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人们习惯于以价值先设的立场审视韩非与法家,因此在民主价值的映照下,韩非被视为专制的设计者与辩护师.作为民主政治的对立面,韩非因之遭到否定.这是一种需要矫正的思路.在韩非时代,挣脱血缘关系的社会结构变化,催生了政治的独立价值,这是一种站在今人的民主价值立场上无法理解的政治史事实.以规范与操作替代价值与事实的关联分析框架,可更好理解韩非的操作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敏锐感超迈同时代思想家,让操作化政治在理论上得以完型.但因为韩非未能同时将操作化政治所必需的规范论证凸显出来,故存在弱化规范以凸显操作的限度.而这正是在古典社会中儒家与法家互补的理由,也是在现代处境中,法家政治思想再阐释需要补足的理论缺失.

审视"现代",存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基本进路.人文科学不仅与"现代"同时发生或出场,也成为论及"现代"蔚为大观的学术体系.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是一种倾向于事实描述、比较分析、总体肯定的进路;社会科学中的实证方法,一方面力图给人们展示一幅真实且准确的现代画面,另一方面则仿照自然科学对现代进行数学化或数字化的描述分析.两者相依而立,分别促成了社会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大理论与小理论传统."现代"的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的利弊相伴而生.仅就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眼光来看,需要合理校正与反思超越.藉此,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眼光,不仅促使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视界融合,而且促使社会科学再次与人文科学进路接榫.

现代国家的行政权或执行权,主要由依法行政的制度框架所规范,并运行于科层制之中.如果行政执行缺乏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智慧保障,其执行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为了保证行政执行的效率与效益,行政权必须达到相宜的智力与智慧水平.以科层制所具有的六大特点和三大缺陷而论,现代国家是保有起码的行政智慧的.然而,行政睿智可遇不可求;行政失智在不同程度上常常浮现.在人们的行政执行体验中,常常会遭遇范围大小、程度深浅不同的行政失智;但行政执行的必不可少,总是促使人们在触底上扬的状态中寻求行政改良的通道.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人控制机器的定势出现了动摇.ChatGPT4更是让这一点突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一款语言模型,目前在迅速升级之中.引起人们紧张思考的不是它的技术性功能,而是它的"逃逸".这是机器具有某种思想判断力的表现.这一语言模型可以通过图灵测试、在考试中获取高分.因此此前对人类所做的以语言表达思想的高等动物的定义,似乎面临被推翻的危险.由此可以理解各界上千名人公开倡议减缓这款语言模型的进化训练速度,以便评估它可能带来的、尚无法预期的巨大风险的做法.回顾人机关系演化的漫长历史,人类从自信地利用和控制机器来提高生产效率、满足人的需要的人机顺置关系,发展到当下人类疑惧人机关系的倒置,即机器会不会反过来控制人的状态,催促人类应急性地思考,人机关系真像人类所自负的那样让机器一直处在人的控制之下吗?人机的合宜关系如何确立,又如何有效加以建构?即刻给出的答案也许显得仓促了,但勾画一个大致的轮廓,则是人类进一步开发人工智能必须要做的工作.

技术正在展现其关乎人类前景的结构性突破面相,人机、生死、人神的某种合一,不再被视为狂想.人的增强,也就是人的自然能力的惊人突破,使人具备类似于机器或神仙的那种能力的前景,让建立在人的自然生理与能力差异基础上的精英政治,在建构逻辑上受到严峻挑战.在一个人人都可能因技术突破而成为超能力精英的情况下,几乎一直畅通无阻的精英政治的既定框架殊难维持,一个面临技术驱动的普遍强人政治时代会因此降临吗?下出断语的根据尚不足够.但可能的走向似乎呈现出来:如果将人的体能、智能、技能与领袖能力均值化,精英政治彻底转变成无差别的人的政治便是必然;如果人类增强技术仍然无法抹平人的差异,精英政治就会以弱的形式长期持存:以一种新型的普遍强人政治将精英政治改头换面保持下去.

理解政治协商,需要从民主发展的悠久历史着眼.在人类政治组织创生阶段,采用的就是民主制度.在原始民主制中,初步尝试的政治协商,成为人类议决政治事务的基本方式.中经君主专制的政治组织模式,但最终人类的政治模式归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也是一种基于协商的政制形式.两者的差别在于,原始民主是一种成员获得当然政治资格情况下广义的公共事务协商;现代民主则是在成员资格法定的情况下,对重要政治事务展开的协商.两者间的协商属性确有差异,但政治协商的成员间平等相待、一同处置共同体重要决策与事务的特质完全相同.随着政治协商现代属性的彰显,"为政治而协商"与"为事务而协商"逐渐分流发展,呈现出政治协商的民主类型所独有的现代特质.

