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包含了 自然地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含义.自然地理视域下的"天下观",主要体现在《山海经》对天下的解读、时人对"大九州"和狭义"九州"的阐释上,特点是虚实结合,尤其是"九州"天下观表达了天下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政治视域下的"天下观",表现为以"天下"形容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以畿服制的方式呈现天下秩序,体现了"天下观"是包含"多元性"的大一统;文化视域下的"天下观",则要求通过"礼"文化将"中国"与"四夷"共同统一于天下,以"礼"拓展华夏的文化空间.先秦时期"天下观"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的起点,从此,"天下观"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种族歧视一直是西方社会存在的"痼疾",也是我国学者常年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文献计量的视角,利用可视化软件对我国西方社会种族歧视的论文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核心机构及研究团队、出版期刊、课题基金三个方面揭示该领域的研究概貌,从文献时间分布、学科领域变化、主题变迁三个方面描绘我国西方社会种族歧视研究的演化路径,发现我国西方社会种族歧视研究的四大研究热点分别是种族歧视文艺作品解构、国外民权运动研究、美国种族歧视研究和种族歧视中的性别歧视研究.

作为具有元概念属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形塑于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程之中,确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之际."大一统"、大联合、大团结、"大家庭"等理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不仅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与鲜明的时代价值,而且具备科学缜密的逻辑架构.深入阐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渊源,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萌芽并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思想基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能从当时历史和政治环境出发,客观地看待"夷狄"与"华夏"文化差异,认为文化的差异是基于自然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在此基础上,儒家不以种族特征来划分民族,而依据民族居住地域不同产生的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分类标准.同时,主张"以夏变夷",即以先进的"华夏"文化教化"夷狄",反对用武力征服"夷狄",主张"修文德"以感化之.儒家主张各民族文化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既要尊重文化差异,也要把追求"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一致性的目标.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已成为当前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领域.本文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高水平论文为数据来源,借助文献计量工具SATI与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微词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演化路径及热点领域进行分析.其中主要从刊发期刊、文献时间分布、学科领域变化、主题变迁四个方面探寻演化路径,并发现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主要集中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意识本体研究、铸牢路径研究与实践落实研究四大方面.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收录的2008-2018年民族歧视研究的文献作为数据来源,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结合可视化与文献计量分析工具,从国家分布及合作情况、作者及所在机构分布、主要刊发期刊分布三个方面揭示国外民族歧视研究概貌.从文献时间分布、学科领域变化、主题变迁分析三个方面展示国外民族歧视研究的演化路径,发现近10年国外民族歧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族/种族歧视与身体及心理健康研究、民族/种族歧视群体研究、民族/种族歧视干预性策略研究、民族/种族歧视研究方法分析四个方面.

随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时间长期化和迁移模式家庭化等特点日益明显,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绩效评估已成为完善我国公共服务考核评价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内在要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评估无论对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还是对提高相关职能部门服务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德尔菲法,通过三轮专家咨询,最终探索性地构建了包含6个一级指标、26个二级指标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以上海、武汉、广州三个城市为例,对该指标体系进行了检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三个样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均处于中高档水平,但不同维度的服务管理水平并不十分均衡.因此,相关职能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注重不同维度的协调发展,补齐服务管理的短板,推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科学化、精细化发展.

通过对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湖北省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快速增长,民族成分增多;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地域分布不平衡且分散;城市少数民族的性别结构趋于平衡,年龄以成年型为主,但老龄化水平上升;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受过大学阶段教育的人口大幅增长;从业人口中,非农职业人口比重大幅上升,但多数集中于体力劳动行业;城市族际通婚普遍.湖北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结构的变化,给城市民族关系以及民族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需要从多方面制定相应政策,让少数民族更好地融入城市.

社会工作介入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会化的重要实践形式.上海P区实践是全国先行试点,这一实践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领域开创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形塑了"社会工作+"模式,科学提供了社会服务,有效营造了"民族共融"社区环境.同时囿于多种因素,在实践中也存在着项目资金来源碎片化、实施缺乏延续性、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专业性与自主性弱化、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社会工作者匮乏、社会工作者政策咨询与倡导功能缺位等困境.针对以上问题,统战、民宗部门需从行政驱动转向依法治理,建立健全城市民族工作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长效机制;多方联动,建立少数民族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与聘任制度;转变"大政府"观念,促使购买模式由岗位制向项目制转变;厚植"治理"理念,健全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倡导与决策的工作机制.

对恩施州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施以地方立法是确保该项工作科学、规范、正当有效进行的前提条件,更是该项工作法制化的基本保障.在恩施州现行法规体系框架内,尽管制定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的一系列《条例》和《细则》,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还存在无国家专门立法、无地方专门立法补充、权力内容不实、立法威慑力不足、相关立法无公众参与原则等问题,因此,应该在此基础上通过修订自治条例、制定单行条例、补充配套政府规章制度等措施进行完善.

