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临朝的属性决定了北宋诏令用典不可尖新,"语重体宏"是其基本准地,故出自经史的典故常成为词臣之首选;不过,对于出自经史的故实,词臣也非简单套用,多是在"衬者相称""用语不蹈袭"等既有轨范的约束下创造性进行,故而对"生新"的渴慕遂成为词臣在择取、裁剪典故时所追求的另一向度.

从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到小说《水浒传》,李逵形象由戏剧中的"主角"变成了小说中的"配角",其性格特征也由丰富趋于单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李逵由戏曲中的主要角色变成了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作为宋江的陪衬存在;二是元杂剧一人一事的结构体制,要求戏曲主角必须充分展示个性以吸引观众,而长篇小说则是作者根据结构和情节需要,进行剪裁和再创造的结果.比较不同文体中的人物形象特点,梳理其演进轨迹,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这一形象的演变历程.

"说诨话"即讲说幽默诙谐笑话.苏轼创作的"诨话",既有诸多单篇留存,又有"专著"传世.其"诨话"形式多样,涉及"说诨""唱诨""花判"等,苏轼不仅作为"诨话"的创作者,而且成为时人笔下戏谑笑谈故事中的主人公.通俗文学尚谈笑戏谑的时代风尚,滋养苏轼成长的巴蜀文化,其自身幽默风趣的个性特质,是解析苏轼与"说诨话"关联的锁钥.苏轼"说诨话"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苏轼不仅将其视为人生困境谪居时的助益,亦重视其自娱娱人之功用,在与亲友僚属的幽默诙谐言谈之中,彰显出友情与温情,与此同时,其"诨话"含"医愚""疗腐"之意.一系列戏谑谈笑背后,蕴涵着东坡对人生意义的深层思考,亦体现了其超然物外、超然于荣辱生死的人格特质.系统探研苏轼"说诨话"的传播创作及文化意义,对于全面认识和研究苏轼颇有助益,其"戏谑笑谈"不仅成为苏轼诗文创作的"养料",而且能作为研讨宋代通俗文学之窗口.

追想苏轼的徐州功业,首在抗洪保民;遥思苏轼彭城的诗酒风流,当为黄楼之会.研读苏辙《黄楼赋》是研究徐州苏轼的独特切入点,苏辙《黄楼赋》非苏轼"代作",历史之谜,文献有证,辨析自明;《黄楼赋》亦非兄弟"合作",可以推论.苏辙徐州百余日的游历,苏轼、苏辙兄弟情感深厚、心息相通是《黄楼赋》佳作的催化剂.

苏轼仕履"两制"期间的制诰,于"制式化"之外,透露出一种情感节制与突围的努力.苏轼自身无法抽离的生命经历、个体知觉与情感体认沉潜于制诰文本生成之中,表达为冲破"制式化"的情感突围、抑扬褒贬中的情感刀笔和让步于政治语境的情感节制.三个维度揭示出苏轼制诰之应用与情感的双重"在场".制诰生成旨在宣导王泽、伸张皇权、承载指令,然而苏轼情感的投入,又使制诰于"应用"之外,形塑起作者自我心性的内在世界.

河西宝卷是敦煌俗文学的分支,它远祖佛经,近承敦煌变文,是在河西特定地域、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阶层承继发展的讲唱文学品类.探研河西宝卷独特的发展路径,有必要理清传统通俗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将河西宝卷置于讲唱文学发展的文化链条上考察,给予其准确的学理定位.河西宝卷作为在河西地区农村院落长期发展的独具地域色彩的说唱文学样态,与河西曲艺相互影响,同源分流.研究河西宝卷渊流,应将其放在河西地域文化、文学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进行考论,把河西宝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判的同时,更需把河西宝卷与敦煌讲唱文学及相关河西曲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

我国传统沐浴文化源远流长,在苏轼现存的诗文中,录载了丰富的沐浴文化资料,蕴含了复杂的思想内涵,大凡从日常生活的沐浴洗濯到儒释道不同视角的沐浴养生,从朝廷盛大典礼的沐浴礼仪到民间文化习俗中的沐浴规范,从一般世俗洗浴的身心快适的洗身到精神境界的道德濯磨的洗心,苏轼都有生动的诗意的记载、评说、感悟.从苏轼与沐浴文化角度研味苏轼诗文,可以使我们伴随苏轼的身心沐浴,经历精神上的洗礼.

