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保险财政学与社会福利财政过程理论视角出发,以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性质、目标、功能作用与地位为主题,综合运用文献梳理、理论建构、政策分析和描述统计等方法,以1998-2017年20年间全国参保人口结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支出、当年结余、累计结余,个人账户基金与统筹基金结余状况,基金结余结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制度缺陷.最后,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提出将碎片化"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战略升级为全民性、统一性"社会健康保险体系"等政策建议.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社会健康保险财政与健康财政学理论体系、制度,已成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迫切需要.本文从人类需要、国家目的、财政职能和社会福利等理论视角出发,界定社会健康保险财政学概念框架、内涵外延和主要构成要素,确定社会健康保险财政学研究范围、内容、重点与优先领域.在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应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向全民"社会健康保险"财政制度战略转型,为全民健康福利、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现代健康财政制度典范.

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体现在具有社会性、时代性、引领性和全民参与性,既是直接服务的提供者,也是项目组织者和协调者,能够广泛地凝聚社会力量,促进公民参与,进行跨部门、跨领域合作,起到黏合剂的作用.这些优势和作用对于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社会福利是指幸福、美好的社会生活状态.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服务、住房与家庭、义务教育、医疗健康照顾服务六个亚社会服务体系组成,是世界各国通行的社会制度安排.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共识"政治建构基础上,普遍建立"社会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制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制度建设障碍是传统价值理念、理论视角与体制机制.中国"社会福利共识"政治建构与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建设目标主、客观条件已成熟.实现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目标的最优制度路径是:由"市场社会主义"转为"福利社会主义".幸福、美好和高质量社会生活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福利化制度的优越性.

英国社会福利哲学家、英国和当代世界社会福利理论和社会政策奠基人——蒂特马斯(Richard M.Titmuss,1907-1973)利用为 R.H.托尼(R.H.Tawney,1880-1962)《平等》一书 1964年版撰写前言的机会,以平等主义价值观为核心,利用纵向历史和英美比较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和历史地分析现代工业社会,尤其是经济增长模式对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和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产生的广泛多样影响.

2018年民政部儿童福利司成立,标志中国现代、普惠性儿童福利时代来临.本文以国家福利责任和社会福利制度理论视角,界定儿童福利观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制度灵魂角色,论述儿童观、现代儿童观、儿童福利观、现代儿童福利观和家庭福利观之间的关系,描述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观和儿童福利制度范围内容、层次结构,探讨现代儿童福利、家庭福利观与现代儿童福利、家庭福利制度建设之间的内在制度逻辑.中国特色、现代、普惠、广义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和关键之举是:重构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观和家庭福利观,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制度建设的福利责任主体是国家;现代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主要制度途径是国家为本的政治责任与政治机制;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服务制度体系建设的优先领域与战略重点是以现代家庭福利服务为基础的现代儿童福利服务制度.

1921年9月15—22日,新协和医学院开幕典礼具有划时代、里程碑、国际性、多样性的中国和世界历史意义,既标志中国现代西医教育和西医临床诊疗服务开端,又标志中国现代医院与医务、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建设元年,拉开中国现代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建设百年历史序幕.本文从制度社会史和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利用文献回顾、历史-比较研究、内容分析和理论建构等方法,首次将1921—2021年百年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其中,1840—1920年是西医传入和医疗慈善、医疗救助和健康公益时期;1921—1949年是现代医院与医务、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奠基并迅猛发展时期;1950—1977年是社会学与专业社会工作实务中断停止、销声匿迹时期;1978—2021年是中国现代医院与医务、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恢复重建、结构转型、全面发展,社会工作专业重新专业化、理论化、政策化、本土化和制度化的时期.每个历史时期均具有若干鲜明和突出的时代特征.目的是清晰描绘中国现代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建设百年历史变迁的总体图画.更重要的是,本文首次分析中国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发展影响因素与社会成因,首次全面、系统、历史、客观地总结中国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百年历史经验、教训和客观规律,旨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为健康中国、法治中国和福利中国制度建设,为满足全民性、普惠性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专业社工实务体系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智慧、规律.

2021年是中国和全球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里程碑和全球性意义的一年. 全球抗疫曙光初现,胜利在望,全球化社会相互依赖程度显著提高,世界各国健康福利外交,全球社会政策与全球健康福利时代来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人类共识与全球目标.

