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 年起,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合作进入全新阶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协定已签署超过七年,与RCEP、CPTPP等最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相比,还存在贸易便利化政策水平有待提高、服务贸易开放承诺水平不高、未涉及新贸易方式和新贸易需求的内容、投资政策不够便利等问题.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 版建设中,可以在对标RCEP、CPTPP等先进自由贸易规则的基础上,提高谈判标准,探索解决目前RCEP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和投资自由化水平、拓展新贸易方式和新贸易需求、创新通关便利化条款.
共建繁荣家园的核心内涵是追求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共建繁荣家园的提出为中国—东盟科技合作赋予了新内涵、新使命,打造中国—东盟创新共同体是共建繁荣家园在科技领域实践的必要举措.可以紧密结合共建繁荣家园的各项要求,从加强顶层设计、开展差异化科技合作、打造多元化服务体系、搭建立体式金融支持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等方面,探索打造创新理念共鸣、科技成果共享、科技信息共通、创新链条共建、科技人才共育的中国—东盟创新共同体.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其出发点和着力点在于通过"双循环"实现我国经济运行安全和效率提升的辩证统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际就是实施综合优势战略,其关键在于由内而外形成集科技创新优势、要素禀赋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三位一体"的综合优势.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强化国内大循环,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并且以加强科技创新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关键动力.
文章选取2003-2017年中国13个制造业行业数据,使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出口技术复杂度(PRODY)作为出口规模和质量竞争力的代理变量,实证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垂直专业化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具有阻碍作用,垂直专业化对出口竞争力具有提升作用,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
在我国从高速发展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是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以综合优势战略理论为基础,从交易效率的构成、交易效率是分工演进和专业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并运用2000-2018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交易效率对创新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交易效率对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硬件交易效率、软件交易效率和市场交易效率会通过交易效率共同促进创新水平提升;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交易效率相对东部地区较低,其对创新的影响效应尚未完全发挥出来.
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要求出发,利用"综合优势"理论的原理来阐述广西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机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2018年中国31个省(区或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广西的要素禀赋指数、创新能力指数和交易效率指数排名均靠后,其基于综合优势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省际水平偏低.广西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升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此广西应该积极打造集要素禀赋优势、创新能力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为一体的综合优势,以促进广西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调整的战略性难题.研究发现“陷阱”并不只存在于中等收入阶段,处于各个收入阶段的国家都有可能面临“陷阱”.通过从发展战略、主导产业等方面对产生这些“收入陷阱”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发现所有“收入陷阱”的背后实际上都是“比较优势陷阱”.为此本文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综合考虑要素禀赋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三位一体的综合优势理论,对这些“收入陷阱”进行系统地再解释.结合国际上“陷阱国”及“非陷阱国”应对“收入陷阱”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对比研究,探索出一条跨越“收入陷阱”的新途径——综合优势战略,并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
依据综合优势战略论,探讨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优势依托问题,同时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综合优势的影响作用是最大的,且存在路径依赖;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总体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要素禀赋优势对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更大;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省份及时间断点后,分工创新优势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因此,未来的高技术制造业应通过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的动态演进和迭代,增强综合优势,加快转型升级,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近年来中国面临制造业大而不强和加工贸易的低增值率、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困境,究其深层次原因,基于综合优势战略视角,是因为二者偏离了综合优势发展路径.因此,在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加工贸易应从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着手,培育综合优势发展路径.
基于综合优势战略视角,对重庆市、成都市、贵阳市、昆明市、南宁市这五个西南地区主要省会城市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重庆市、成都市和贵阳市分别通过打造新兴制造业和大数据产业等具有综合优势的主导产业,形成了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劲动力;而南宁市、昆明市由于长期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尚未形成可以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单纯依靠资源禀赋优势的产业价值链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对低,经济增速无法被有效提振.因此,只有遵循综合考虑资源禀赋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三位一体的综合优势战略,即在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科技创新建立综合优势主导产业,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创新、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等方法大幅提升市场交易效率,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
本文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1986-2013年全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劳动、资本、技术三种生产要素流动对区域外贸增长率有正向效应,究其原因在于,生产要素流动可以增强要素禀赋优势,有利于内生竞争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的发挥,符合综合优势理论提出的外贸发展战略.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基于综合优势原则进行区域外贸转型升级.
