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Responsibility trap is a phenomenon that the unreason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policy process leads to unsatisfactory policy effect.It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amine and analyze it in the framework of responsibility politics.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context of the responsibility trap, we can discuss how to cross the responsibility trap from two basic dimensions i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responsibility politics.First, we should buil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active responsibility in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design various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a complete responsibility framework, and clarify the different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responsible mechanism”,especially readjust the operation of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econd, we should clarify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re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dimension of action, and build a legal and standardized execution mode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so as to provide space for the “substantive judgment” of organization members in complex problems.Crossing the responsibility trap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responsible governance”,and it can also lay a solid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dapt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national verti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s a vital problem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history,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 which is the appearance of the verti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s a key variance to impact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This issue, at the same time, was also an important problem that the emperors highlighted in different dynasti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 R.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explored a novel patter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 embedded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further form the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which is the integration of top design and lo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value, the integration of top design and local innovation has its advantage in three facets: ensuring the “concentrated efforts for big and key projects” of the socialism; keeping the central authority and distributing the governance risks and political pressures; gather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 reform, and further developing the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hieving such pattern, the integration of top design and local innovation can be constr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as well: upholding leadership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aping the recursive structure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us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form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fully demonstrate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vertical system.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新时代全面发展协商民主,需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中明晰价值定位、构建完备体系、探索基本进路.就价值定位而言,既要在历史传承和现实需求中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又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框架中把握协商民主的发展目标;就体系构建而言,要从广泛多层制度化切入,统筹推进七大协商的协商民主体系,并通过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为协商民主体系提供制度支撑;就基本进路而言,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展现专门协商机构在协商民主中的独特优势与示范效应,搭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坚实平台.

制度化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概念,用于描述客体获得制度属性的过程或相应状态.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对制度化尤其是它的过程与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益、观念、权力成为分析制度化的三重视角.基于利益的制度化研究是从理性人假设出发,探讨利益协调、利益冲突及其具体方式对于制度化的影响;基于观念的制度化研究是以话语等观念性活动的分析为起点,凸显规范性观念或认知性观念对于制度化的因果性;基于权力的制度化研究则着眼于主导性权力的制度设计、执行、合法化过程,或不同权力主体的斗争,分析不同的权力运用方式如何推动制度化过程.当然,任何制度化进程都不是单一机制的结果,而是多种机制的综合运用.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问题,集中表现为如何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厘清政府治理现代化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分析政府治理现代化中结构调适与职责优化的思路和举措,有助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在原则层面应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贯彻法治原则的同时强化政府治理的协同性与适应性;在结构层面要实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增强政府职能的适度弹性,变革组织人事制度,提升组织运行效率;在职责优化方面要实现政府职责同面向对象及自身功能相适应,明确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并运用新技术提升政府履责能力,在强化监督中促进问责容错机制的衔接融合.

大变局时代的公共行政研究经历着深刻的范式转换,复杂性理论是新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复杂性包括情境复杂性、个体复杂性与集体复杂性,治理领域的复杂性管理是复杂性下公共行政研究的核心内容.复杂性下的公共行政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复杂系统、棘手问题及其解决、行动者集群、自组织涌现特征等.沿着复杂性理论,未来的公共行政研究应秉持系统思维的观念,重视知识协同的作用,使公共行政在大变局时代更具适应新环境新问题的能力.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历史背景下对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阐发,从理论逻辑、价值目标与实践路径三个维度系统分析社会治理共同体,有利于强化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解.理论逻辑方面,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共同体”的理念为原点,融合了“共同生活”“责任分工”“自由发展”的理论内涵,将共同体视为社会治理的目标与手段,点明了社会治理是一项“共同事业”;价值目标方面,社会治理共同体讲求效度、精度与温度,这三个价值目标融合了控制与灵活的科学尺度,凸显了社会治理的深度与效能;实践路径方面,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应沿着加强基层党建、激发社会组织功能与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的路径展开.概言之,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国家治理复杂工程中的简约治理逻辑.

责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制度是人类生存所寓于的规范,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构成、相互促进,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呈现出三个层次的关系.首先,制度构建于责任之上,制度的产生与维系以责任为基础,制度关系本质上是责任关系的规范化表达.其次,制度发展以保障责任为目标,科学的权责结构与系统化问责机制是制度与责任相结合的有效设计.最后,制度发展的理想状态是制度环境中的每一个主体都能够为彼此负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共同体生活方式.制度发展与责任建设的深度融合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愿景,也是激发制度效能的重要路径.

