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农民预借田赋,作为历代缓解财政压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产生最早可追溯至北魏时期.田赋预借历经北魏、隋唐以及五代,在南宋时期得到延续和发展.宋金战争时期,为筹措军需,高宗采纳臣僚建议于民间预借秋粮,预借一经产生就成为南宋官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常用举措.绍兴和议后,尽管中央表明了对预借的反对态度,地方私自预借的现象却日益普遍,在这一过程中,预借实现了"地方化".孝宗在位期间,鉴于预借带来的诸多弊端,宋廷集中开展了对预借的整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孝宗以降,随着国家财政状况与政治生态的不断恶化,田赋预借再度盛行,最终随着南宋王朝统治崩坏,再度消亡于历史舞台.

牛在中国古代农耕经济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历朝历代都相当重视对耕牛的保护,并颁布了一系列保护耕牛的措施.在宋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形成了独特的耕牛保护体系.在律法方面,宋廷对不同程度的涉牛案件均有着极其详细的刑律规定.宋代基层民众则主要通过利用鬼神与业报相关的护牛文化以防止涉牛案件的发生.北宋初年至南宋末年,官方的耕牛保护政策与民间的护牛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北宋初年到末年的一个回落期,再经历南宋初期之高峰期后略有回落,但存在南宋仍整体严于北宋全时段的这样一个周期规律,这主要是由于南宋的人均耕地面积偏低和长期的军事压力所致.

赈贷是与赈粜和赈给平行的救荒举措,旨在满足灾民或贫民借贷口粮、种子、牛具的基本需求.在实施赈贷之际,被救助者的贫困社会属性和救荒的道义正当性,内在地要求官府采取"秋成抵斗还官"措施,不收取放贷利息.但救荒资源的经常性短缺、备荒仓储难以持续运转和日常化赈灾造成的财政压力,倒逼着"量取息米"政策的出台.而收取利息的赈贷行为,又违背了该项制度的设计初衰.从"抵斗还官"和"量取息米"的策略演变,折射出古代灾荒赈贷制度运行的内在道义困局.

高校不仅担负教书育人的根本任务,其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也承担着定点扶贫的责任与使命.高校在定点扶贫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科技、人才以及智力等独特优势.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已有许多高校探索出定点扶贫的经典模式.基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三团一队"定点扶贫模式在帮扶合阳县所取得的成效以及"三团一队"保障机制不健全、扶贫工作主要发力点不突出、多主体共同参与程度不够以及社会力量吸引不足的困境,探索优化路径,以此来完善"三团一队"定点扶贫模式.

新农科的建设为我国涉农高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涉农高校助力农民培训带来了新契机.针对涉农高校助力农民教育培训过程中出现的主体意识不强、培训机制不活、培训内容老套、配套保障政策不健全等主要问题,提出在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充分发挥涉农高校优势、构建农民教育培训新模式、强化农民教育培训主体地位、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农民教育培训新方式、完善农民教育保障机制等策略.

Haihong fruit is rare and precious native tree species in hilly and gully region of China, which have been cultivated for at least one thousand years. When cultivating Haihong fruit trees, ancient working people formed a fin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system, and fully excavated and utilized its ornamental value, economic value and medicinal value while using its edible value. The cultivation of Haihong fruit and its multiple uses in ancient life confirm the unique survival wisdom of ancient Chinese working people, bearing a long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a heavy farming culture. Up to now,the ancient Haihong fruit trees scattered in the hilly and gully region of Shaanxi, Shanxi and Mongolia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avatio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relics.

人类生存离不开粮食.然而,历史上粮食的有效供应受灾害侵袭、技术局限、社会失序等的冲击,频频发生危机,不断爆发大饥荒.不过,与马尔萨斯式的悲观论调不同,中国人始终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和行动来破解这一难题. 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期,粮食问题就被提升到国政之首的地位.《尚书》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管子将五谷视为"民之司命",告诫人们不努力从事粮食生产就会导致国家灭亡.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引《范子计然》之说更为明确:"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时至今日,"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更是警示粮食安全的金玉之言.

历史时期官府向贫民发放救助性借贷而形成的赈贷制度,是中国古代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道义色彩.儒家治国理念兴起之后,对灾荒赈贷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道义强化,明晰了其独特的价值约束:以中下等贫困农户为放贷对象、不以取息盈利为目的、持续的"活民"职能、较短的时间约束等.但统治者道义自觉的不稳定、官吏在放贷时追求私利的普遍性、日益拉长的运行链条、国家在农村金融市场中逐利的内在冲动等,使得"最需要钱的人最贷不到钱","名义上是救助性的低息放贷,实际上却是高利贷","需要放贷的时候却得不到"等现象频频出现,彰显了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背后道义约束的脆弱.

凤堰古梯田修建于清代,处于移民开山辟田与外来作物引种的历史背景之下,是陕南地区移民农业开发的历史见证.凤堰古梯田作为目前秦巴山区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梯田.时至今日,古梯田农业系统内旱地与水田共存的农业景观在梯田类农业文化遗产亦是特殊的存在,具有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凤堰古梯田的存续面临着多重威胁,亟需有效保护和开发.

