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语言的迁移作用始终是第二语言语音习得领域里的主要研究问题.本文回顾了近七十年来二语语音习得领域里的音系迁移研究和语音迁移研究,重点介绍了关于音系表达式和音系规则的迁移研究,并简要讨论了不同研究路径的特点和不足.文章认为,二语语音习得的本质是音系语法和语音行为的学习.要想深刻揭示迁移现象的全貌,除了研究语音迁移,还须加强对音系迁移的研究.
本文对近年来语言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研究的新进展进行述评,从语言与气温、湿度、经纬度及海拔高度、其他自然环境因素等四个方面汇集介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涉及气温与语音响度之间的关系,湿度对声调语言分布的影响,海拔高度与喷音分布的关系,植被覆盖、地形地貌、降水等因素对语言的影响等问题.基于大型数据库的统计分析、跨学科协作的研究视野,是近年来上述研究的两大特征.论文还讨论认为“环境驱动论”比“环境适应论”更为准确.
在不同的言语呼吸任务下,汉语母语者的生理呼吸与韵律层级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汉语学习者也同样表现出大呼吸单位对应大韵律层级,小呼吸单位对应小韵律层级的特点.我们研究发现,二者的趋同性表现为:在朗读任务下言语呼吸表现出的差异最大;复述任务下二者则开始出现部分相同点,都倾向于是用浅度呼吸来代替深度呼吸,语调短语地位开始"凸显";自述任务下的言语过程中,无论是汉语母语者还是汉语学习者,都倾向于使用短句来代替长句,语调短语地位更加稳固,都表现出呼吸单位与韵律单位关系松散的特点.除此之外,二者的趋同性还表现在呼吸曲线样貌和言语停顿位置等方面.
太马木·哈萨尼是现代阿拉伯语语言研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学者,致力于运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重新解读阿拉伯语.他建立了有别于传统阿拉伯语语法学句法分析方式的配体系统,希望凭借“配体合作理论”实现对文本意义和结构的全面分析.本文在概述哈萨尼的学术背景与重要著作《阿拉伯语的意义和结构》的基础上,具体阐释他的配体理论及其“以配体替代变因”的主张,将其设想的配体合作理论与传统阿拉伯语语法学的分析方式进行比较并给出评价.
伊丽莎白·克洛斯·特劳戈特是历史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语法化、构式化方面的领军人物.本文是伊丽莎白对其一生经历尤其学术方面的自述,详细讲述了自己面临人生重大选择时的做法以及在科研道路上的不断创新.此外,伊丽莎白根据自己的经历给年轻一代的科研者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和方法,比如,在师生互动、合著文章中更好地推进科研等.最后,伊丽莎白阐述了自己经过多年科研对语言学的理解和感悟,鼓励科研者不惧失败,勇敢探索!
根据三类声学线索,对江淮官话六类塞音的两种性质做语音学知识的描写与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参数模式分析的思路,以时长、频谱两类声学线索构建多参数库,采用拟合多元对数线性模型检验参数的分类作用,采用支持向量机方法对塞音的社会变异进行模式检验,通过匹配率来判断变异的强弱.六类塞音的动态性主要反映在VOT、GAP、T2音征、频谱包络走势、频谱分布的集中性、谱峰数与谱顶点等方面.模式检验显示六类塞音有较强的社会变异性,不送气塞音的区域匹配率平均约66.7％,性别匹配率约72.9％,送气塞音的区域匹配率约76.5％,性别匹配率约69.4％;匹配率高低与变异性强弱成负相关关系.
回鹘佛教曾一度受到粟特佛教的强烈影响,回鹘佛教文献中的大量粟特语借词以及通过粟特语的媒介进入的梵语借词支持这一观点.本文通过讨论粟特语中梵语借词的特点以及回鹘语《弥勒会见记》中的粟特语梵源词,进一步解释回鹘语中梵语借词及其粟特化特点.
陕西延安老户话是一个融合型方言,兼有陕北晋语和关中方言的特点,方言面貌复杂.本文通过比较延安、绥德(陕北晋语)、西安(关中方言)三地语言特点,确定其底层方言是晋语.延安老户话经历了底层晋语、向关中方言靠拢、再向晋语回归的嬗变.
《多续译语》藏汉注音和现代多续语有对应关系,据此可以总结多续语中的如下历史语音现象:(1) Tsj-＞T(c)-;(2)j＞nj/_a和nj＞j/_a两种方向相对的音变趋势并存;(3)lju和lo音节占绝对优势,而lu和ljo音节基本不存在.译语记录-j-介音时,因不符合藏文正字法,多续语Ts-、l-后的-j-在藏文中无从体现,主要通过细音注音汉字表现出来,但个别音节的-j-可能在藏汉注音中均无从体现,此类情况在对音研究中应多加注意.
本文采用问卷形式对大连市区当地居民方言和普通话的习得与掌握、选择与使用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大连话仍是当地市民习得的第一语言;把普通话当作第一语言习得的人口呈低龄化趋势;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是语言选择与使用的影响因素;普通话使用集中在低龄人群、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较高人群;当地大连方言的使用出现不同程度萎缩,这种态势表明大连方言虽不会在短时期内消失,但将有可能逐渐为普通话所取代.