纵向治理在大国治理现代化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探讨中国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从结构角度分析,"结构僵化"是纵向治理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塑造"递归结构"是破解结构僵化的可资借鉴的思路;从过程角度分析,纵向治理过程中的"政策梗阻"问题阻碍了治理效能的输出,需要调整"委托-代理"关系,以执行活力畅通国家纵向话理体系的"政策梗阻";从功能角度整合结构分析与过程分析,现代化的纵向治理体系应具有"制度韧性",这既是破解纵向治理体系功能失衡的方法,也是纵向治理现代化意欲实现的目标功能.以结构-过程-功能为分析框架,可以拓展复杂性理论在公共行政分析中的应用性,提供理解中国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理论视角.

网络制度主义源自政治科学、组织理论、公共行政学、经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大体遵循普遍性、复杂性、行动性与差异性等基本假设,致力于分析权力运作与人际关系渠道的联系,并关注公共部门联结模式对政治结果的影响,从而缓解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研究张力.网络制度主义不仅运用定量分析技术考察网络特性,而且对构成子群基础的内聚性与等值性作出区分,据此围绕政策网络、组织与市场以及社会运动与社会影响等理论及现实议题展开深入研究.网络制度主义可能存在过于强调静态化与结构性要素且偏重描述现象的局限,但其仍可为政治科学解决复杂问题提供有益视角.

现代社会的风险呈现出复杂性、非线性以及复合性等特征,有效规避与应对风险是提升人类福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科学有效的风险治理蕴藏着深刻的责任政治逻辑,责任体系的建构赋予风险治理的效能,即明确风险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负责任的行动消弭风险滋生的土壤;在理解风险的多样性中寻求基本共识,将不同类型的“个体性责任”集结为治理风险的“整体性责任”;将责任与风险链条中的各项环节相融合,实现风险治理的“全过程负责”.

政府职责体系涉及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职能配置与权责结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本位和责任本位是政府职责体系建设中的两种价值理念取向.权力本位价值理念强调政治权力在政府职责体系中的支配作用,责任本位注重责任配置对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关键性影响.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过程来看,在价值理念层面经历了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转化过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职责体系优化应坚持责任本位的价值理念,以权责一致为核心原则、以协同高效为追求目标、以法治制度为基本依据、以究责问责为坚实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治理体系所展现的功能与外在复杂性相适应: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优化要根据“递归结构”实现体系纵向结构的科学定责、合理赋权,使每一层级的政府责任契合于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横向结构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协同、资源整合,使政府在处理跨地域、跨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地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

制度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制度建设协同化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衔接有序、配合得当,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创造有利环境.因此,增强制度建设协同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从制度生成与发展的角度看,制度建设协同化可以融入制度体系建设、制度运行过程和制度保障机制之中.制度体系建设协同化,需要妥善处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相互关系;制度运行过程协同化,要坚持政治制度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协同共进、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良性互动和有效融合;制度保障机制协同化,要通过责任政治建设在价值理念、参与态度和信任关系等方面构建保证制度运行的协同性支撑体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人类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潜在风险和威胁,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扩散性和跨域性等特点,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之道.文章认为,基于权威引导的纵向协同、基于利益共容的横向协同、基于责任共担的内外协同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生成路径,信息识别与共享、资源整合与分配、行动贯彻与执行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实践机理.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不是自生自发的.责任政治建设能够增强制度优势并有利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责任政治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能够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对于制度的认同度,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价值标准;责任政治建设强化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与权责分配,疏通了制度运作中的梗阻,切实增强制度科学性,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衡量尺度;责任政治建设激励多元主体活力、强化制度执行环节、实现容错与问责的衔接与优化,有效激发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动力;责任政治建设培育“行政伦理”与“公共精神”,塑造有利于责任政治运行的责任观念,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文化支撑.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与政治两大基本维度.世界市场是决定国际体系形成发展的经济基础,国际体系是建立在世界市场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始终存在既适合又不适合的矛盾运动.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危机、新兴大国快速兴起加剧了这一矛盾运动过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包容共进方式改革现行国际体系,是着眼人类未来发展、调控社会发展矛盾的有效方案.

新中国政治学在1952年的学科调整过程中被取消,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而恢复重建.经过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建言资政和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并积累了值得深入总结与思考的宝贵经验.面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存在的不足之处,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应坚持知识生产与经世致用的目标定位,秉持理论融合与学科独立的学科特征,坚守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学术品格,实现个性化发展与共同体建设的双重驱动.

基于问责的语义分析与学理阐释可知,作为机制的问责是指问责对象有义务就其行为、政策或职责表现等向问责主体告知、回答、解释与证明,如果问责对象存在失责行为则应接受问责主体的惩罚或制裁.政治以公共决策为重要内容,以行使公共权力为主要方式.在此意义上,可将狭义的政治问责界定为政治官员有义务就其在公共决策与推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行为与绩效,向社会公众、代议机关或执政党告知、回答、解释与证明,如果存在违法或不符合民意等失责行为,则应承担政治信任流失甚至公共决策权力丧失的后果.此外,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民主问责、公共问责、社会问责等相关概念既有区别又存在交叉重叠,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促进问责领域概念使用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