在比较的框架中定位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在理解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把握其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发端处,中国现代化起自传统与现代对比而来的发奋追赶,在发展中,中国现代化一直在以学习来推动现代化,以"他者""强者"的经验来带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道路应当避免陷入捍卫"传统"与全盘西化两种极端,应归纳总结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以完整的现代化方案引导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普遍趋势与国家主体性之间,准确定位现代化的目标模式.

在文明的框架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指引的基本方向.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在划分出文明与野蛮界限的基础上,拓展文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促使文明发展划出古今的界限,升华文明发展的总体层次.对中国而言,在其历史发源阶段,就在全球范围内率先突破野蛮、突进文明.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也长期处在领先的位置.在近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受到局限."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则内涵着接受、转化并创制现代文明的丰富含义.在文明持续发展的进路上,"中国式现代化"所确立的中华民族复兴,以及有贡献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两个目标,既是对现代文明的接引,又是对人类文明的推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的平台上可以得到肯定的基本理由.

"中国式现代化"自然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的现代化.因为这一国家背景的设定,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在传统的"天下"体系中得以定位,而只能将其置入现代的"世界"体系中予以理解.在"现代"世界中,各国处于一个激烈竞争的现代化局面中.一个国家能不能实现现代化,是关系到它在世界体系中能否存续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品质高低,是影响它能否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它在自身与世界之间自我界定、自我提升,并与世界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再绘国家蓝图的一种尝试,它在更大程度上以世界看中国,超越了传统的以中国看世界的框架,从而对中国在万国之中的国家定位、在万国竞争中的国家处境与国家未来预期目标作出了重新厘定.它既展现了中国以自己的现代化刷新人类文明的雄心壮志,也再度确认了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世界"框架中的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目标.

“Chinese modernization”is a new proposition, which is not only a summary of the current mod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ut also a Chinese achievement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modernization history for five hundred years.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can only be found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history.Th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shows highly related social links, which constitute the complexity and centrality clue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Only in the macro historical clue of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 can we understand the micro history of“Chinese modernization”.The driving force of“Chinese modernization”can only be identified in the country structure chart of modern world history.“Chinese modernization”must be a composite structure of the modernized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But the world modernization history does not mark“Chinese modernization”as an absolutely exceptional historical product, it restricts and defin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Chinese modernization”:the modernization is the upper featur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lower feature,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s defined by modernization as the national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e.

处在乱世之中的先秦法家,是最能展现"务为治者也"面相的诸子之一家.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以观念和行动互动为特征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以及以观念打动雄才大略的秦王的韩非,最后都偿付了性命代价.法家中观念与行动适配的商鞅,既具有观念上的穿透力,又具有行动上的决断力,也无法改变为社会变革牺牲的定势;法家中可谓纯粹只有观念的人物韩非,同样付出了生命才换来政治主张的实行.在古代,试图扭转社会政治大势,就是全面挑战既定秩序,推动者需要面对悲壮命运.

一直以来,现代知识体系之"中国议题",与中国学术界的关联程度相对有限.无论是从关于"中国"的基本概念、主要命题与大致结论来看,还是从对于中国研究作出的基本贡献、杰出学者层级以及研究范式观察,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都与西方国家和西方学者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是在中国国家处境发生结构性改变的情境下,中国学者亟欲改变的状况.此种改变之尝试,既需要中国学者坦然面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主要由西方学者设定的既成事实,也需要对于现代知识建构共识之前提条件的依循,更需要在可公度性的知识准则规训下之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检验.之于中国学界,有贡献于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是一个既定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路,实非坦途.

雅典民主制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与一般描述雅典民主的制度机制不同,《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着重凸显的是民主运作中的沟通问题.在民主的运作过程中,精英借助演讲艺术与大众沟通,从而说服大众同意精英们提出的政治议案、法庭辩护与生活倡议.这构成了重述雅典民主的一个重要面相.这一重述,拉近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距离,让人们不再觉得雅典民主是绝对的直接民主,而现代民主则是代议的间接民主.由于古今民主的运作都不可能让共同体成员悉数参与,故均存在实控权力的精英与普通成员(大众)之间的沟通问题.现代民主的沟通借助于大众传媒,古代民主依赖精英的演说术.但以和平沟通方式连接精英与大众,则是古今民主体制不同于集权专断体制的基本特征.

