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以来中国乡村传播研究,紧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导向,在发展、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五个维度展开,并取得一定的成果.短视频、数字乡村、县级融媒体、网络民族志及全球视野与"在地"经验等成为学界研究重要的对象、方法与理论聚焦.农民工及留守儿童、乡村文化、传媒的功能等传统议题在新媒体环境中继续得到关注.未来乡村传播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发展传播将会成为一个理论热点.

2021年12月,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媒体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民族志影像工作坊——独龙族"活动①.该活动最初的设想之一是把这个学术活动放到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的某个村,向村民展示一些独龙江独龙族的老照片,并放映一些与独龙江独龙族相关的纪录影像.

基于300条网友的回复,文章以传播学的视角对网课上学习者的"不务正业"行为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学习者上网课时的"不务正业"行为本身具有意义,这些"不务正业"行为,大多数与传统教室里的"不务正业"无差别,少数有差别.在此基础上,文章对网课为学习者"不务正业"提供的便利、网课中"不务正业"的理由,以及"不务正业"与学习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文章结合"传播的仪式观"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从"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这一问题入手,首先对"媒体人类学"与"媒介人类学"在表述上的差异进行了说明,然后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理论视野三个方面对媒体人类学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回答.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作者之一的研究经验(主要是相关的理论表达),对"民族志传播研究"所做的理论进行简要说明,该说明也可以理解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对媒体人类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可能的"回馈".这样的讨论对于更好地理解学科之间的交融与区隔,彰显中国传播研究的自主性,或许均有一定启示意义.

受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启发,结合近二十多年来在相关区域的田野调查,本文提出"藏缅走廊"的概念.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我们为"藏缅走廊"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这是一个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概念,涵盖了中国、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交界地区的诸多族群."藏缅走廊"这一概念,与既往关于该区域研究的学术话语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特定的学术内涵.此外,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以云南省保山市百花岭村所开展的观鸟实践为田野研究案例,作者发现观鸟实践中的鸟已经具有了一种居间调节与关系交转的中介角色与功能.以鸟为媒并由此勾连入一系列技术和人类行动者的中介化过程正在重塑百花岭村的文化生态面貌.同时,鸟作为媒介是以人的观鸟实践为特定的社会情境因素的,这就需要有作为"物自体"的鸟、鸟的可见性生产、鸟的身体技艺的可供性等为前提和条件.作为媒介的鸟既从实证维度论证了自然作为媒介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又将自然媒介带入到自然—技术—人的三栖的理论意涵之中.这或将为以自然为对象的媒介研究提供一定的启发参考,使之开启更加丰富的问题空间,并真正体现出"后人类"视野.

"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核心是"个人经验问题化",是研究者在进行相关理论思考时将个人经验的"带入".研究发现,"把自己作为方法"可能会引出的问题,并不是"主观"与"客观"之争,而是研究问题如何更好地体现"公共性"."自我民族志""主体民族志"均是较为彻底地实践了"把自己作为方法",同时也是民族志文本中研究者"主体性"得以充分释放的典型.另外,人类学之外的学科在实践"把自己作为方法"时,尚需谨慎.

反思中国传播研究,本文把研究起点引向了一个更为基础的方面——"路".文章首先对西方传播研究中"传播"与"交通"的分离进行了简要梳理,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说明.继而,文章提出在传播研究中可以把"路"纳入"媒介"的范畴,进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路"与"道"的关系,对以"路"为"媒"对于中国传播研究中的特定意义进行了说明.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通"是中文"传播之道"的核心.这样的讨论,对于传播理论话语的"中国化",或许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一、学术经历与研究缘起 问:"边界"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和学习研究中,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强调的词,大多数人会小心翼翼地规避"越界",尽量保持在"界"内活动.但是纵观您的学术生涯,却不断突破"学科边界".您先后获得中文系新闻专业学士学位、文艺学硕士学位、传播学博士学位,现在又在进行民族学和社会学相关的研究,这么多的学科经验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影响?您又是怎么突破"边界"的.

"民族"与"传播",是两个具有很多内在关联的概念,本文对"民族"与"传播"的各自含义、两个概念以及相应的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具体的关联理论,以及"民族"与"传播"关联性的又一种理论表达("共同体想象")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这样的梳理,对于更好地促进"民族"与"传播"研究的学科交叉,进而推动理论上的进步,均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基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三个研究案例,我们意识到:从这三个案例所获得的经验材料,与既往的发展传播理论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这一方面可归因于中国特定的传媒体制与"中国式"发展的特殊性,非既往发展传播理论可以解释;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案例中传媒形态(方式)差异及在发展方式、机遇等方面存在的特殊、偶然因素所致,不能一概而论.本文并非是对既往理论合法性的否认,而是尝试.为探讨传媒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可能,即聚焦于特定的经验现象,在厚实的质化研究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问题,并辅之以量化的方法讲行检验.