苏轼现存作品中涉及中医药学的内容众多,作为博极群书而精于物理的博物家,他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史上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他收集推介验方,借医家验方喻历史借鉴,凸显其博通物理的医家特色;他救死扶伤,利人济世,医学活动尽显其医者本色;他为名医留传,与医家切磋,其医学文字可补医史、药典之缺;他富于言而妙于理,其医学养生论具有丰富内涵;他景慕先贤,以救人为得道,其医德医品境界高远;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不时借医说理,借医喻世,且"寓于言而明于理",更是具有独特的智者魅力.

宋代医学文化发达,形成宋人尚医的独特文化现象.苏轼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有意识地将医道医理与治政之道相结合,针对现实政治,在仁宗朝、神宗朝、哲宗朝的不同时期,因时因事,对症下药,形成其以医喻政,论政为文的独特风貌.

苏轼自谓于近世文士中私所敬慕者独陆贽一人.其为学“好贾谊、陆贽之书”,为政“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元祐立朝“草诏陆贽倾诸公”,绍圣被贬,惠州儋州医民施药效仿陆贽,但谪居期间在施政惠民方面则超越了陆贽“畏慎”避祸的为人行事风格,凡遇事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道大难容,才高为累,苏、陆一生皆未尽其用,苏轼晚年,仍以陆贽俭德为楷模,仍欲传陆贽之学于子孙、后学.梳理探究苏轼对于陆贽的接受、尊崇与超越,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略窥苏轼丰富个性及政治人格的独特侧面.

宋徽宗执政初期的元符三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0-1101)这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围绕着国策走向与权力分配,新旧两党与执政的各方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曾布作为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命运基本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政局演变.他与其弟曾肇的家书透露出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兄弟二人治国理念的差异,他们的分歧是当时各方势力博弈的缩影.曾布“建中靖国”政策的失败和蔡京的上台,不仅使北宋失去了扭转颓势和化解党争的最后机会,对北宋晚期的政治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给整个南丰曾氏家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苏轼一生被贬黄州、惠州、儋州,随贬地不同而产生的贬谪辞、谢表是探寻当时政治生态变化和东坡贬谪心态的极佳切入点.聚焦于这些谪辞和谢表,不仅能从中触摸到时代的脉动,政局的起伏,各色人等在政治风浪中的去就从违所显示的人格人性,更能真实地感受到苏轼在不同贬谪时期的生存环境、心理状况和生命形态,为全方位了解苏轼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

苏轼一生追求独立个性独立精神,伴随其坎坷人生,苏轼君臣观在其不同的人生阶段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在仁宗朝和神宗熙丰年间,以直言敢谏为忠;在仕途受挫时思考用舍行藏;及至再贬岭海,进一步思考“多情”与“无情”、“墙里”与“墙外”的关系;思考“君命”与“臣节”、“新恩”与“旧学”的关系,进而认为君命可能有治乱,臣子应该有从违.其君臣观在独立思考中完成了时代的超越.

Along with the prosperity of commercial economy in Song Dynasty , Su Shi gave rise to a conscious advertising awareness . He preserved and popularized the prescription--Shengsanzi to benefit both people and society . He promoted the use of seedling puller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 The Ode to Pork , Hanju , Poetry on Vegetables and Soup , as well as the anecdotal stories of risking his life to eat globefish have been circulating till now . The research on Su Dongpo's advertising awareness and creation helps us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commercial culture of Song Dynasty and rich-ness of Su Shi studies .

