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情节发展是西方文学批评的传统关注点,国内的叙事研究也一直围绕情节、人物、背景等要素展开.申丹首次在叙事研究中提出"双重叙事进程"的理论,打破了这一叙事中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传统,受到了国际叙事学界的关注.本文阐述了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的发展过程,理论内涵,该理论与诸多类似理论概念的区分,以及这一理论对叙事学、文体学、翻译学等诸学科的贡献,以期引起国内文学批评界对这一理论的更多关注、应用及评论,促使其在批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当代中国的音乐民族志书写经历了从音乐民族志作者单声部发声到民族志多元主体发声的历程.传统音乐民族志书写建立在主体性范式基础之上,民族志作者在书写中处于支配地位,往往导致自我中心化倾向,面临真实性遭质疑和价值性被遮蔽两方面困境;主体间性理论视阈下的实验音乐民族志试图以"多声部""复调式"对话的书写方式在理解过程中达到主体间的视阈融合,具有一定进步性,但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认识论的桎梏.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提示对音乐文化主体差异性与"为他者"的伦理责任的关注,构筑了基于差异性的主体伦理共生体,旨在实现最终指向"和而不同"的公共性的音乐民族志书写.
作为技术与文化联姻的产物,网络空间文化的精神特质是由技术与文化共同锻造.在数字社会,"以数赋能""以数赋智""以数赋值"成为网络空间文化"科技+文化+商业"新格局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数字社会的深度变革使得我国网络空间文化培育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面对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勾连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网络空间文化的指引、算法风险的工具理性掣肘网络空间文化价值理性的建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攻势侵蚀网络空间文化安全之基等挑战,如何加强数字社会下网络空间文化的培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迎接数字时代的重要节点上,基于数字社会的视域考察网络空间文化的新表征,剖析网络空间文化培育的现实挑战,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大数据智能媒体融合为创新动力、以人民至上为价值遵循的网络空间文化培育的路径,对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真正的人类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之时,正值其思想的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之际,故而,其早期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也是随其思想和实践的转变而发展、演变的.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主要阐述了三个社会概念:市民社会、私有制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从经济、现实关系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剖析和对私有制社会进行超越是建立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唯物主义基点,因此,马克思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哲学线索要在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剖析中去寻找,实践路径是无产阶级专政,深层路线线索并引导其走向科学的便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逻辑.
售后回租是近年来兴起的信贷形式,裁判实践多将其认定为融资租赁或分期付款买卖,亦存在大量实为借贷的情形.理论上分别以所有权和担保权构造解释售后回租.售后回租乃无名合同,当其具有担保功能时,售后回租系独立的担保物权类型.应当借助避法行为理论,令售后回租在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担保观间实现平衡.售后回租担保权的设立依赖于有效的售后回租合同、承租人的处分权,以及担保功能的具备.其中,售后回租担保功能的识别无法以让与担保为参照,应借鉴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担保不违反物权法定,应遵守公示要件、权利竞存与延伸的担保强行法,但不适用超级优先权规则.同时,售后回租的实现可规避流质禁止和私力救济禁止.
20世纪初期,发韧于欧美的大学导师制被引入中国,成为当时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期间,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大学导师制经历了由院校自主模式至政府导向模式的中国化历程,其外延与内涵逐渐发生适应性转变,由仿效西方逐步过渡到以本土化为核心,从而转化为具有本土特质的大学制度,并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突出影响.该时期大学导师制中国化的历程,作为近代域外高等教育经验在中国移植与转化的一个缩影,不仅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对域外经验学习借鉴、主动改造乃至实现本土化的演进规律,亦对当前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兼有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青年学生及时准确了解世情、国情、党情的核心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新时代高校着力讲好"形势与政策"课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课程目标,不仅要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个层面阐明"讲道理"本质在"形势与政策"课中的鲜明体现与重要作用;而且要立足讲深国内国际大局形势、讲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活新时代的中国精神三个层面,坚持把握"审时度势与激浊扬清相统一、个体关切与舆论引导相统一、理论灌输与实践引领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推动"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实践旨归,打造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想政治理论"金课".
踔厉奋发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时代踔厉奋发的精神内涵主要包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着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担当精神,战胜新困难新挑战的拼搏精神,团结奋斗的进取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发扬踔厉奋发精神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历史自信,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持敢于斗争.
协同治理是流域环境治理公共性扩散的内生语义与实践逻辑,既有研究强调协同治理之于流域生态治理正当性的应然价值,缺乏对协同模式及其内隐机理的系统考察.协同势差是对现有流域生态治理模式的一种理论反思,概括了部分地方政府依托优势位阶持续且稳定地获取优质资源进而引致"伪协同"现象的潜在肇因.基于协同势差视角,流域生态治理的"伪协同"乱象遵循着"分锅"避责驱动下的"非强制性"协同逻辑、制度衔接"碎片化"的实践逻辑、多任务多目标考核背景下的"达标式"回应逻辑以及行政资源"漏斗"效应下的分事逻辑.结合长三角水污染联防联控实践可以发现,协同势差可具体演化为"法治结构与治理体系"权衡下的交互难所诱发的利益势差、"府际网络与社群系统"协商下的耦合难所造就的主体势差和"资源归集与智慧赋能"接续下的桥接难所缔造的信息势差.就此而言,破解流域生态治理"伪协同"困境,亟须以国家自主性嵌入为准绳、以基层党建牵引为靶向、以平台型政府搭建为鹄的,构建基于"利益—主体—信息"的协同治理界面整合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的这种基础性作用也包括对共同富裕的基础性作用.富裕不仅仅是收入水平提高,更是由收入而达成需求的更多满足,离不开高质量消费,需要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过程理解共同富裕.当前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更多还处在收入分配阶段,没有充分进入消费阶段;还在条件阶段,没有进入实现阶段;更重在研究共同富裕的方式、手段,较少研究共同富裕的内容、目标.富裕概念有其传统起源和现代背景,内涵演化的逻辑清晰,包括由"富有"到"富有兼富用"、由生产资料到"生产资料兼生活资料"、由生产系统到消费系统.借鉴需求层次理论,可发现富裕的消费实现包括富裕的生理消费实现、快乐消费实现、保障消费实现、安全消费实现、健康消费实现、社交消费实现、自我消费实现等过程.消费具有消费"富"经济、消费实现"富裕"、消费再创"富裕"、消费共同"富裕"等富裕内涵.当前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消费抓手还比较薄弱,要强化认识,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共同富裕.
