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的外围地区是自然保护区旅游服务的主要集聚地,同时也承担着生态保护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厘清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空间演变特征与机制对于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的整体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土地利用变化为切入点,探讨旅游导向下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的空间演变,界定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生态稳定—生产生活—旅游服务"三大功能空间,构建基于土地利用类型划分的功能空间识别方法,结合多源数据,对2005-2020年间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空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其驱动机制,结果发现:(1)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以生态稳定功能空间为主导,但逐渐向生产生活功能空间和旅游服务功能空间转化,功能空间变化主要集中在人为活动较为密集的城镇周边.(2)生态稳定功能空间先扩大后减小,景观格局逐渐多元化.生产生活功能空间不断增加,城镇化快速发展,推动大量生态稳定功能空间转化为生产生活功能空间.旅游服务功能空间显著增加,逐渐带动地方形成以旅游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推动生态稳定功能空间、生产生活功能空间向旅游功能空间转化.(3)功能空间转化受自然环境、政策落实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政策落实、城镇发展和产业发展是推动向三大功能空间转化的主要动力.

休闲商业区是城市旅游的活力地段,休闲商业业态则是城市休闲商业区的核心和重要支撑.基于LBS大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密度分析、最近邻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对前门休闲商业区的研究,分析休闲商业在街区尺度上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进一步评价不同商业业态的人气特征,以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得出以下结论:①在各类商业业态中,A餐厅/饭店/小吃、B酒店/宾馆/招待所、C商店/购物店、D酒吧/咖啡馆/茶馆、E书画廊/美术馆/博物馆、F娱乐/体育休闲六类商业业态形成较强的空间集聚;②通过建立人气指数评价方法,对全部商户进行评估,发现以地方特色美食和小吃为主的商业最受消费者欢迎;③商户的人气度具有极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集聚特征.

近一年来,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以下简称“民间投资”)同比增速快速下降,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此,众多市场机构和专家进行解读,政府部门也专门派出调查组探究民间投资失速的原因. 目前,有一种解释认为导致2016年民间投资失速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民间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民间资本受歧视、行业壁垒过高以及行政审批繁琐等.其中,融资约束被认为是导致民间投资失速的最重要原因.

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是拉动一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21世纪以来,中国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往来显著加强,主要体现在投资和贸易两个方面.中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特点体现为增速快、存量小、覆盖面在提高、内部方差在增加以及实业投资相对不足;中国与拉美地区双边贸易的特点体现为发展速度较快、贸易伙伴集中以及商品种类明确.本文分析了中拉之间投资与贸易的现状,提出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双边贸易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研究进行详细梳理,并结合2003-2014年中国与拉美8国的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数据,采用面板模型对中拉在直接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短期内对中拉贸易量没有显著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直接投资会促进中国从拉美的进口,但会抑制中国对拉美的出口.结合上述研究结论与现阶段发展形势,本文从实体产业和虚拟服务业、微观监管和宏观法律制定等角度提出旨在促进中拉之间投资和贸易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

国外产业引导基金一般不参与直接投资经营、占整体产业投资资金规模偏小、坚持市场化的运作原则、充分利用杠杆效应以及重点投资战略新兴产业.就发展模式而言,当前国外产业引导基金有四种主要发展模式,分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以以色列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性发展模式、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混合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引导基金的模式.基于上述经验总结,中国各级政府在发展产业引导基金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基础性作用和杠杆性作用,充分认识产业引导基金的产融结合本质,以市场化运作作为投资基金的运作原则,兼顾政府引导和市场需求,兼顾培育新兴产业和促进传统产业升级,重视法律框架和软件建设,注重防范风险.

大名鼎鼎的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无疑是全球最顶尖的对冲基金之一.它管理着350家高净值机构客户的约1600亿美元资产,每个客户的平均投资额为4.8亿美元.旗下Pure Alpha基金自创立以来已经为投资人净赚超过358亿美元,2015年超过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成为最赚钱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公共养老业务更是被专业公司评为最受欢迎的基金.

文章利用2007-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分别应用7种识别方法对中国僵尸企业的规模进行了全面的测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地域、行业分布和所有制性质三个维度,对识别出的僵尸企业进行了特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2007-2015年间中国僵尸企业的数量变化基本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产业结构单一、国有经济成分较高的省份僵尸企业占比较高;产能过剩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僵尸企业占比较高;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此外,为厘清僵尸企业出现的根源,对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辨析,并结合实证结论提出了处置僵尸企业的三点建议.

近期,中央多次发文,要求各地加快清理僵尸企业(zombie firm).从国际经验来看,僵尸企业并不是最近才在中国出现.20世纪90年代,日本到处都是僵尸企业;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一度也出现了大批僵尸企业.所谓僵尸企业,指那些债台高筑、经营效率低下,但由于获得银行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企业.

