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ystemic risk taken on by the banking system is one of the main concerns of the market regarding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on the systemic risk taken on by the banking system using monthly data from 16 listed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0.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primarily based on the MLF（ 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 has not led to excessive systemic risk taken on by the banks in China, but instead has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systemic risk, indicating that the current prudent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is appropriate. However, the SLF（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 and PSL（Policy-based Support Loan） do not have this effect.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issue, the article uses the LPR（Loan Prime Rate） refor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verify the robustness of the conclusion, and it remains significant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policy and shock influences. Finally, the study analyzes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ket operating environment, regulatory pressure, and risk management.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on systemic risk in the banking system has been analyzed,which helps to address market concerns and questions about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我国对金融领域做出了高水平的承诺,这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高质量推动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不仅有助于打通国际国内双循环,也有利于实现我国金融机构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本文采用TC、RCA、MS指数对RCEP主要成员国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测算,进而基于钻石模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考察影响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因素.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劣势,缺乏竞争力;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在RCEP发展中国家处于整体领先地位;多数RCEP成员国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在近十年里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我国的增长速度最为明显;固定宽带订阅、高等教育入学率、城市化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上市公司数、货物贸易出口额、服务贸易出口额、商业银行分布、非居民专利申请数、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均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有正向推动,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汇率与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呈负相关关系.对此,围绕提升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建议.
在经济新常态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如何在汇率制度改革与对外贸易上寻求均衡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就业、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究出口贸易对中国人均GDP的贡献程度,并以出口为间接指标综合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人均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人民币贬值一个单位会引起出口增加约0.72个单位;出口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收入约增加2.52个百分点.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房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保障模式和创新工具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社会的关注.该种养老模式有助于缓解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以及生活质量,在许多发达国家也有成熟的运行体系.梳理比较了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以房养老运行模式和相关优惠政策及法规,在借鉴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推进以房养老提出政策建议.
<正>一、廉租房建设引入REITs的可行性廉租房是保障性住房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建设的主要困难来自资金压力。由于廉租房开发贷款的回收期长,资金周转速度慢,直接制约了廉租房持续开发的规模与速度。REITs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产品可以为廉租房建设提
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作为重要的证券化产品创新,有效的解决了单笔房地产投资规模巨大、产权不易分割、交易繁琐等弊端,成为房地产持有者与相关证券投资者共同的选择。本文以房地产投资组合的运行机理为依托,比较了REITs投资于不同物业类型的优劣势,并进而以天津房地产市场开发及运行情况为例对REITs投资方向与围度定位。
近年来,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房地产泡沫、不良资产和流动性不足等问题也越来越引起政府以及金融界的关注,资产证券化正被纳入立法程序,而作为房地产证券化的先头产品——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渐渐浮出水面,被金融界所广泛研究。本文通过对REITs产品的介绍和对天津市房地产融资渠道的整体分析,提出了在天津发展REITs的制度障碍及改进措施。
REITs是一种全新的房地产金融产品,它可以部分缓解房地产行业资金紧张的局面。天津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已基本具备推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条件。但是目前在制度层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国内首只REITs的雏形在天津推出,这将有助于相关制度的完善。
本文就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合作应从贸易结构的转变开始,从扩大货币互换规模以及汇率合作等方面进入,通过平行货币的过渡,进而推动亚洲货币单位的建立与使用,这是当前较为可行的合作路径.
现代商业银行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对风险实施有效监管方面。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识别、测量风险是一必要前提。操作风险因其造成损失的规模巨大引起了银行界的普遍重视。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就操作风险的测度提出了一些建议。银行应结合这些建议采用符合银行实际的监管手段对操作风险予以管理。
<正>目前,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在操作层面出现了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问题上的乏力以及“穷人帮助富人”的社会不公平现象。解决的途径就是要尽快建立起公积金使用中的配贷机制以及补偿机制。
商业抵押担保证券(CMBS)在全球的不动产金融市场发展迅速,所占份额逐年扩大。作为新兴的不动产融资工具,CMBS具有发行价格低、流动性强、释放商业不动产价值等众多优点。中国目前的商业不动产正处于快速扩张期,市场对资金量的需求巨大。若金融机构扩大对其放贷规模,则发行CMBS将成为分散风险的有效工具。本文对该金融品种在中国的发展要素予以分析并得出结论: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框架,对合约标准化问题展开研究是推进CMBS的前提基础。
国际贸易中,信用证是主要的资金结算方式之一,因其具有开证行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信用证独立于贸易合同等特点而为广大进出口商所青睐.在实务操作层面,涉及信用证的规范性文件是UCP500(UCP600有望于2007年7月1日生效)以及国际商会关于若干询问的解释意见.虽然在法庭诉讼中,间接参考国际商会的建议,但裁定的依据仍然是UCP500.
REITs是一种全新的房地产金融产品,它可以部分缓解房地产行业资金紧张的局面。天津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已基本具备推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条件,国内首只REITs的雏形已在天津推出。本文就目前在制度层面存在的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行讨论并提出改进建议。
我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这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很好地释放压力,住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将遇到新的难题.积极推动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可以有效地解决银行贷款风险分散、为投资者开拓新的投融资渠道等问题.我国目前推进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尚存在一些障碍,消除这些障碍需要从法律制度的建设、会计制度的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培育等诸多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