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经济稳定、市场有效性、公共治理能力、社会发展水平与金融风险管理能力等五个维度选取指标,采用熵值法构造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经济韧性指数,并对经济韧性时序演变及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在构成经济韧性的五大维度中,社会发展水平、公共治理能力以及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是决定经济韧性最重要的三大因素;经济韧性具有动态演变特性,呈现逐步增强趋势;各城市经济韧性发展具有较强的收敛性,经济韧性水平低的城市经济韧性提升速度更快.

股市的平稳运行是实现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重要一环.文章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以2015年股灾和2018年中美贸易战为背景,分别构建不同时期中国股市的MST网络,探索在不同类型冲击下我国股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将最小生成树方法和滑动分析相结合,研究我国股市网络动态演化的时变特征和稳健性.结果表明,不同时期股市网络MST结构变化较大;不同时期网络节点的度分布均服从幂律分布,且中心性节点在冲击发生前,集中出现在工业领域,而冲击中、后期则更多地出现在金融领域;股市网络连通性和稳健性会因为冲击类型不同而出现差别,内部冲击(2015年股灾)会降低同行业连接边数,而外部冲击(中美贸易战)则会增加同行业连接边数,且前者比后者对股市网络结构的影响更大,市场对于内部冲击的抵御能力更弱;虽然内外部冲击短期内对网络连接的稳健性冲击不大,但从长期看,网络连接的存活率会急剧下降,网络结构稳健性随时间变化而减弱.

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企业2008～ 2018年数据,采用大数据文本识别手段来刻画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并实证检验金融化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结果 表明,金融化程度越高,则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水平会显著下降,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具体而言,企业金融化通过提升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提升盈余管理和金融杠杆、降低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三种路径对数字技术应用造成冲击.较强的金融监管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负面冲击.因此,应谨慎对待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强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差异性监管制度供给,切实构建有助于企业数字技术发展的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

文章基于资产抵押价值视角,研究"金融脱实向虚"的形成机制,并运用我国2000-2019年经济社会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房价上涨显著抬高了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房价对实体企业产生的绝对抵押价值效应小于相对抵押价值效应;房价上涨显著提高了非实体企业融资占比,降低了实体企业融资占比,房价对非实体企业的相对抵押价值效应远大于对实体企业的相对抵押价值效应;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上升、非实体企业融资占比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向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的投资,而减少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

环境规制会通过影响污染产业转移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进而影响经济环境综合绩效.本文选取2003-2016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实现了经济环境的双赢;环境规制对经济环境综合绩效存在较明显的直接影响,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的影响形态、结果存在差异;环境规制通过污染产业转移对经济环境综合绩效的影响较多,而其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经济环境综合绩效的作用还有待强化.为此,环境规制应更强调环境质量和经济质量的长期改善,而不只是着眼于简单转出污染产业或盲目抵制产业的合理化转移,且各地政府和企业要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类型的有效环境规制政策,注重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加剧,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以200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企业金融化与股市稳定性实证模型,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降低了股市的稳定性,考虑宏观政策、内外约束机制的调节效应,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市的不稳定性效应,而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与公司治理则弱化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市的不稳定性效应.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企业透明度、财务基本面趋同性影响股市稳定性.为了提高股市稳定性,应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机行为的甄别与管控;严禁企业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楼市;缩小金融、房地产投资与实业投资的利润差;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建立良好的内外部约束机制.

自2003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房价已经历了5次异常波动.研究表明,房价快速上涨致使房地产升值的财富效应通过投资与融资两大渠道以及政府债务链导致整个金融系统资源配置过度房地产化,并通过挤出效应、流动性效应、杠杆效应在金融体系各子系统间形成风险的累积、扩散与放大,最终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运用独立性权系数法编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并采用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证实了房价异常波动会通过资产配置房地产化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选取2003～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可能会对代表经济增长数量的人均GDP增长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对代表经济增长质量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不明显,在全国层面上环境规制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因此,适度加强环境规制是必要的,我国在研发投入、引进FDI等方面应大力发展环保技术,注重技术效率的提升,加大投入支持环保产业以及清洁能源利用,因地制宜地引进FDI、发展国际贸易、调整产业结构等.

构建流动性风险传染理论模型,利用129家银行的数据,从流动性短缺银行数、短缺额度及风险传染轮数模拟了风险传染的动态演化,并检验了银行规模、关联度对流动性风险传染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面对流动性冲击,我国银行系统是脆弱的,且从2014年开始,流动性风险传染效应加大;国有控股银行作为流动性危机触发因素会引起较大传染效应,民生银行等全国股份制银行及北京银行等城商行若出现流动性危机,也会致较多银行出现流动性短缺;银行资产关联度越高,流动性风险传染越严重;银行相对规模对流动性风险传染具有异质性的负向影响,即对于上市银行,相对规模越小,其流动性风险传染效应越大.