北宋著名诗人、画家文同于神宗熙宁年间曾先后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知洋州(今陕西洋县)5年多时间,在兴办教育、修葺城垣、剿灭盗患、减轻徭役等方面政绩卓著. 为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弘扬清廉务实社会风尚,由陕西理工学院、汉中市档案馆主办,汉中市档案学会、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汉中市陆游学会、洋县档案学会共同承办的"历史档案与文化传承——纪念文同知洋州94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6 年4 月23 日至24 日在陕西省汉中市举行,国内外高等院校、文博馆所、档案局馆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80篇、书画作品5幅. 其中,关于档案方面的文章20篇,关于文同生平事迹和宋代其他人物、事件的论文60篇. 复旦大学教授蒋凡、兰州大学教授庆振轩、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胡大雷、日本爱知大学教授三野丰浩、台湾东吴大学副教授林宜陵等作大会专题报告. 中共汉中市委常委、秘书长牟晓非,汉中市副市长周景祥,陕西理工学院院长何宁等参加会议. 陕西省档案局局长王建领、副局长解华波和汉中市市长王建军等提交了文章.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和文同研究的里程碑著作《文同全集编年校注》作者之一、重庆师范大学教授罗琴等书面向大会表示祝贺.

文章是苏轼庐山诗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旨在通过综述对其已有研究成果作一归纳陈述,以便于后继研究者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文章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将已有研究成果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宋人及后人对苏轼庐山诗的研究;二是当代学者在其著作中对庐山诗的研究成果;三是学术论文的挖掘与研究.最后指出当前研究的薄弱之处,对庐山诗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帮助.

宣和五年，宋金联合抗辽，苏过作七古歌颂主帅郭药师的赫赫战功，直抒大败辽军胜利的喜悦。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折射出时人对宋廷与辽、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签订屈辱条约的不满，以及在这种逆反心理的驱动下，人们对战争胜利、摧毁异邦的短视的危害。苏过的短视，除关乎北宋浓重的忧患意识与屈己求和的集体记忆，还与他本人的胸襟识断以及信息阻隔密不可分。

现存宋元“说参请”话本多与东坡有关，现存苏轼的诗词文赋中有相当丰富的涉及禅理、禅趣、禅悦、禅戏的内容；东坡与佛门有深厚渊源，其诗文将人生体悟与佛理参悟会通融合，引起从佛门到俗众的推崇与喜爱，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一系列关涉禅理的著述以及相关趣谈，应为宋元“说参请”僧尼、艺人的最佳选择。

Su Shi had 3 sons, only Su Guo, the third son always accompanied him and was deeply af-fected by him. As for Su Guo, Su Shi brought him up and tried his best to educate him without any com-plaint. And Su Guo comprehended and appreciated what his father had done, so he also tried his best to serve his father. Su Shi was degraded to Linghai at his old age, but his sons were innocent. Su Guo was so filial that he accompanied his father to go there and supported him as heartful as he could. He comforted and encouraged his father in the hardest time. His love becam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his father. After Su Shi’s death, Su Guo inherited his father’s wishes and continued to write poems and fed his family honestly and kindly. He kept on writing poems in Xiechuan to preach Su Shi’s wisdom and inherif the legend of Su’s family. When we talk about Su Guo’s whole life, we know he accompanied his father in his early half years, and in his later half years he lived a hard life with his own family. He was buried with his father after his death. The deep love from father and the care from son between the two were permanently honored by all the people.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表明了曹丕本人对著书立说的弘扬，又彰显了以曹丕为代表的汉魏文人的文学自觉。缘何此一心声发于汉魏曹丕，则与汉末时势与曹丕个性密不可分。战乱与身世使其不举立德，个性与才情使之不尚事功、亲近文学，而瘟疫肆虐、性命堪虞的现状又激发了他浓重的生命意识与迫切的扬名愿望。明乎此，则不但曹丕揄扬文章之重要的原因会迎刃而解，而且对于汉末魏晋的社会背景，文人士子的创作心态亦可作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