儒家的善性道德言说所持的是普遍主义立场.这种伦理理论建构,建立在人的道德心理类同性、必然性与永恒性的基础上:善性四端说,是人同此心强有力的普遍主义证明;善心广被或仁心仁政的连接机制,是人心同然的普遍化社会规则的鲜明呈现.儒家这一对人的高度同质化的哲学自觉,不仅是中国先秦时期诸家的趋同特点,也是轴心期世界主要文明体系的共同特征.这是"人"之作为"人类"降临的显著标志:不仅在人的根本特性上,于不同地域诞生的文明体系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突破,而且在如何组织人类的群体性活动的原则上有类的高度相似性.人心之所以同然,不是因为轴心期碰巧出现的、相同的人的觉醒,而是因为人类文化的创生者们共同意识到了"人是目的"的价值与功能.这是儒家善性道德的伦理学建构最为引人瞩目的世界贡献.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一直是人们讨论东方社会的热点.这一概念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它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它的"现代"处境会是如何,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在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颇有歧义的概念.但无论它是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独特的东方社会,都指向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表现的关系问题.对中国而言,"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应当用来解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而应当用来化解普遍论与例外论带来的发展张力.在现代化"中国道路"的解读上,既确认发展的普遍性质,又确证普遍原理与国情结合的特殊性,从而在普遍论与例外论的边际上,为中国的现代转变提供宽松的精神氛围与健全的理性指引.

家又一次成为一个学术热点.人们不仅将家视为中西思想分野的焦点,而且认为家构成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基本支点.因此,家似乎再次成为中国社会与国家重建的根本着力点.这样的论述,多建立在对家的哲学提纯上面:在古典意义上,家在社会领域是尊尊亲亲的伦理载体,在国家领域是博施济众的仁政依托;在现代意义上,家在社会领域是感情的寄托,在国家领域是亲民政治的依据.理想之家的超验哲学论述为其提供了正当性证明.但在经验之家中,这些提纯了的理想之家却与之发生显著疏离: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每一个体如何得到尊重,并以之维系家庭亲情,是一个严峻挑战;作为国家建构的家国同构原理,在现代初期已经被证明不可行,家国分立已经是一个现代基本原则.家的社会功能应受高度重视,家的国家功能应当自觉终结.

在19世纪,古代君主专制政制被现代大众民主政制所取代,民主政体开启了全球扩展的进程.从政体演变史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历时性时刻;从人类政治史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民主化过程.以全民选举、权力制衡与社会主导为构成要素的立宪民主,成为各类政体都认取的政治原则,这让民主具有了一种政治审美的特征,让非民主成了审丑的对象.各类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认取民主政体,一些国家以立宪民主建构为务,一些国家则努力建构超越立宪民主的可期待的理想民主.前者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共相,后者是后发国家的趋同选择,即以政治审美的方式接纳民主,但以民主缺陷为据而力求超越.一种理想的民主追求,展现在对立宪民主的批判与超越之中.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started with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China.However, the intellectual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 bega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Luo Rongqu Approach is indeed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ization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Luo Rongqu highlighted the one-dimensional and multi-lin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depicted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is a worldwide historical category, and showe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pects of modernization. He also established the transition baseline from Westernization to Modernization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ory research,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East Asian, especially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thus comprehensively presented the intellectual picture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is had been a breakthrough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which not only means that the dilemma of careful imitation had been broken through, but also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very type of research to form a unique awareness of problems and research approach in China.

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掌握国家治理中的节奏感都是十分重要的.现代国家都处在复杂局面之中,张弛有度的国家治理节奏,全面、深刻地影响国家前途与命运.在把握社会总体周期的基础上,处在复杂局面中的国家,应当因应于社会总体态势,或强化政策力度,提高政策张力,推进国家发展;或弱化政策进取,俾使社会休养生息,保障国家生机.如果在社会需要国家强化政策力度时反应迟缓,在社会需要国家弱化政策刚性时霸王硬上弓,那么,就会导致国家治理的张弛失度,让国家治理节奏紊乱,催生国家风险与危机.这让国家治理无法保持一种适应社会周期的力度变化:要么以过度的政策强度而摧毁国家治理的正常运转机制,要么以不及的政策而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率导致国家权力瘫痪.对中国而言,这点尤为紧要.

美国近期的政治极化现象引人瞩目.有人认为,这是美国衰落、衰颓的标志.极而言之,更有美国强势国运即将终了的看法.由此甚至引出了美国衰落、中国崛起的相形而在的结论.稍加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建立在误判基础上的.误判既有事实上的,也有理论上的.从两者关联的角度讲,美国今天的政治极化,是现代国家运行的政治周期性表现,而不是美国政治的终结性标志.至于由此引导出来的中美政治结论,就更是有因果疏离之嫌.如同所有现代国家一样,美国尚未走入穷途末路'但它确实遭遇了政治周期的低潮期、转型期,这是政治常态与极化从前一端点向后一端点的变化.走向可能有二:如能克服困难,那就会从极化重回常态,这是现代国家政治运转开放型周期的呈现;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呈现给世人一个漫长的衰颓曲线,但这不构成别国可取而代之的自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