"故事布"和苗语影像,是在苗族全球离散的背景下出现的,两者均具有"媒介记忆"的功用.由于互联网以及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短视频等成为了当下苗族用影像续写其民族记忆的重要方式.基于此现象的讨论,对拓宽媒介研究的视野具有积极意义.

结合中文传播研究中“传播”与“仪式”相关的讨论以及相关研究实践,对有关“传播”与“仪式”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澄清,并从功能主义和阐释主义范式入手,对“效果研究”和“意义阐释”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进行了说明.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仪式的传播研究”、“传播的仪式研究”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对“仪式传播”的概念及含义进行了说明.文中对于“传播”与“仪式”之间的关系的辨析,不仅仅是在理论层面上,还结合了作者相关的研究实践,也正由此而提出,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不仅与理论学习有关,还与对特定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关.这对促进理论进步、学科交叉等或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所谓“牧影”,指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由流动电影放映相关的制度、人、技术等构成的媒介实践之阐释意义.这是基于长期田野研究所得到的一个分析概念.本文首先对“牧”字进行了词源学的考证,在此基础上,结合“代理”、“具身”等相关理论资源进一步充实了“牧影”概念的理论意涵,以期对中国流动电影放映相关现象做出再度阐释.

基于模组游戏《我的世界》的“学习”及对游戏参与者的观察、访谈,本文把传统意义上的电子游戏参与者区分为“消费者”、“玩家”、“玩工”和“生产者”四类角色.这四类角色,既可以理解为电子游戏参与者逐渐转变角色,从被动的“消费者”最终获得具有某种主体性的“生产者”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我的世界》的游戏参与者的结构性构成.这样的讨论,对于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中游戏参与者的意义实践,乃至“作为游戏的传播”,或许会有一些启示.

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开始,作为一种“材料”的背景就已然引起了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关注.以“背景”、“背景材料”、“新闻背景”等不同的表述,出现在了不少作品中.本文通过梳理中国语境下不同时期有关新闻背景的各种陈述,尝试以“知识考古”的方式,对写新闻为什么要写背景做一点理论上的追问.

结合相关史料及对该区域长期的田野研究,尝试对中国、缅甸与印度交角地区陆路交通的历史演变做一种粗线条的考察.该区域由于地理上相连,因此有多条道路相互连通,但是在既往的相关研究中,对那些“通衢大道”关注较多,而对该区域内的其他路网情况关注较少.文章将分四个阶段来进行讨论:第一阶段,殖民势力入侵之前的道路交通情况;第二阶段,英国殖民势力入侵印缅之后的情况;第三阶段,为抵御殖民势力以及外敌侵略在道路交通建设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当时该区域国内的一些道路情况;第四阶段,印缅独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国在交角地区各自的范围内道路交通建设情况.这样一种考察,对于进一步理解该区域内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国家中的边疆,以及中缅、中印、印缅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可能涉及全球安宁的南亚次大陆区域性国际关系,均有重要意义.

所谓“民族志传播研究”,指的是以田野调查(包括民族志)作为主要方法,以传播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以传播问题作为问题导向的一种理论建构型研究.在中文传播研究实践中,这类研究与既往传播研究的相关学术话语有关联,但也有较大不同.在理论来源方面,该取向的研究除传播理论之外,还较多地涉及了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本文结合相关实践,从概念、与既往传播研究学术话语之间的联系及区别、主要理论资源及方法论等方面对其做一种纲要式的学术史梳理.

“在场”,是在对中国西南乡村电视、流动电影进行多年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在此前相关讨论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围绕概念界定、理论内涵、经验指向等方面探讨,进而对其超出学科及所考察对象之外的可能意义及该概念存在的不足进行说明.“在场”概念基于中国经验,并与相关的理论话语勾连,这一概念对于中国传播研究具有理论创新的价值,同时,围绕该概念所进行的讨论在研究方法论层面也有一定意义.

全球没有任何一家影视公司到人均GDP位列全球倒数第三的马拉维发行电影,然而考察发现,全球影视作品却广泛存在于马拉维,包括广大农村地区.针对这一现象,文章采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结合“第四世界”、“低端全球化”等理论,对马拉维农村录像厅这一“低端”媒介实践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文章认为,“第四世界”并未脱离全球体系,而是通过“低端全球化”与全球体系保持密切联系;“低端全球化”是全球媒介流动的有益补充,“第四世界”正是通过“低端全球化”得以接触“廉价”的全球影视“时尚”;而身处“第四世界”的底层观众似乎无能力和意愿读取全球影视背后的主流价值观,从而导致他(她)们可能再度脱离“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