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民宗委以"民汉双语培训"和"实用技能培训"为主题出台的《"双培"促"两业"行动实施方案》,为少数民族群众获取稳定的生存技能和全面实现小康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并在实践中成为贵州民族工作的一个亮点."双培"促"两业"行动不仅是立足于贵州多民族社会需要的一种创新思维,也是从大局出发,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在实践中的新探索.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少数民族古籍可助力乡村振兴.在制度层面上,少数民族古籍可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融合提供相应的历史根据,为民族地区生态宜居环境的建设提供科学借鉴.少数民族古籍也是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据,在民族地区开展乡村社会治理时可以发挥其文化约束的作用,为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相应的理论与实践支持.

Mi Luo Tuo is a narrative epic that spreads in the Bunu language branch of Yao.It is very long and has different versions.It has been successfully declar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content of Mi Luo Tuo not on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Yao and surrounding ethnic groups,but also develops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from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peopl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re brothers".In addition,the epic materials of different texts also reflect different stages of human social history experienced by Yao people and conta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value in terms of linguistics,ethnology,ethnic history,etc.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distinguishing marriage by family name is a common system of establishing marriage relationship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world,and it is a common form of family and consanguinity clan identification in human society.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language use of writers,many Chinese classics describe many ethnic minorities as“ethnic groups without surnames”or“a name without surnames”,which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cognition.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context of the Miao surnames and their use in the ancient scriptures of Miao language that the Miao surnames have always maintained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al of“having the same surname but not getting married”in the three dialects of Miao language,“marriage can be allowed between families with the same Han surname and different Miao surname,while it is forbidden between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Han surname and the same Miao surname”,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can be effectively explained from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iao surname appellation words in the ancient scriptures of Miao nationality.

苗语副词有程度副词、范围副词、时间副词、否定副词等不同的分类,是属于虚词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副词不仅有方言、次方言和土语之间的差别,即使是同一个土语区,由于语音点的不同,还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但在语法化特征上却有着许多相同的共性,其中从程度副词所呈现出来的例词和例句中则充分说明了这些语言文化的重要特点.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是一项非自愿的群体性人群搬迁工作,移民安置的妥善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区域性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参与性评估是社会学、人类学中最为常见的研究方法,并在扶贫项目、林业发展和教育发展等多个领域中得到了有效地实践运用.为此,将参与性评估引入到西南少数民族水库移民群体的调查分析,对有效地解决水库移民问题可提供很多研究方法借鉴.而借助于参与性评估,在田野调查中使用定性分析方法,对全面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群体的水库移民,确保移民政策执行过程的公正性,为移民安置实施效果的"过程验证法"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

符号是一种被感知并携带有文化意义的载体,但对于符号载体的文化表述,由于存在"我者"与"他者"的认知差异,从而导致在表述上偏离了原生文化的最初本义.纵观多年来学术界对苗族服饰文化图纹的研究,其符号意义的表述,由于缺少对文化持有者的深度调查以及来自母语文化的客观分析,常常出现一些研究观点及表述的偏误.为此,只有立足于文化本身的事实,对这些象征符号进行准确地解读,回归到文化的本位中,才有可能揭示出其文化意义的真实性.

以多种证据考订分析具体文化事像对史实进行求证的方法,这在当代的学术研究中已经逐渐得到广泛的使用.20世纪以来的贵州岩画研究中,考古工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但由于视角不同,很多研究缺少从多学科的视野对具体问题作出客观公正且难以让人信服的结论,贵州岩画的研究亦是如此.贵州岩画的图像有动物中的马、牛、狗、鸟等,也有在表演原始宗教舞蹈动作形态中的人以及各种狩猎的器物和祭祀场景等等.结合汉文典籍文献、民间风俗传统、口碑古籍资料、考古发掘物证等多重证据法对贵州岩画进行文化释读,为复原早期人类历史记忆提供科学的依据.

传统医药文化是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一种本土知识.经过几千年来的经验总结,苗族在传统的医理文化中不仅形成了苗医病名学、苗医学、苗药学以及苗医哲学等自成体系的理论建构,这些医理知识系统不仅是苗族医药文化建构的重要基础,还是实施辨证论治实践的主要依据.因此,从患者身体病症中总结出来的病名学知识体系建构、通过苗族传统经验的本土知识在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康养"与"医护"理念以及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识所应对人体部位名称的医疗经验,不但为医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实证性的研究个案支撑,同时在人类的康养生活方面也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贡献了苗族的精神智慧.

