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cieties studied in early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were by default considered what we would now call sustainable, in that they were assumed to be capable of reproducing themselves indefinitely, changing only incrementally and almost imperceptibly. Change was considered to be caused by exogenous factors such as colonialism. The contrast with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s and theories of anthropology is striking: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Anthropocene accepts globalisation as a fact, seeing societies as interlinked and culture as unbounded, and threats to sustainability are mainly conceptualised in terms of ecological devast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The no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roduced in 1987 and later elaborated in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hares the global vision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but presupposes economic growth and brackets cultural diversity. To this discourse and its associated practices, anthropology is making major contributions, profiting from the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made a century ago, but contextualising ethnography in the global Anthropocene, using the tools of the discipline to critique facile universalism, engaging in dialogue with local worlds and showing that there are many alternatives. The methodologies devised for research in ostensibly unchanging village societies are still relevant for research on global crises, but the new anthropology is by necessity interdisciplinary.
本期专题为“语言政策话语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一崭新话题的探索，助推中国语言规划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话语”概念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由于其巨大的理论张力，引起了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转向”。在这个大背景下，语言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话语研究。在这个新的范式中，话语被视作一种行为，能够建构社会关系、参与社会活动，甚至建构社会事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成为我国学术界普遍关注、多学科参与的“显学”。“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则在呼吁、争鸣、交流中缓慢前行。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长期受到学术界重视，无论是中国历朝历代边疆治理的研究，还是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专家学者们都发表过一批高质量的论著。（（1））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火热的实践呼唤专家学者持续拓展、深化边疆治理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把论文、著作书写在我国边疆的大地上。
本期专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语言学的发展”。综观中国语言学发展史，可以发现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1）19世纪末之前的传统语言学阶段，以“小学”研究为核、主要服务于解经释典；（2）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西化阶段，“小学”式微、西方语言学体系引入中国；（3）21世纪初以来的主体自觉阶段，学界反思回归、开启中国学术三大体系建设。传统语言学阶段，一般也称语文学阶段。
人才培养与学术共识是海外民族志发展的一体两面,贯穿学术范式革新的实践过程.作为 21 世纪革新中国社会科学的路径之一,海外民族志通过拓展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野,培育了从事海外社会经验研究的基本力量,可以为区域国别学提供扎根世界各地的人才、实地调查的规范与方法、整体论的理念和民族志范例.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由海外民族志培育的新型人才将促使区域国别研究成为能够扎根"社会"的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
"双减"政策重塑了学校教育主阵地的地位,形塑了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的"减法思维"与"课堂教学——作业设计——课后服务"的良性循环路径.然而学校教育提质增效在实践中尚面临课堂教学、作业设计与学生核心素养培育脱节,课后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与质量不高,考试功能弱化等挑战.破解学校教育提质增效上述掣肘,应加强制度创新,以"多主体协同、全领域治理"政策体系为引领,以学生核心素养培育为导向,优化教师专业成长机制,驱动人才供给;以建立质量导向的课堂教学与课后服务长效机制,提升育人效能;以凸显学生发展性的评价机制,用好考试诊断功能;以健全应用为王的教育数字化运行机制,促进技术赋能.
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 International)通过《世界民族语言》(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 World)定期发布世界各国语言状况数据,其中报道的中国语言状况的指标和数据,对于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了解认识中国的语言国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文章描述和介绍该文献设定的"语言名称""分布国家""语言地位""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5 种指标数据在中国语言现状中的分布,并对该国际组织关于我国语言国情的认知做一些中国语言规划视域下的分析与评议.
8月2日至3日,由上海市静安真爱梦想教育进修学院、学习共同体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共同主办的"首届沪滇携手·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暨第八届学习共同体领航教师暑期研究坊"在我校呈贡校区举办.
分配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构成,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制度保障.由于初次分配受限于市场失灵、再分配受限于政府失灵,财富分配的公正性及理想态难以通过两次分配完全达致,以慈善为核心机制的第三次分配因而备受关注和期许,但其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的现实阻碍.为有效落实《慈善法》中"共享发展成果"的立法目标,应明晰其定位,转变扶贫济困的传统模式,确立高效分配的现代模式,落实公平要求.同时为发挥慈善法调整财富分配的作用,应转变强者行善的传统认知,有效扩展慈善的参与主体;完善慈善促进规则,并调整法律责任制度以增强监管力度;调适《慈善法》引导方向,促进资源更多向生产性和发展性领域投入,彰显第三次分配的可持续性和效率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经济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高质量地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补齐后小康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任务.深刻理解并准确把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加强相关理论议题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后小康时代的时代背景,厘清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从理论、历史和实践 3 个方面梳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未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议题进行展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共同富裕的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清朝统治者针对先秦以来中国传统"大一统"理论的弊端,在承认满洲乃"东夷"的前提下不仅为清朝"正统"的合法性进行了系统阐述,同时也将传统的"华夷中外"界定为是区域的划分,并非是对人群的认定,且将这种划分与"大一统"以及王朝国家疆域密切联系在一起,开创性地扬弃传统的"中外华夷"观念.清朝在发展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更是将其付诸实践,全面推动了国家疆域理念、行政管理、法律制度、文教政策、天下民人等诸多层面的"一体化"进程,对"大一统"王朝国家疆域和国家治理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心赋"乃魏晋辞赋的一大类型,其中又包括了以集中呈现人类感性心理状态为主题之"感赋".魏晋"感赋"的背后潜藏着一个关于人类审美经验何以可能的特殊命题——"感兴"."感兴"统领的"感物"与"感时"两维构成本时期"感赋"抽象层面的审美经验基本框架或机制.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述"感赋"呈现了审美经验产生的 5 种类型:一曰由自然景观感发审美情感型;二曰由自然景观兴发审美智慧型;三曰由社会性情境感发审美情感型;四曰由自然与社会综合性情节境感发审美经验型;五曰逆感型,即由特定人生场景激发出关于自然的特定审美经验.上述 5 种感兴类型可大致覆盖本时期"感赋"所代表审美经验产生之全貌."感兴"命题首先揭示的是人类审美经验产生的内在机制——人心感于物而动;它同时也揭示了自然审美对艺术审美的前提性规范意义:人类首先在自然审美领域内实现了感于物而动,才会在艺术审美领域自觉地以特定自然意象表达情感.基于本时期诸"感赋"的"感兴"命题,标识着中华古代审美意识在本时期实现了审美经验产生机制意义上的自觉.
