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音系学研究领域已有不少经典论文和著作,van Oostendorp et al.(2011)所编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honology 便是集大成之作,但从历时角度对音系学理论做全面梳理,并介绍学科前沿和进展的工具书仍付阙如.《牛津历史音系学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由英国爱丁堡大学Patrick Honeybone教授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Joseph Salmons教授主编,2015年11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整合了历史音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以批判视角进行述评.该书作者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从方法、语料和理论等方面,对属于语言学最早分支之一的历史音系学的前沿领域、核心问题等做了详细阐述.全书分为六个部分,收录相关文章37篇.
人工智能这一使用计算机模拟人类智能表现的学科始终有着探索发现人类心智及语言能力的需求和愿望.人工智能发展的历程是机器语言与自然语言相互助益而又相互博弈的历程.人工智能以程序语言为工具,程序语言是人类自然语言的简化版本.在语言问题的探索上,语言学与人工智能两个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路径出发,推动了对于人类语言的认识.近几十年来计算机硬件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工智能成长为庞然大物.人工智能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它无处不在的技术和产品,而且也在于人工智能所倡导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当代语言学无疑会受到这一思潮的冲击,而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坚持搜集一手语料的研究初衷,并借助大数据思路和现代科学手段,结合生理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跨学科的探索思路,是语言学研究者今后需要关心和努力的方向.
高本汉是在汉语史、古音学、青铜器、古文字、先秦典籍、辞书编纂等领域成就卓著的汉学大师.杨树达是以旧学为根柢,同时熟谙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与理念的国学大师.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高本汉、杨树达两位在先秦典籍考订、汉语词源、殷周青铜器与古文字等领域有颇多相通的旨趣和成果,从相关的书信集、日记、传记、论著等学术史资料中,可以勾勒出两位"汉学"大师的文字交往与学术因缘,亦可将其视作民国时期中西学术交融汇通的佳例.
文章从讨论淳安威坪徽语的长元音及其古音来源入手,指出徽语(及部分浙南吴语)各方言的长元音可分作两类,一类是韵腹长化增生后滑音,即由早期的单元音韵母[i,u,y,(c)]等经过韵腹长化后增生了后滑音[(e),(e)],形成[i:(e),u:(e),(c):(e)](或直接写作[i(e),u(e),(ce)E])等韵母;另一类是介音长化后占位做韵腹,即由早期的后响复韵母[ie,ye,u(e)]经过介音长化,形成[i:e,y:e,u:(c)]等韵母.长元音韵母在元音长化过程儿乎都会体现出"变异"特征,即元音长化词汇为基本单位,比如来自早期[i]韵的部分字读[i:(e)],部分字读[ie]或仍读单韵母[i].正由于吴徽语长元音韵母的形成呈现出阶段性和变异性,所以它是一种晚起的语音现象,和中古以前的汉语或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没有直接的历史关系.
汉语(尤其是南方方言)中常见mu>m、ni/?i>n、?u>?等鼻音自成音节的现象,li>l、vu>v也不乏其例.音系结构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基于人类普遍的认知心理机制,但迄今尚缺少充分的研究.本文基于感知实验,通过单音节语音相似性判断、词汇判断、词汇核准三个任务考察了NV>N发生的心理机制,进而观察VN>N音变更支持语音相似的"音类感知合并"假说还是"发音动作弱化"假说.实验结果显示,感知语音相似性与发音动作弱化共同影响了自成音节化的语音及词汇加工,其中发音动作弱化是NV>N演变的主要心理动因,而感知相似性的作用不在于音类合并,而在于后词汇(post-lexical)的判断比较过程.
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他早年投身于包括汉字检索法、国语运动、汉语方言调查、中国古音学等语言文字方面的事业之中,所编《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饮誉中外.近来林语堂晚年致陈守荆的数百封书信公之于世,让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到林语堂晚年在辞书编纂方面的功业和诸多史实的细节.
中古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可以凭借的历史性资料, 内部材料包括《切韵》系韵书、音义类辞书、诗文押韵三大类, 外部材料主要是域外汉字音.文章对这些材料做了分类介绍, 并举例指出其在中古汉语音韵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暹罗馆译语》是明清以来四夷馆、会同馆等官方机构所编《华夷译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映的汉字对音材料可以作为明清汉语音韵、古泰文早期读音研究的重要参考.本文从版本源流、汉字对音所见音节结构特点、汉字对音所见汉语基础方言、相关史实钩稽等角度,对《暹罗馆译语》的已有研究进行了全面评述,并介绍了本文作者的相关见解.
结构分析方法可以用于讨论汉语从上古到中古、从中古到现代两个阶段里音节类型的结构性变化.文章从20世纪50年代由雅柯布森等人提出的“区别性特征”理论中锐钝、平降两项对立特征出发,用多项个案,指出了声母或介音锐钝对韵母元音的影响,降音性声母辅音对韵腹元音或介音由开变合的影响.由此说明结构成分分析法是探讨汉语音系演变的重要方法之一.
本文以明代常熟人孙楼编纂《吴音奇字》为考察对象,先从特征词角度说明了该书可以作为探讨明代以后常熟方言的重要资料;然后将该书与现代方言相比较,讨论了《吴音奇字》所见明代常熟方言的几个音韵特点,包括支微入虞、覃魂同韵、麻佳同韵、寒桓同韵和止合三知章精组字的读音等.