目前中国婚姻家庭生活处于前所未有的全面性、系统性、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危机和困境中,中国现代家庭福利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基础、最重要、最核心和最关键的制度目标.本文简述现代家庭生活福利政策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原理,系统回顾家庭福利研究状况,分析现代家庭福利生活制度目标体系.首次区分由间接性与直接性两类体系、房屋和经济收入两种物质基础、性生活与生育两个社会前提、工作与家庭生活两种社会生活、积极性与消极性两类家庭照顾负担组成的现代家庭福利服务体系.侧重如何健全中国现代家庭福利制度国家行动战略,首次提出构建积极性家庭福利政策、创设家庭福利司、创立家庭福利遗嘱信托基金、编制《中国现代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全国普设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等12类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深刻影响中国与全球社会治理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家庭社区防控成为抗疫基础、关键、核心和主战场,进而引发了家庭、社区健康社会工作议题.继欧美"社区发展、社会计划、社会行动和社区照顾"实务模式后,中国首创了"个人家庭与社区健康社会工作实务"范式.但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社区健康服务体系仍较薄弱,家庭、社区健康社会服务仍显不足.为推进健康中国制度建设,建议政府聚焦家庭与社区健康社工实务体系中的预防性与发展性服务等12类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变为"个体执业家庭医生";将家庭与社区作为健康中国制度建设战略重点;普及健康促进,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制定基层卫生机构"提质扩容"计划;完善家庭、社区"医学化"服务体系建设;创建"中国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者学会",为健康中国、福利中国和美好生活需要满足奠定健康公民、健康家庭、健康社区、健康社会等现代健康社会制度基础.

该文①是英国和世界社会政策创始人与现代社会福利理论奠基人蒂特马斯的经典文献之一.在欧洲"福利国家"处于鼎盛和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福利私营化,尤其是在社会高度工业化、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国家与社会变得日益富裕的背景下,作者从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视角,聚焦政府在现代社会福利中的地位、功能、角色与作用议题,运用英国和美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围绕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成本和诸多社会问题,如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耻辱污名、贫困、不自由、冲突暴力、负所得税和社会成本量化测量,深刻分析和彻底批判自由主义有关竞争性私人市场的若干假设,尤其是经济学中长期盛行的"乐观性的自动化模型",总结和指出英美社会现存若干严重的思想认识误区,充分论证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需要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而且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发挥作用越大"的客观发展规律与基本方向,明确阐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经济增长与社会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首次提出社会政策目标和社会发展方向是"由贫穷转变为不平等,由特定项目转变为整合社会权利,由经济增长转变为社会增长"的战略转型,历史意义深远.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推动了现代健康财政福利财政制度建设.本文分析了健康福利财政制度史,首次将中国健康福利财政制度建设历史划分为1949-1977年、1978-1993年、1994-1999年、2001-2011年、2012-2020年五个发展阶段,概括每个阶的段时代特征,简述现代健康福利财政制度建设的福利理论基础.

中国由"医疗政治学"向"健康政治学"升级条件成熟;医疗政治学向健康政治学转型的理论基础是由"健康经济学"转为"健康财政学";健康福利财政学和健康福利财政制度建设是国家健康权力治理体系现代化最主要制度路径.使用文献回顾、理论建构等方法,运用政治学和健康福利理论,界定健康政治学含义、范围内容与层次结构,区分医疗政治学与健康政治学范式多种差异,聚焦国家政治权力、行政权威与医生专业权力、专业权威间关系议题,构建健康国家、健康社会、健康公民和健康生活方式,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与健康服务体系现代化目标,为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健康福利共同体奠定健康福利财政制度化基础,提高全民健康社会福利制度质量.