近年来,中国的债务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有些国际机构认为当前中国债务负担过重,可能会爆发债务危机.我们不讳言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很多挑战,但不能轻易得出债务水平过高并会出现危机的结论.准确认识中国当前的债务问题,有助于厘清危机的形成机制和可能爆发点,避免引发自我实现式的债务危机.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本市场泡沫全面破裂,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从那时起整个经济陷入了十余年的衰退.在此期间,僵尸企业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衰退初期,大量经营房地产、建筑的公司受房价下跌影响出现经营困难,部分倒闭,部分获得外部融资支持成为了僵尸企业.为这些僵尸企业提供融资的机构本身成了僵尸金融机构.为世人所熟知的僵尸金融机构就是本文的主角——“住专”.

当前,政府部门将处置过剩产能视做去除产能过剩的“牛鼻子”.仅凭逻辑推导,僵尸企业能够导致并恶化产能过剩,甚至两者还会形成恶性循环.然而,国际经验表明,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并没有经常同时出现.发达国家曾经面临的产能过剩,大多都是经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僵尸企业的出现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往往是某个偶发因素导致企业盈利或资产受到冲击.绝大多数情况下,僵尸企业既不是产能过剩的因,也不是产能过剩的果.

湿地生态旅游既是生态旅游的一种专项形式,也是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湿地资源开发的有效方式.银川湿地资源丰富,开展湿地生态旅游资源条件十分优越.通过对银川国家湿地公园发展生态旅游的SWOT分析得出影响其发展的相关因素,运用内、外部环境分析矩阵法对这些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探讨发展湿地生态旅游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生态安全为底线、生态文化为核心、生态文明为目标”的开发理念,以社区参与、政策、资金等为保障机制,以完善生态旅游服务设施、升级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业态为开发方式的银川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发展模型,以期实现银川湿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进入2016年后,民间投资增速开始“断崖式下跌”.本文认为,民间投资失速并非来自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土地垄断造成的高房价让民间投资成本越来越高以及投资空间受到挤压是导致此现象产生的重要因素,破解此问题尚需在执行环节中逐渐改变政策环境.

2016年初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快速下降,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对该现象主要有制度缺陷、挤出效应以及预期恶化等三种解释.然而,这三种解释均无法回答民间投资失速中的结构性特点.本文认为,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以及国有资本的扩张是导致民间投资失速的两个主要因素.因此,政府不必对所谓的民间投资失速过分紧张,应该用结构性改革解决民间投资失速的问题.

在完善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划定重要水系的保护范围并制定相应的管控策略,对保障地区的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淠史杭工程的重要分干渠——合肥市滁河干渠沿线水系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城市水系保护区的划定方法与路径:采用数值模型计算法、经验法和GIS辅助法等多元方法,在科学预控的基础上,守住水系保护的底线,通过协调多方面利益群体的利益,“有保有压”地划定保护线,统筹考虑水系周边地形、坡度、汇水条件、重大项目及景观等要素对保护区范围的综合影响,确保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目标的实现,以期对今后同类型水系保护区的划定以及国家层面出台关于水系保护区划定方法与标准细则提供一定参考.

按道理说,只要有银行或其他主体不断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僵尸企业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出现在任何行业.因为这就是僵尸企业的生存之道.但从各国的实际经验来看,僵尸企业更容易出现在周期性行业中,比如航空业、钢铁行业和汽车行业.

利率市场化的新阶段 2015年6月2日,央行正式发布《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早在1989年,我国就曾推出大额可转让存单.但由于缺乏规范统一的交易市场,市场一度出现混乱,迫使央行于1997年暂停了大额存单业务. 此次重启大额可转让存单之后,央行可能按照“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缩小可转让存单面额——长期限定期存款利率上限放开——短期限定期存款利率上限放开——活期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路径继续推进.

2015年6月2日,央行正式发布《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允许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向个人、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等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及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作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催化剂,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推出有助于更好地让市场在资金利率的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扩大利率弹性,优化资金配置.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也意味着银行监管、货币调控和经济运行模式加速向新常态过渡.

本文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基于1996-2008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计量检验,重点考察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差异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藉以探讨缩小城乡差距的路径.结果发现: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差异对中国城乡差距有显著影响.提高农业支出占一般预算比例,增加农村教育支出,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包括废除农业税在内的支农惠农政策,均显著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城市化水平,也显著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但是,工业化水平与城乡差距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市场化程度要么与城乡差距之间显著正相关,要么相关关系不显著.以上发现可为通过促进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以缩小城乡差距提供经验证据.

准确测度资本管制程度是研究与资本管制相关重大课题的基础.本文利用AB-SETAR模型,对2006年11月27日到2015年8月10日的时间段内境内外人民币远期汇率差的上下套利边界进行测算.结论表明,中国资本管制的实际程度在这一时期内逐渐减弱.资本管制的方向在第一阶段为重点管制资本流出,在第二阶段为重点管制资本流入,在第三阶段重新变为重点管制资本流出,在第四阶段则实现了均衡管理,第五阶段又回到重点管制资本流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初步佐证了中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进一步的研究可以结合制度的变革对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