集聚经济理论中将“集聚”界定为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群集,是经济活动者为获得某些优势条件或利益而向特定区域聚集的过程.从狭义范围来说,园区企业的集聚是企业进入园区进行生产、服务等经营活动的过程;广义上是企业为了追求区域性要素的融合、协同和集成而在园区中从事经营生产,完成园区投入、吸纳获取、利用增值和反哺循环等行为,从而推动园区和企业的协同发展的系列活动之总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后,高新科技园区逐渐成为园区主要类型之一,而以信息技术、科技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园区更是其中典型代表.
文章论述当前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着重剖析加快开发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出我国应采取追求综合分工优势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思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国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现实路径.
2012年,广西整体经济保持平稳发展,但同期外贸却出现较大的波动,与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的贸易波动更大,其中又以与越南之间的贸易变化最为显著.外贸的大起大落主要受到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广西自身内部条件的双重影响.因此,要加快广西外贸发展,提升外贸对广西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必须因地制宜,审时度势,采取加快推动保税物流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优化贸易产品结构、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加大对进出口企业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各项政策等有效措施.
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基础上的传统资本市场理论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在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上过度依赖市场调节而弱化监管力度.事实上,资本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资本市场复杂性使监管面临很大的挑战,对资本市场复杂性的认识有利于监管理念和模式的创新,来构建基于资本市场复杂性的监管机制,包括建立“目的导向”型的宏观监管框架、转变监管方式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基于资本市场复杂性的监管机制也为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经验启示.
随着美国宣布加入TPP谈判,并且邀请澳大利亚、秘鲁以及日本加入谈判,TPP开始迅速发展,并从一个小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协定向APEC框架下的多边性质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转变,逐渐对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将不可避免的面临来自TPP的冲击.因此,我国应该未雨绸缪,在密切关注TPP谈判的相关议题和进程的同时,既要通过多种渠道加快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来防止随着TPP影响扩大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提前做好加入TPP的准备,通过提高自身经济规模和经济健康程度来加强进入TPP后的竞争力.
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甚至有陷入二次衰退的风险。自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以来,中泰经贸关系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边投资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长足的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阴霾未尽的今天,中泰经贸关系依然发展迅速。同时中泰经贸关系也仍然存在双方商品贸易结构趋同等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进一步发展中泰经贸关系的对策:中国应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层次,泰国则应对出口商品结构进行优化升级,中泰双方应共同建立高效的信息化平台和交流平台。
印度实行对外贸易政策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用贸易去创造实现经济增长的相关条件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印度对外贸易政策自由化改革20年间,经济获得持续高速增长。这主要归因于对外贸易政策改革创造出了经济增长所需的相关条件,包括经济结构转型、技术进步、产业竞争力提升和生产要素积累。
The establishment of CAFTA means a newly emerging industrial market with bright future and great diversity.In this regard,enterprises in Guangxi should make clear of the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market's development,and moreover grasp the overall market trend in the near future,which makes enough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xi and ASEAN.
广西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等五个主要城市的居民(限定为城市辖区的在职员工)在首次购房还贷能力上存在差异,南宁、北海的居民首次购房还贷能力很差,柳州、桂林的居民首次购房还贷能力较差,而梧州的居民首次购房还贷能力处于较为合理的水平;以辖区房价增长率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对比衡量居民在未来购房还贷能力上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南宁和北海的房价增长率比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高,而桂林、柳州和梧州的房价增长率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相对持平。各个主要城市的居民在首次购房还贷能力上的差异主要是由经济发展状况、开发投资前景、外来资本涌入等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