湖南持续推进"一江一湖四水"系统联治是跨流域、跨行政区域的流域治理重大课题,关系到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意图能否顺利实现,是"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根本之策.在深入探讨"一江一湖四水"系统联治的要素结构及其运行机理的基础上,对"一江一湖四水"治理现状进行总体评估,提出了湖南持续推进"一江一湖四水"系统联治对策建议.
数据治理是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腐败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在反腐领域引入并重视数据治理对提高反腐败效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厘清数据治理对一般公共部门赋能的基础上,结合反腐机构的特殊性构建反腐数据治理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反腐数据治理的实践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出数据治理赋能反腐机构存在的问题,包括大数据应用的支撑条件不足导致数据监督模式不完善、大数据的高速性与人的有限性导致执纪工作不连贯、大数据发展的不充分导致数据决策模式尚未形成.为此,应当进一步健全数据监督的支撑条件,完善数据监督模式;强化技术研发与制度建设,促进执纪工作的连贯性;构建数据技术辅助反腐决策机制,提高数据技术的应用层次.
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首先,从理论维度来看,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均贫富、天下为公等共同富裕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共同富裕构想的扬弃,更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彼此互动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在新时代的具体实践;其次,从现实维度来看,需要对现有基础与现实挑战作出双重追问,既要把握机遇,充分认识已具备的有利条件,更要洞悉现实挑战,包括外部环境呈现新的复杂变化、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经济发展转型伴随种种阵痛、农村共同富裕任重道远,等等;再次,从路径维度来看,需要对实现路径加以优化,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治本之策和攻坚之道,即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根本路径),在文化建设中厚植共同富裕的思想和能力基础(治本之策),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缩小隐性差距(攻坚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资本作用,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内在需要商品生产与交换由物质生产部门拓展到非物质生产部门、资本由物质生产部门进入非物质生产部门(如服务和文化旅游体育产业等等),也就必然要求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区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程度提高,他们的需要由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内在需要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作出相应的调整.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的所有制形式创新,有利于剩余劳动转化为必要劳动.超额剩余价值形成和归属问题的探索,为激发资本所有者增加和创新使用资本的积极性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学界对新自由主义批判呈现为政治权力、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等众多维度.哈维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之独特性在于,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晚期资本主义如何以"增进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为名义,进行剥夺性积累和统治阶级上层力量的重建.哈维的理论及其视角不仅对于我们现阶段深化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夯实理论基础、厘清价值旨趣,并从空间视角推动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有着积极的学理启示.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法律保障,梳理我国环境犯罪研究脉络与研究重点对后续理论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1992--2022年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614篇刊载于核心期刊的环境犯罪研究论文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与可视化技术,运用作者关键词耦合分析、关键词聚类、关键词突现等方法,对样本数据的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了分析处理,得出了时段内国内环境犯罪研究现状、重点与发展脉络.结果表明,国内环境犯罪研究经历了明显的三个阶段;环境犯罪研究存在核心作者群,研究主题趋于集中,但作者间的合作程度较低,研究机构集中于高校,实务部门的参与程度较低;环境犯罪研究的热点与重点主题,集中于环境犯罪的基础理论研究与犯罪治理对策研究,这与国内刑法学研究范式基本一致.
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并且明确指出,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人才支撑的科学内涵是: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才支撑的理论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历史逻辑是对党的百年人才工作经验的总结和规律的揭示;现实逻辑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人才支撑的实践路径是: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加强人才国际交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文章基于北京大学数字乡村指数和中国县域经济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并且相比基础设施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经济数字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显示,相比低收入县域和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高收入县域和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即数字乡村建设会拉大县际和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溢出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县域之间.
文章分析了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并就如何改进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提出可行性建议.首先,基于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从供给、环境和需求三个维度分析研究灵活就业人员医保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然后对具体条款进行编码和政策工具频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一共纳入的17份中央层面政策文本中供给面、环境面、需求面政策工具分别占比33.33％、48.89％、17.78％.分析认为,供给面政策工具中的基础设施和资金投入使用不够,需要细化供给面政策工具,扩大医保资金来源和加快医保基础设施建设;环境面政策工具比例分配不均衡,需建立健全医疗保险服务监督机制,完善制度保障;需求面政策工具需优化,要发挥政策激励作用,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加强医保的信息化建设.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东方主战场地位,一直是西方史学界无视或者刻意回避的重要学术问题,在他们的话语建构当中,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不大,中国战场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东方战场在绝大多数西方史学论著中失语、失声.西方史学界之所以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东方主战场地位,主要原因是西方史学界始终秉持"欧洲中心说",以强烈的文明优越感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除此之外,我们自身话语体系不够严谨周密也影响了东方主战场话语体系的建构.为改变这种状态,必须从建立科学严谨的战争贡献评判体系入手,提升在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