民族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有一定的相关性.民族歧视表现在社会各个领域,根据民族歧视程度或具体方式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由低到高的程度依次表现为辱骂、拒绝提供社会资源、攻击,最严重的是有计划地种族灭绝.民族歧视可分为口头歧视、有形歧视、身体动作方式进行的歧视、工作条款或约定方式的歧视.根据显现情况可以分为直接歧视与间接歧视.民族歧视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认知偏差、历史因素、经济利益、文化差异等.因此,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逐步消除民族偏见,树立各民族平等观念,尊重民族差异,依法反对民族歧视.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加迅速,民族成份增多;城市少数民族的年龄以中青年为主,性别结构整体趋于平衡,但各少数民族变化差异较大;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过初中、高中、大学阶段教育的人口大幅增长;从业人口中,脑力职业者比重提升,但体力劳动者仍占主体;城市族际通婚率越来越高.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结构的变化,给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以及民族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相应政策,采取得力措施,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

The urban social identity of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aliza-tion of integrati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s that the urban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highly recog-nizing the urban life,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local urban development; they have a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local urban residents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ir own children's association with urban children. However,the recognition rate of urban social identity is relatively low,and without long-term willingness to live in city,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for the conversion from rural identity to urban identity. The Han residents hardly accept the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littl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nd they do not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ir own children's association with the children of Muslim floating population,which leads to a small number of friends Muslim floating population hav-ing. Therefore,the urban social identity of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not only include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the urban society,but also needs the recognition of urban society to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due respect and tolerance.

穆斯林流动人口在语言方面能够使用通用语言进行交流,但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掌握并使用当地方言,对于学习并掌握当地方言的意愿并不强烈,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了解不多,也没有进一步深入了解的意愿;在办事习惯方面,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当地城市的办事习惯仍然以老家为准,也有部分人会根据不同事情和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办事方式,而完全遵循当地办事习惯的则非常少;而在教育思想观念方面有很大的改变;城市社会环境与穆斯林流出地的相异,城市宗教场所较少,再加上穆斯林流动人口所从事职业的特点,其每天礼拜次数和每周参加主麻日活动的次数明显减少,在宗教生活上难以有较深的融入.

从反映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求职途径、日常交往、困难与纠纷求助对象、与当地居民关系、对异族通婚态度等方面看，其社会关系仍然是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族缘、教缘关系在城市的不完全复制，没有建立起以业缘为纽带、以城市本地居民为交往对象的现代社会关系网络，仍然以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支持为主，没有充分运用正式的社会关系支持网络。因此，就整体上看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入程度非常低。

民族关系对于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在影响当前新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诸因素中,政治因素是首要因素,经济因素是重要因素,文化因素是深层次因素,心理因素是隐性因素.深入分析这些因素,有助于客观认识新疆民族关系的现状,消除不利因素的影响,推进新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通过开展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建立输出地与输入地沟通协作机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逐步建立.但是,城市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习惯于城市管理和城市不愿管、不敢管情况比较突出,服务机制不健全,合法权益还得不到完全保障,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社会保障程度低,民族内部同质经营者之间竞争激烈、冲突增多.要加强民族团结和城市法律法规教育,服务管理法制化,发挥政府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的主导作用,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服务管理,促进服务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发展.

The socialization of urban floating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howev-er, many problems occur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and management at present.The embedment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fits exactly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future trend.Four aspects could be-come the practical field of its embedment, namely, problem of urban floating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and the needs assessment, enhancement of the training of survival and adaptation ability in urban life, the min-ing,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esource, responding group demands and influencing policy.In exploring the embedded path, the community could be served as the basic sphere of the embedment, using the com-munity-based social work methods converts the original the service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floating eth-nic popul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i.e.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of service providers, the asking-for-help model of service object, the obtaining model of resource, the providing model of service.

中、东部地区的武汉、广州、杭州、宁渡4城市调查问卷表明,在穆斯林流动人口的重要输出地的西北诸省区,出于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需要,输出地政府对穆斯林外出人员提供贷款支持、展开技术培训、设立外派机构维护权益;输入地城市则着重从就业、文化生活需求、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和帮助,为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城市生存、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在制度融入方面,输入地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还存在子女入学困难、参加城市社会保险率低、城市管理不到位、文化生活需求缺口大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因此,提升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水平,要解决好穆斯林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困难问题,保障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做好文化教育及多元技术培训工作以及加强法规教育,促进城市管理与流动人口经营双向适应等.

社会认同的构建与形塑对流动人口适应与融入城市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武汉是我国中、东部地区穆斯林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城市。通过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以上五城市流动穆斯林的社会认同进行调查发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表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具有较强的族群认同意识；社会交往范围狭窄；较少参加社区活动。大部分穆斯林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基于此，应当通过流入地政府、社区、当地居民和穆斯林流动人口自身的共同努力，消除排斥与隔阂，促进这一群体尽快融入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