陕甘宁边区农贷是传统灾荒赈贷制度断裂之后,政府向农民发放救助性信贷的历史回归.边区农贷制度实施之初,在促进农业生产、活跃农村金融、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受贷对象错位、贷放时机贻误、贷放用途偏离等倾向.与古代灾荒赈贷制度不同的是,边区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对农贷的不良倾向进行了矫正,规避了传统灾荒赈贷制度的运行悖论,为推动边区农副业发展、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等,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宁夏平原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水稻产区,明清时期这一地区水稻品种多样、种植广泛、用途多种、经营方式粗放.宁夏平原的水稻种植有其独特的动力与诱因,如稻作技术的延续与发展、水利事业兴盛、南方稻作技术北传、政治力量推动等.在增加粮食供给、缓解人地矛盾、巩固边防、优化种植结构、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稻米产业是越南的基础性产业,对该国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但1986年革新开放前,越南稻米种植分散、经营规模有限、品质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等问题严重,限制了稻米产业的发展.为此,越南政府在革新开放后,逐渐重视农业生产新技术的研发与农业科技的国际合作,通过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构建,利用政策、金融支持等手段,提高稻米的产量和品质,从而增强越南稻米的出口竞争力,以此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水土保持是集体化时期黄土高原地区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20世纪50年代,随着农业集体化的推进,绥德县的水土保持工作持续深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随之凸显,成为制约水土保持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障碍.绥德县委将发动妇女作为解决这一困境的重要举措,并通过思想动员、贯彻“以方计工,同工同酬”、解决妇女生活拖累和技术瓶颈以及典型塑造等诸多方式,成功地发动广大妇女投身水土保持工作.妇女的积极参与大大推动了水土保持的进程,为发展山区农业和根治黄河水患作出了巨大贡献.

农业技术创新是引领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提升农业品质和质量的重要途径.农业示范基地作为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的载体,在农业推广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我国的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难以与发达国家比肩,在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基于此,对各种类型农业示范基地现状进行分析,针对当前农业示范基地发展的困境,提出土地流转政策落地、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科学管理、构建农民人才队伍建设等加强农业示范基地建设的对策.

在小麦由“粒食”向“粉食”转变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加工剩余的副产品麦麸,而人们并没有将其随意丢弃,相反,人们加以充分的利用.麦麸具有多方面的利用价值:首先,作为小农家庭饲养家禽家畜的饲料之一;其次,麦麸作为重要的中药材,兼有一定的防治疾病功效;最后,麦麸作为醋、豉、酱等调味品加工的重要原料,颇受人们青睐.麦麸在古代生产生活中的多元利用,印证了古代人民物尽其利的生存智慧和丰富的循环经济思想,至今仍具有积极的示范价值.

清军入关后,应对灾荒与恢复农业生产的国家赈灾亦迅速展开.与先秦以来的灾荒赈济相比,清初的赈灾在许多方面具有独特性:在时空结构上,是由北方逐渐拓展至全国;在社群结构上,赈济对象从偏向汉族知识分子、八旗子弟、蒙古族人演变为普通民众;在运行模式上,国家主导型色彩浓厚,民间力量参与力度有限.但与其他朝代一样,清初赈灾事业在实践中由于最高当权者、封疆大吏与地方胥吏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影响了赈灾的效果.康熙年间的赈灾制度建设仍未能突破传统的局限.

宋代是赈贷发展的新时期.赈贷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政府主导到官民合办的演变过程,体现了政府降低制度运行成本与提高制度效率的追求.而同时赈贷制度作为赈恤措施的一环,与其他措施相辅相成应对灾害.赈贷的施行频次与力度也能侧面反映当时时局情况与国力盛衰.

中国使用植物印染原料的历史由来已久.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染料经济作物,从土壤的耕作、播种、移栽、锄草施肥到收获无不体现出精细化的栽培管理.蓝不仅可通过制靛实现良好的染色功能,还可作为商品获取较高的收益.同时,它还兼具清热解毒的药用功效,至今仍然是人们常用来防治疾病的中药材之一.

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同时面临着许多风险和挑战.当前在"互联网+"时代下,要求我们全面客观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和外部所面临的风险,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教育者和大学生入手,充分利用其所带来的机遇,有效规避风险,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互联网+"时代不断创新发展.

靛蓝作为一种传统的印染原料,在陕甘宁边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民党对边区的军事封锁和经济禁运,以及持续的人口压力,导致边区靛蓝供给陷入困境.边区政府为实现靛蓝的自给,在风土适应与改进印染技术的条件下,通过减免植蓝农户税收、放宽农贷范围、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率先示范、奖励与宣传种蓝劳动模范,以及举办农业展览会等举措,在短时期内实现了靛蓝的大面积种植,有效地缓解了边区靛蓝染料的短缺.同时,靛蓝的推广对增加陕甘宁边区农户经济收入、促进农业科技发展以及农业种植结构优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