佛教东汉末年传人中土,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经译词是颇具代表性的语言接触的产物.佛经翻译在与汉语词汇的接触和融合中,需克服文化间的差异,在语言上符合汉语的习惯,因而使译词彰显出"汉语特色".小说《西游记》中的佛教词汇,反映译词"汉化"过程中的三个特色:反映并助推汉语双音化进程、借用汉语造词法、服从汉语构词法.
本文对上博六《平王问郑寿》篇两处筒文提出新的释读意见:一、简5"及"字旧训为"至",本文改训为"(因自己的所作所为)殃及自身",进而对该字所在的简文语句做了重新断读;二、简6"多"字重文,旧训"多多"为"益多",本文认为首个"多"字当换读为"者".
俗语词"掉""绰""哨腿"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考明"掉""绰""哨"同出一源,都是风吹的意思,本字为捎."哨腿"的直接含义是风吹着裸露的腿,前人的种种解释都不可靠.文中还阐释了岗哨之哨、口哨之哨、焯水之焯等词的来源.
本文认为贝罗贝(1998)等"汉语个体量词的出现是起子词缀-r-的消失,而这个词缀可能是上古汉语复数的指示词"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1)复数标记的消失并不必然引起数分类词的产生;(2)所谓复数标记-r-仍有争议;(3)汉语中复数标记和数分类词的产生在时间上没有绝对继承关系.通常认为汉语个体量词来自N1+ NUM+ N2结构中的N2位置,本文认为该N2位置来自动词后的N1+ NUM+ N2,其出现是为了确认X/XP+ NUM中XP的谓词性,而这一确认谓词性的需求则出于此期汉语中存在的大量名动同形词.
尖坡苗语量词"nau33(个)"可与果蔬、器具、身体器官和处所等类名词组配,表示"个、只、颗、根、座、把、栋"等语义形式.基于凸显认知理论,我们发现具有[+圆][+容器][+可食]语义特征的物体是"nau33(个)"的范畴中心."nau33(个)"的范畴化是由范畴中心逐步向外扩展的,范畴化过程为:母体物＞近似物＞整体物＞时间物＞抽象物.在量词"nau33(个)"的范畴化过程中,隐喻和转喻是主要动因.
本文通过对新平苦聪话差比标记在苦聪话中分布的考察,以及比较拉祜语方言内部的共时表现,论证拉祜语差比标记是由方位名词语法化而来,语法化路径为方位名词＞方位词＞差比标记(后置词).语法化机制为隐喻、语义漂白和重新分析三种手法.
单音动词"过"做补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造成可能式,本文称为"过"可能式,讨论了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普通动作动词做第一动词,"过"作为结果补语表示"超过"的语法意义,在此前提下,"过"可能式常见两个产生途径:一个是简单式加"得"和"不",另一个是自主生成,由此造成的"过"可能式,其语法功能都与第一动词一致.第二种是心理动词做第一动词——事实上只见"信"这一个心理动词有资格做第一动词,加之"过"作为结果补语表示"通过"和"可通过的"两种语法意义,由此造成的"信得过"和"信不过"两个"过"可能式,兼具动词和形容词双重句法功能.第三种,从形式看,很像是那种"绝对地只以可能式出现的""过"可能式.但是,由于其中的"得"不表可能性,"过"也不是结果补语,因此这一句法形式徒具"过"可能式其表,实际并不是"过"可能式,而是由动词加"得过"组成的一种别具意义的复合用法.至于"得过",从用法看,不妨认为它是一个对前面动词的动作行为表示某种肯定态度的后附助词,其语用意义大体相当于"可以".
本文以晋语寿阳方言中的人称旁指代词"口[niε?33]"(本文记为"捏")为研究对象,对"捏"的用法,特别是与其他人称代词的连用式做了简要描述.在此基础上,联系其特定的使用语境与句法表征,展示了"捏"从人称的旁指用法(指称义)向语用功能(语用义)、语篇功能(话语标记)的演化路径,并对其演化动因做了具体说明.最后,对现行的关于"捏"为"人家"的合音说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新的看法.
匣母在现代韩国汉字音中的读音主要分两类:多数字与晓母合流,读/h-/;少数字与见、溪、群母合流,读/k-/.对于韩国汉字音匣母/k-/读的来源,学界尚无共识.本文考察了16世纪韩国汉字音材料中匣母的表现,并同汉语方言、日本汉字音、越南汉字音等进行了比较.结合对韩国汉字音相关音韵特征的分析,本文主张,现代韩国汉字音匣母/k-/读基本是字形类推的结果,个别匣母多音字的/k-/读与音读的合并有关.
本文从语言政策的角度出发,对汉语词向韩语外译过程中,标记方式较乱的问题进行叙述和分析.围绕标记法的标记目的、原则,结合字符转换理论、标记理论等对韩国现行的汉语外来语韩文标记法两大方案——《政府方案》和《严翼相方案》进行介绍和比较.充分讨论各项方案的优势和局限性,最后结合实际提出解决汉语词外译韩文时标记混乱的实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