绝大多数方块壮字都包含汉字借音声旁,其壮语对音是了解晚期中古音的重要资料.本文通过对借音声旁的壮语对音的考察,厘清不同时代和地域的音韵层次,指出唐宋韵图中所划分的内、外转各摄中分别对应于壮语的长、短元音,同时也跟元音的舌位高低相关.所谓“例外对应”,都能在汉语音韵史、音变类型学等层面得到合理的解释.
《中原音韵》的部分字在庚青、东钟两韵并收,反映的是中古曾梗摄喉牙音合口字和唇音字所发生的音变:(e)η>uη/p一,(i)u(e)η>(i)uη/K_一,其音变性质是词汇扩散式的竞争性音变,音变条件是钝音性的声母或介音对后接主元音的圆唇化影响.根据音韵史文献和现代方言两方面的资料,曾梗摄字的(e)η>uη音变可以追溯至宋元以后的南方官话,而现代南方官话(如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及南方非官话方言的文读层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早期南方官话的音韵特点.
从音变方向来看,中古音阶段的“喻三归匣”应称作“匣入喻三”,即匣母读同云母,而不是相反.本文指出,从日译吴音等域外文献资料来看,“匣入喻三”是古江东方言(南朝吴语/金陵口语)的音韵特征之一;通过对《经典释文》《篆隶万象名义》等音韵史文献的分类分析,可以看到,该音变也影响到了中古金陵书音系统.云、匣母在中古金陵口语音系中合流后的音值应分别拟作[*w-]和[*Φ(w)-],即均为带合口介音的零声母;北方方言的云、匣母则分别读[*w-]和[*γ-],各自独立.
本文针对东晋郭璞《方言》注“江东、山越间呼姊声如市”的记录,分析汉语、侗台语两方面的音韵演变,指出“市”字实际上是古越语(早期侗台语)表“姊”义语素的标音字,此为魏晋南北朝汉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氏家训·音辞》)在词汇层面上的表现之一.另外,文章比较了其他若干古江东方言词与侗台语之间的音义关系,旨在说明,要全面地诠释“南染吴越”的涵义,还需要结合非汉语的资料.
本文在郑伟(2012)的基础上,对具备“支微入虞”音变的现代汉语各大方言一一做了观察,通过分析音类分合,指明了各方言的该项音韵特征在汉语音韵史上代表的相对年代.按照音韵特征的年代早晚,各大方言可按“老湘语—吴徽语—通泰、闽北——晋、客赣”顺次排列.
绝大多数古壮字都包含汉字借音声旁,它们是探讨晚期中古汉语语音的重要资料.本文从内外转之分、韵母演变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借音壮字中汉字借音声旁的韵母特点,说明它们和晚期中古音的代表即唐宋韵图所见的韵母演变之间的关系,包括内外转的区分和果假、宕江、止蟹、臻真、尤虞等韵摄的读音演变.
从汉魏至宋元的汉语语音史文献中常常提到“五音”“五声”“宫商角徵羽”“五姓”等相关的名目,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解释.“五音”在大多数文献中都用来指称声母的类别(“唇牙喉舌齿”),“宫商”之名也有类似的涵义.论文中指出,宋本《玉篇》后附《五音之图》的“五音”包含了10个代表字,每组2个,一共五组.其区分标准并非声母、声调,也不是介音或主元音,而是“韵”的语音性质,即主元音和韵尾搭配后的五种不同的口腔发音状态.另外,汉代以来的文献资料里将“五姓”与“宫商”相联系,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而且历史上前后一致,很有规律.
安徽当涂县湖阳乡大邢村方言中动词后附“啊”[a0]的语法功能包括完成体助词、句末语气助词、持续体助词、方位介词、补语标记等五种,本文对其做了详细描写,并从语音、语法两个方面,结合汉语史和其他方言的材料,说明湖阳方言“啊”应来自动词后趋向补语“下”的语法化.此外,文章还从方言接触的角度,具体探讨了湖阳方言在安徽江淮官话的影响下所表现出的几种竞争性演变.
[目的/意义]图书馆价值评估已成为图书馆学界的研究热点,通过评估图书馆空间产生的经济价值,用数据验证图书馆空间为高校师生科研与学习做出的重要贡献,可为高校图书馆空间改造提供决策依据.[方法/过程]结合文献调研法和消费者剩余法,对图书馆不同类型空间及服务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计算和评估.[结果/结论]以本文方法估算的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空间每年产生的经济价值达2 519万元;在开展空间经济价值评估时,要注意仔细梳理空间类型及服务,选择恰当的市场替代品.
战国秦汉的楚系(及秦、齐等系)出土文献资料显示,来自中古汉语的明、泥、日、疑等鼻音声母字和喉擦音h-声母字有明显的语音交替关系,该音变也见于侗台语(包括固有词与汉借字)、闽南方言的白读音,是早期汉语中较为普遍的自然音变.考虑到闽方言、侗台语和古楚语之间的密切联系,前两种语料里的这种发音习惯的直接来源应为古楚语,而不是传世文献中的谐声字或楚系以外的出土文献,进而也可以将该音变看作是秦汉以后的南方语言的区域性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