广义的"语言国情调查"是在不同区域、国家进行的所有与语言及语言问题相关的调查.当前我国语言国情调查研究主要分布于汉语及汉语方言区、少数民族地区、海外华人社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四大领域,其调查的历史、规模、内容和方法各有特点,各自构成"神同而形不同"的调查系统.语言国情调查要在不同平面构建语言调查系统,并在系统观念指导下实施语言调查.语言国情调查系统中的时空比较,是横向空间、纵向空间、纵向时间比较的结合.我们应重视并不断深化这一系统研究方法,通过各调查点的语言文化调查,由点及面,寻找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传承基因和精神内核,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生共存的特征.
社会时间结构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影响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秩序.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规定着秩序也在调整着秩序而使社会时间得以结构化,节日便是结构时间的重要节点.近年来,昆明市出现了务工群体从偶然组织过节迅速转变为频繁组织过节的节日涌生现象.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现代节日,跳左脚舞都是节日的主要内容.在从偶发性的、事件性的过节发展为新规范指导的理性的集体行为过程中,具有组织性、程式性和时代性的城市节日涌生现象建构了新的社会时间结构.昆明市各民族"三交"实践中的节日再生产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基础.
语言国情调查是语言决策的基础,在语言规划中发挥着重要功能.文章在分析国内外语言调查案例的基础上,对语言国情调查的目标、内容、体系以及调查方案等基本问题作了讨论;概括了国内外语言国情调查的 4 种基本类型:人口普查中的语言调查、大规模语言专项调查、标准化语言评估以及专题性语言调研;并根据语言调查数据的分类,尝试构建语言国情调查的层级体系.
中国边疆史研究,是清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边疆无疑是中国疆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边疆之得失,实关一代王朝之兴衰,关系当代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边疆不断统一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清以前,历代以长城为限,实行华夷分治,始终没有完成对边疆的真正统一.至清,破除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民族观,提出华夷一体、"中外"一家的新"大一统"理论,废长城,合内地与边疆为一国即中国,在边疆设治,与内地一体化,统归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实现对边疆的完全统一,中国及其疆域告成.行"大一统",破"华夷之辨",废长城,是解读清代边疆史的 3 把钥匙,为构建中国边疆学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在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自觉于中西传统美学的根本差异,重构"感情"范畴的哲学、美学内涵,才能真正显示它对于完善美学的美感论知识体系的价值所在.从哲学层面看,中国哲学的"感"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感觉""感知",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世界生成方式和世界状态;因而所谓"感情"也属于存在论而非认识论范畴,是指"以情在世",这也可以从中国哲学关于"性-情-理"关系的思辨中获得普遍的思想支持.由于以情在世或感情把人置于人与世界之间的全面、深刻、亲密的关联之中,敞开了人生在世的感性丰富性,因而它毋宁就是一种审美状态.同样作为美感经验,与"移情"作为变相的认知经验不同,"感情"属于人的日常的存在经验.移情与感情之别,既是认识论审美模式与存在论审美模式的本质之别在美感论上的显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传统美学的根本差异.正是由于"感情"范畴具有彻底区别于"移情"说的内涵,使它在以"移情"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的美感论之外别具一格,从而对于完善人类美学的美感论知识体系具有实质性的构成意义.
跨境高等教育有助于澜湄合作提质升级,对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有重要意义.当前,湄公河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日益扩大,合作办学项目逐渐增多、合作机构形式多样,澜湄跨境高等教育具备较好的合作基础与条件.然而,由于合作中顶层设计不足、教育供需信息不畅、区域合作规范不够完善,导致参与主体合力不强、合作结构有待优化,合作质量亟待提升.中国应充分发挥澜湄合作机制,引领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厘清合作的战略定位,精准对接各国需求;明晰合作重点,协同落实合作方案;强化战略保障,健全合作信息平台与制度体系建设,进而深化跨境高等教育合作,促进澜湄区域融合发展.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虽然在《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记述,但主要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主,没有涉及政治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汉书·地理志》则为我们记述了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空间、政治地理空间、文化地理空间,甚至还第一次记述了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所以《汉书·地理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代表了汉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先河,是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献.
艺术乡建实践项目的广泛开展带来了纷繁多样的实践形式,在实践开展的同时,为了记录、传播和反思自身实践,许多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开始对艺术乡建进行记录和说明,即为总结自身实践、阐释实践行为而提出的实践话语,实践话语领域表现出张力和竞争.本文关注艺术乡建实践中为了解释自己行动而提出的实践话语,这些话语有的直接来自实践,有些从理论走向实践.通过分析话语本身、不同话语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给实践带来的影响,旨在以实践民俗学的视角跟随行动者的行动,倾听行动者的话语,通过行动去理解话语,从而厘清艺术乡建话语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当代艺术乡建的整体把握提供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