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考察2012年以来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趋势及现状.基于市场份额、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相似度、出口商品质量等多个指标,利用186个国家和地区的细分商品数据,测算发现,近十年来,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出口质量提升和出口结构优化势头显著,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商品比较优势日益凸显,第一大出口国地位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势头放缓,传统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商品比较优势下降偏快,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商品优势尚不巩固,疫情阻隔加大订单外流和产业链转移压力,出口竞争力提升面临新结构性挑战.

为定量研判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集中程度及主要特征,对1000个应用程序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流量类型集中、市场占有率集中、企业注册地集中、平台收入集中等四大集中态势.对此,需要正确认识数字经济集中化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拉大地区差距、加剧税源分布不均衡、加大平台跨域经营监管难度等挑战.需要提前谋划布局,在继续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适应性改革,妥善应对发展中的新挑战.

一、全球经济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态势 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疫情后需求恢复相对滞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接续将会存在巨大摩擦成本,将对全球经济带来中长期扰动,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中长期"L型"或者"W型"衰退.

消费倾向走势是判断我国未来消费增长潜力的重要依据.我国宏观消费倾向偏低,微观消费倾向与国际差距并不大.投资率变动对我国宏观消费倾向造成较大干扰,微观消费倾向更能反映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真实情况.国际上宏观和微观消费倾向均呈现U型发展规律,当前我国宏观消费倾向已开始上升,微观消费倾向还处于降中趋缓的阶段.疫情短期影响下全球主要经济体消费倾向均大幅下降,我国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但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下降值得关注.综合判断,我国消费倾向水平和态势符合经济发展阶段.促消费的政策重点当务之急是巩固疫情防控,根本之策是保持必要增速、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持续之路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和支持自主生育.

2019年,我国实施了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为经济主体减轻税费负担来稳定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财政收支矛盾,财政可持续问题由此受到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闫坤组建研究团队,推出了首部《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报告2019》(简称“报告”),现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直面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近忧”和“远虑”,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阶段转变,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调整.从国内看,财政支出规模经历了"稳、降、升"三个主要阶段,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持续提高,经济建设支出占比明显下降,社会文教支出占比显著上升,近年来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所下降.从国际看,我国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水平不算高,但占比提高速度较快,未来养老医疗支出潜在压力大.结合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历程和国际比较,在充分认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加快财政支出结构深化调整,建议保持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对稳定,优化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进一步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针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潜在压力做好应对预案.

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面临着一项重大任务:如何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支撑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9年我国实施了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为经济主体减轻税费负担来稳定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财政收支矛盾,财政可持续问题由此受到高度关注.在此现实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闫坤研究员组建研究团队及时推出了首部《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报告》,并于2019年12月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直面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近忧”和“远虑”,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的重大时代背景。疫情影响长期化、数字化转型加速、"边界"冲突重构调整、中国崛起和欧美主导此消彼长、对国家能力期待上升等五大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变革。内外部发展呈现全球经济低增长低利率高债务、国际经济循环大调整、治理机制加速重构、国内经济转入中速增长平台、数字经济引领产业升级、经济社会风险管理难度加大、要素布局网络化集中化并重、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提升、非经济因素对开放的影响突出、收入分配改善关键窗口期显现等十大趋势。需要立足国情实际,把握住有利时间窗口,谋划好"十四五"规划的总体思路,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开放经济和高效能治理体系,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强化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推动经济尽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span>

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面临着一项重大任务:如何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支撑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9年我国实施了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为经济主体减轻税费负担来稳定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财政收支矛盾,财政可持续问题由此受到高度关注.在此现实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闫坤研究员组建研究团队及时推出了首部《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报告》,近日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直面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近忧”和“远虑”,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现代财政是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产生的,在回顾近代以来国家职能和财政体制有关历史和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设现代财政的基本特征和原则,并针对我国财税体系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央地关系、预算管理、债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财税改革的总体框架和支柱,并就近期财税改革重点和突破口提出了建议.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现代财政是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产生的,在回顾近代以来国家职能和财政体制有关历史和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设现代财政的基本特征和原则,并针对我国财税体系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央地关系、预算管理、债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财税改革的总体框架和支柱,并就近期财税改革重点和突破口提出了建议。</span>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与美国贸易争端延续时间最长、交手次数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据日本朋友回忆,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大街上的小朋友和老太太都知道"301调查".笔者近期梳理了日美贸易争端的全过程,并利用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双边联合研究等渠道,先后同来自日本财务省、经产省、日本银行、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原通产省等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多为日美贸易争端当时参与谈判者或亲历者)开展了一系列座谈,总结了日本应对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这个时期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作者阐释了这一时期的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提出了风险识别的六部门框架,深入分析了主要风险领域和风险点,进而提出了"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明确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风险防范重点,强调要加快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覆盖金融、实体、政府、社会和对外部门五位一体的风险防范政策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可能出现的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span>

After 7 years'adjustment,Chinese economy is stepping into the key stage of building a new growth platform.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recognize the multi-features of the transition of growth stage,deepening reform of the system and opened-large-economic country,continually optimize the thinking and framework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and strive to realize economic re-balance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high leverage,multiple risk and limited policy space.Setting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target should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superior to speed,and give full employment,price stabilit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greater prominence.China should:a.implement the overall prudent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to improve the combined efficiency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b.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 and regulation,andvigorously promote reform in major areas and open policy space for steady growth;c.improve themechanism of price formation of factors,strengthen property and budget constraints,and smooth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d.enhance expectation management,focus on international macropolicycoordination and improve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f.make full useof the most of the big data,strengthen the inter‐departmental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improve thedecision‐making support system.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部署.当前,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着力矫正供需结构性错配,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实现供需两侧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

最近一段时间,经济学界都注意到了“供给侧”这一新提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重点部署,将其表述为“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让这一概念清晰地浮出水面. 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当前,我们的需求正发生重要变化.随着外部需求收缩和国内传统消费需求饱和,大量传统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存量供给远远超过市场需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对各类消费需求的性价比、安全、质量等要求也水涨船高,但消费品供给规模有余而品质不足,导致人们要出国去买奶粉、买马桶盖甚至药品、牙膏.同时,随着衣食住行为主的消费实现了基本满足,老百姓的消费升级明显加快,向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发展,新需求很多,有效供给还难以跟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经过几年的恢复,全球经济再平衡取得一定进展,新技术新产业加快孕育,一些新迹象、新趋势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结构性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型仍低于预期.当前,全球经济仍处在政府债务危机的后期,短期趋稳态势的可持续性,仍面临政策退出的严峻考验.

一、预计2014年经济增长略高于7％ 2014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总体呈趋稳态势,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我国内需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综合考虑,预计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略高于7％,CPI涨幅3.5％以内.现阶段,维持7％-7.5％的GDP增速,既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也有利于逐步增强微观主体对中速增长的适应能力.

<正>2013年,中国经济将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短周期回升和改革深化三重因素影响下寻求新动力和平衡。短期经济出现弱复苏2013年,虽然世界经济仍在调整期,结构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需要长期改观。但是应看到,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3D打印机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