瑶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有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民间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中可以找到其科学的定位,而且在民族学、伦理学、红色文化传统教育、民俗学等各个方面都蕴含有相应的学术研究价值.

《亚鲁王》史诗在苗语西部方言的各个次方言区有着各种不同的丰富文本,而且篇幅也长短不一,有的长达三万多行,有的不足千句.由于每个文本在各次方言土语都有一定的差异,从而使史诗格律的结构特征具有显著的地域性.麻山次方言区苗族以“吟诵”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史诗”在苗语中称为“榔”(langb),而通过“唱腔”表达出来的则称为“寞”(mlok),这种歌谣的民族性不仅在具体语境中得到呈现,而且还有着十分明显的地域性.就史诗的格律而言,对仗和上下句之间的叠音谐声等韵律特点的探讨,对于苗瑶语民间口头歌谣的程式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于此背景下民族地区的民间工艺在传承与开发过程中,通过交流交融等多种渠道吸收了其他民族工艺而得到了创新性跨越,民间工艺在产生与延续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根"与"魂"起到了重要作用;民族传统知识体系成为民间工艺多元化的文化源泉;民间工艺从"自给自足"到"共享共生"的演变中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创新性保护与多元化传承是民间工艺得以发展繁荣的主要路径.

"稻谷"是生活在长江流域中远古人类发现并培育起来进行广泛种植的主要粮食资源,同时也是苗瑶语族中的固有词.纵观苗瑶语族中苗语支与瑶语支各个方言、次方言和土语对"稻子"一词的读音,单音节声母为[n-]的多为长期种植水稻为主的语言文化群体,使用复辅音声母如[mpl-]、[nt?-]等则是长期以种植旱稻为主的语言文化群体.通过对"稻子"词汇的苗瑶语古音构拟分析,不仅为苗语支和勉语支各方言土语的同源关系提供了相应的分析借鉴,也为苗瑶语训诂学在语义解释上拓展了语言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敬宗收族”的谱牒文化书写,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社会生活史的一个重要特色.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朝廷对地方土官与流官的册封与世袭,同样以各个土司宗族的谱牒为依据.通过对土司家族族谱文献资料的整理,可以窥视早期这些土司的族属来源及国家与地方互动过程中的民族关系.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在21世纪初以来的全省范围内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就涉及到大量的少数民族水库移民问题.贵州这些多民族水库移民搬迁,不仅人口多、范围大,而且大部分移民都属于革命老区的群众.针对复杂多样的移民文化特点,社会治理就必须在深入调查、广泛听取各民族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水库移民的相关法律法规,实事求是,科学客观地因地制宜做好具体的水库移民工作.

量词是指用来计量人、事物和动作单位的词,是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中较为丰富的一类词汇.从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布努语量词的基本构成特征来看,可将其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

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国家中,沿线有六十四个国家、五十六种官方语言及二千四百多种不同的民族语言.为此,借鉴历史经验启动中国的各种教学平台,规划教育语言使用环境,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多民族、多语种的潜在优势,通过语言文字教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不仅能够为国家"一带一路"的产业合作奠定基础,同时也可以为国家语言能力的人才培养提供支持.

在史诗文本的构成中,语言词语及其句式表达充分地体现了口传诗学的民族性.《亚鲁王》史诗的程式化构成,其句式较多以判断句和连动式谓语句为主.史诗的这些程式化语词结构,不仅可以作为文学人类学“语言学转向”的研究范例,而且在苗族诗学乃至于歌谣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中,为“西学东渐”的中国学术本土化研究提供参考.

语言相对性是文化相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土家语与藏缅语族语言的比较中可以窥视到其亲属语言的同源谱系关系;在土家语的日常口语词汇中,还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农耕文化的乡土知识以及民俗语言的文化本真性原貌.

长期以来,学界对苗族史诗的分类模糊不清,或以"苗族古歌"概而论之,或借用别的民族史诗分类方法来套在苗族的史诗分类上,无法反映出苗族史诗分类的科学性.从已经出版和抢救记录到的苗族史诗情况看,国内外苗族的史诗属于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婚姻史诗和英雄史诗四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