该文①是英国和世界社会政策创始人与现代社会福利理论奠基人蒂特马斯的经典文献之一.作者针对英美社会福利私营化与市场化的现实状况,尤其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四个潜在假设,从社会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角度出发,主要介绍私营养老金与医疗照顾服务这两个领域的典型案例,以选择自由和所谓"福利国家"增进人们的选择为主题,全面、深刻、系统、历史地批判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私营化与市场化的诸多弊端和明显社会局限性,大力弘扬社会公正价值观,高举福利理论旗帜,福利哲学思想深刻.该文的主要观点对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服务、住房与家庭、义务教育、医疗健康照顾服务共六个亚体系组成.社会福利服务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最基础和最关键的部分.国家福利性质、公民法定权利、以长期照顾依赖和弱势群体为主,去商品化服务、国家福利财政,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为主要服务人员等制度特征明显.因政治本质属性,儿童与家庭福利服务处于国家福利服务体系基础和最高层次.福利服务国家性主要体现为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去商品化"服务状况最能反映国家福利责任承担状况.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一体化背景下,社会福利立法、以公民权利保护为基础福利服务和社会福利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战略重点和优先领域.最重要的是,现代、"中性"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最基本制度和本质要求,又是现代、开放、多元、民主、高风险社会最佳的社会安全阀和社会稳定器;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佳的制度体现.

2018年民政部首次设置"儿童福利司",标志着中国现代普惠性儿童福利时代的来临.构建中国现代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也应成为国家福利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现代儿童福利服务体系泛指国家与社会确保所有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制度安排的总和.中国传统民政型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以狭义、少数孤残儿童和福利机构养育为主要特征;中国现代化、社会性、国家性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则以广义、普惠和家庭福利为主要特征.建议尽快制定《儿童福利法》,组建"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机构",加强儿童福利财政投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更名《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为《中国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纲要》,壮大儿童和家庭社会工作队伍,创建中国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研究会等.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已经成为2020年全球影响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通过抗击新冠疫情,中国既向世界清晰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鲜明制度优势,又典型反映中国医药健康体制改革、健康中国建设和医疗健康政策性质、目标导向等若干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问题.中国应充分利用这次疫情经验教训,变国家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为中国现代健康照顾服务制度建设战略机遇,尊重现代健康照顾服务制度客观规律,妥善处理国家行政权威与医生专业权威间关系,构建现代健康照顾制度,为全民由"生活医疗化"向"健康化"战略转型,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增进人类健康福祉贡献中国智慧.

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现代健康照顾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战略地位,社会福利财政学、全球公共卫生财政学等议题应运而生.本文从社会福利和财政学理论视角,界定了福利财政学概念涵义、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阐述了福利财政学范围内容与层次结构,分析了健康财政与福利财政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现代社会福利财政制度结构,确定了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优先领域与战略重点,为健康中国、福利中国建设奠定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基础.

China has become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aging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Thus, a major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problem confronted by China is how to actively cope 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ensure tha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elderly people spend their remaining years in comfor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ging problem in China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content analysis,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 a policy comparison study, and welfare theory building.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 such as political philosophy, government function orientation, modernization, social division of social welfare responsibilties, and the quality theory of system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first divides the period from 1949 to 2015 into fou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eriods for the welfar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systematically sorting the scope and contents of policy and regulation frameworks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vicissitude track of priority field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econdly,the study first proposes and discusses 10 core issues of modern welfare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the elderly. Three, The theme and the key point of the paper is to closely focus on the basic theories and policy issues of welfar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elderly,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existing structural defects and systematic deficiencies of the welfare policy and regulation framework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and to summariz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lfar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The aims are to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describe the overall trends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welfare policies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scientifically summarize and extract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forge and bring forward several policy issues of basic theories emerg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welfare policies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and thus highlight the issues with quality standards of welfare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the elderly. Finally, The basic finding and conclusion is the historical modes of welfar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are presented as typical individual cases, in which the formal system construction mode and substantial system construction mode are clearly distinguished; the connotation, denotation, scope, content, and measurable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quality of the welfare system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are theoretically established; and a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the modern welfare system mode in the framework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is proposed. The stud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aliza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terms of welfare, the dream of a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romotion of world peac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wisdom.

2016年10月28日,民政部等16个部委首次发布国家级《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标志中国社区多元主体广泛参与,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机制初现雏形,2016年成为中国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福利体系建设元年.社区是社会科学最常用和最核心的基本概念之一,同时也是难以界定和充满争议的核心概念.综观欧美国家社区界定主要取向及其学术传统,社区概念界定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从社区活动客体和社区构成要素的角度客观界定社区.二是从社区活动主体和社区建构角度主观建构社区.在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处境下,传统的客体性社区界定存在诸多无法回避的局限性,主体性社区建构方法为界定社区和理解社区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最后,简要讨论社区的主观建构对解读当代中国城乡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区、社区治理和推动社区福利运动、社区政策与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政策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