公社首创的"议行合一",既是原则,也是体制."议行合一"的原则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具有全权性,能够统一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行合一"体制中,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其他权力,法律法令等通过之后可以得到行政部门及时、有效的执行."议行合一"体制在巴黎公社、苏联苏维埃制度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长达150年的实践中得到调整充实和变革发展."议行合一"不能曲解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合二为一,并得出在现实中行不通的结论.实现"议行合一",巴黎公社采取了公社委员普遍兼职、一身多任的方法;苏维埃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采取设立党组织的方法,通过党的领导和协调,达到马克思提出的既能管立法,又能管行政的目的.

如何正确地认识巴黎公社的政权性质,应从马克思提出的"公社体制"并由此形成的思路着手.首先,对中世纪公社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进行溯源.它们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进步.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采取了历史上的名称,特别效仿1792年巴黎公社,是对法国革命精神的继承发扬.其次,研究1871年巴黎公社的公社体制.和中世纪公社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的体制相比,1871年巴黎公社体制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特征,它从政治、经济、行政、文化教育、司法、社会六个方面建构了完整的公社体制,成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再次,阐明巴黎公社体制的影响和作用.它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创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民主建设的四条发展新路.

马克思主义国家行政管理思想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体制与行政管理的批判;二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国家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的设想.它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一,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行政管理的公共性质将愈加明显突出,成为主体部分;其二,必须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其三,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既要加强中央政府治理,又要扩大地方治理,形成协同、合作治理体系.

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建、发展和完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1848年以前,恩格斯通过参加社会实践,以对工人阶级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襄助唯物史观国家学说的创建.在1848年后的革命斗争时期,恩格斯通过对欧洲革命经验的总结,研究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问题,研究巴黎公社以及对巴枯宁和杜林的批判,使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马克思逝世后,晚年的恩格斯根据原始社会研究的新材料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全面、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国家问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增添和完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内含着关于制度、治理和现代化的若干重要概念术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制度、制度体系、制度建设,治理、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对这些重要概念术语作出阐释,有助于深刻领会《决定》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决定》的核心要义,并在实践中正确地贯彻和应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为理解这一要求,需要对历史上主要的六种国家行政体制进行梳理探究.国家行政体制最早发端于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出现了相似的、同型的行政体制;随后在近现代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行政体制;当代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迄今为止最合乎科学的、改革发展的、新型的国家行政体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决定》宣告了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来临,开辟了“中国之治”的新境界.《决定》从六个方面作出了历史性建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生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确立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建设的新战略;规划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建设分“三步走”的新进程;概括了十三个显著优势,全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系统地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三个新的制度体系.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领导干部在突发事件到来和风险状态下能否进行科学决策的一次检验.为了尽快阻止风险升高、危机蔓延,亟需领导者对诸多不确定性和高危险性因素进行紧急处置,针对突发事件做出科学、合理、快速的应急决策.对此,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不但要具备正常状态下常规决策的本领,而且要练就特殊状态下应急决策的真功夫,包括信息获取与事态研判、依法决策与专业决策、方案抉择与权变应变的本领.要扭转危机治理的被动局面,必须有针对性的改进决策机制,提升领导干部在逆境中的决策能力和水平,以便更为科学有效地应对危机和突发事件.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命题.行政体制起源于古希腊政体,尤其是在民主共和的政体中形成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和职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成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理论渊源;另一方面,它直接为巴黎公社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体制所继承.然而,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当代中国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行政体制改革发展的重大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作出了新阐释和新定位.

关于列宁民主集中制理论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一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创立与来源问题.列宁创立了民主集中制.正确理解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制之间的关系,应合理地解释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理论来源于并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制思想.二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名与实问题.不应从名词出发理解概念涵义、循名责实,而要从实际使用出发,理解民主集中制包含民主制和集中制两种制度,当代已发展为民主的过程和集中的过程不断相结合的一个制度.三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形态及其关系问题.列宁提出三种形态的民主集中制,即党组织、国家制度和经济管理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三者间存在密切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空想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开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设计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矢志不渝地推翻旧世界与建立新社会,体现了空想社会主义对人类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

列宁十分关注"集中"的问题,在他一生的著述中曾作出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涵盖了经济、政治、党的建设各领域.在经济领域,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集中不但决定了工人阶级的性质和特点,而且决定了工人阶级的成长和成熟,工人阶级大规模的集中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为社会主义作了最完备的物质准备.适应着工业大生产的规律,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实行集中管理.在政治领域,列宁坚持集中的政治立场,用集中的观点看民族问题,阐述了如何理解民族自决权和中央集权制与自治之间的关系.在党的建设领域,列宁为无产阶级政党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强调了集中、纪律以及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实行依规治党形成的党内法治,对国家法治发挥着重大作用.党内法治能够在国家法治中发挥作用,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治体制把党内法治和国家法治紧密地联系起来,让党内法治进入整个法治体系;党内法治对党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进而使党内法治在国家法治中发挥出四个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是党内法治对国家法治发挥作用的具体途径和通道.为此,必须采取三个主要举措.

列宁从走向社会、投身革命运动起,就关注到沙皇时代形式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并对沙皇政府盛行的形式主义进行尖锐的揭露抨击.列宁对革命队伍中发生的关于形式主义的争论以及怎样认识看待形式主义的问题也做出深刻、正确的分析.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形式主义的现象后,列宁作出了直言不讳、毫不留情的批评.列宁反对形式主义的论述与实践历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有益的启示,有助于当前我们深入开展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