近年来,我国城市房价差异明显.基于房地产供求模型研究发现,城市房价差异源自于人口集聚、财富集聚与房价预期的差异,本质上是源自人对城市优质资源的追求.凡优质资源越集中的城市,人口集聚与财富集聚度越高,房价就越高;反之,优质资源越稀缺的城市,人口与财富集中度越低,房价就越低.鉴于此,我国要建立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必须解决优质资源分布不均衡不合理的矛盾,合理引导各种资源流向中小城市,防止各种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

基于系统学二象论,构建了工业绿色发展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运用2011～2015年中国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检验了三种技术创新途径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贡献.研究发现:工业绿色发展绩效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在促进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方面,自主研发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协同创新与技术引进的效果并不显著;企业规模和对外贸易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产权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

在国际工业4.0和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我国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城市纷纷推行“机器换人”计划.“机器换人”使机器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机器设备的功能、产业间的生产联系发生了根本改变,致使传统融资租赁市场所依存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融资规模超出了融资租赁市场的资金容量;生产商或出租方承担风险转移更难;融资租赁双方非对称信息难以弥合,造成融资租赁出租方均衡租金不断提高,承租方均衡租金不断下降,无法实现融资租赁双方的均衡,进而出现融资租赁市场的融资约束问题.为了适应“机器换人”的发展要求,需要对融资租赁市场的融资渠道、信息中介和二手产品流通转让等进行创新,以形成新型融资租赁模式.

在金融学教学日趋国际化、定量化与交叉化的当今,金融学教学日渐困难与复杂.文章在OBE理念的指导下,理清了金融学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从开展案例教学、直观化理论讲解、运用现代技术辅助教学、运用数据处理软件扩扩展教学、综合评价学生等五个方面对金融学教学进行改革.旨在通过OBE教学理念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保证教学质量.

基于哈罗德-多马模型本文提出一个包含房价波动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基准模型,选取2000-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进行测度,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房价波动与金融支持实体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房价上涨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大于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房价波动主要是通过空间的直接效应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产生影响的,而通过空间的间接影响并不显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某地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提升对周边地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实证结论给我们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政府应重视房价波动给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应做到对房地产价格的有序调控,避免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给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带来的不利影响.

基于2001-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体经济增长模型发现,房价低于某临界值时会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带动效应,高于该临界值时则会产生挤出效应;这种带动效应来自于房地产刚性需求带动相关实体产业的消费投资;挤出效应则源自投资投机性需求过热造成的资本配置扭曲.可通过控制房价增速,推进创新驱动,寻找新增长点等途径引导社会资本“脱虚向实”,促进实体经济与房地产协调发展.

传统对内外经济均衡定义多与宏观经济政策四大目标相对应,但这一评判标准容易引起对我国经济失衡性质与程度的认识混乱.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失衡形成机制,将内部均衡定义为国内投资、消费与储蓄的需求结构性平衡,将外部均衡定义为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收支平衡.在此基础上,运用“钱纳里标准”和国际比较,得出我国目前存在严重内外失衡的结论,并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缩小收入差距、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提出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以中国银行业2002～2014年的宏微观数据,应用Lerner指数、流动性分类法分别对竞争度与流动性创造进行测算,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法,考察中国银行业竞争度变动对商业银行流动创造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银行业竞争度提高减少了银行流动性创造;分类型看,国有控股银行竞争度变动对流动性创造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度提高增加了流动性创造,而地方商业银行竞争度提高则减少了流动性创造.这表明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应把握好改革节奏,避免改革带来过度竞争.建议采取差别化的改革策略,加快形成存贷款利率随市场竞争灵活调整的机制.

新兴金融业态是一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力量,能有效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我国新兴金融业态主要包括股权类、准银行类、互联网类以及消费类四大类型,并呈现多样化、融合化、数字化与实体化四大发展趋势,但还存在发展不均衡、融资成本高、经营风险高及缺乏监管等问题.对此,应通过协调发展、规范发展与统一发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ngguan hotel industry under new normal, pointing out the main problems facing Dongguan hotel industry under new normal, and proposing the suggestions of leading new normal hotel industry in Dongguan.

银行流动性囤积行为对金融、实体经济及货币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放大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遭受的流动性冲击，另一方面阻塞了货币政策的流动性传导机制，导致大量中央银行救援资金滞留银行内部。中央银行应重视银行流动性囤积行为所造成的资金转移效应、冲击放大效应，做好流动性管理以及把握好流动性救援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