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难是制约大量实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短贷长投"则成为民营企业应对融资约束的替代机制之一.这不仅对企业自身财务安全、经营业绩构成隐患,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结合二十大"数字中国"发展战略以及当前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不少民营企业的战略选择.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18 392个样本观测值,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情况;第二,数字化转型可通过降低民营企业违约概率、缓解信息不对称、减少企业经营成本的路径,提高银行放款意愿,进而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情况;第三,转型前民营企业违约风险越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严重,或者经营成本越高,数字化转型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效果越显著,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逻辑的合理性.

选取2007-2018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考察非国有大股东参股对国有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引入非国有大股东可以显著降低国有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并且非国有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这一效应越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大股东通过降低可操纵性应计盈余,改善会计信息质量的路径,有效缓解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了国有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外部信息环境越好、企业自身违约风险越低时,非国有大股东持股降低国有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效果越显著;非国有大股东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一定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国有股东占相对控股地位、非国有大股东委派代表积极参与治理以及非国有大股东为民营股东.

本文以2007-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收取的审计费用越多.进一步地,本文将金融资产按期限进行分类,发现长期金融资产持有份额越高的企业,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越显著;分组回归检验后发现,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市场套利空间越大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越显著.这说明,审计师能够准确识别投机性金融资产投资带来的风险,并对此做出相应的风险应对决策.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挤压企业投资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和审计风险,进而导致审计师的上述风险应对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有关金融化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领域的文献研究.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本文选取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24394个样本,探讨了异质性大股东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在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型非国有企业中,引入异质性大股东可以显著增加企业创新投入,且当异质性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时,这一效应会越为显著.第二,机制上,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大股东通过发挥监督治理作用、降低控股股东占款的路径,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而融资约束型非国有企业引入的国有大股东则通过为企业建立有效政治联系、发挥资源支持效应的路径,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第三,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异质性大股东派驻代表参与董事治理时,其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效果会越为显著.本文有助于深入理解国有控股下的非国有大股东以及非国有控股下的国有大股东差异化的治理作用,丰富并拓展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框架.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证分析了外资股东参股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及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两者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外资股东参股可以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尤其是当外资来源地相对发达、外资股东以战略合作为主要入股动机时,其参股后提高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外资参股股东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正向作用.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可通过提高引资企业创新意愿、增加引资企业创新资源的内在渠道,有效提升引资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第三,进一步地,从地区环境出发,当地区对中央的财政依赖度越高、地方重要官员无中央任职经历时,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正向调节效果会越显著;从国有企业自身特点出发,当企业层级越低时,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正向调节效果越显著.实证分析结论丰富了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政府充分发挥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积极效应提供了政策启示.

十九大报告提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那么"引进来"究竟能否有效促进"走出去"呢?为得到验证,文章选取2007～2018年沪深A股11 470例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探讨外资股东的引入将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国际化战略,并进一步分析其内在机制及相应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引入外资(非控股)大股东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国际化进程,并且当引入的外资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时,其对于国际化进程的促进效应会越为显著.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外资(非控股)大股东通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生产效率、改善企业代理问题)和降低海外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途径,推动了企业国际化进程.第三,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作用在外资股东越知名、国有企业属于高新技术企业且内外部治理机制越为完善时会越显著.第四,当前国有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企业绩效会随着国际业务的拓展呈现下降趋势,但外资股东的引入可以显著缓解这一负面效应.

以2007-2018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非国有参股股东的引入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参股股东可以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机制上,非国有参股股东主要通过提升主业业绩、增加创新投入的路径,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表明,当非国有参股股东为经营型股东或参与董事会治理时,其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效果会越显著,且降低的主要是长期金融资产的配置.在经济后果上,国企金融化水平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而引入非国有参股股东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负面作用.

官员交流制度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一项重要安排是否有助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行,以实现国有企业的有效治理呢？以2004-2016年控制权发生变化的478例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官员交流制度对低效率国企控制权转让概率的影响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官员交流会显著增加低效率国企控制权的转让概率,这一结论在区分不同交流官员类型后仍然成立;官员交流期间实现控制权转让的低效率国企,其经营业绩在转让后得到显著提升,从而达到有效治理目标;机制分析表明,如果低效率国企控制权发生变更前,企业所在省份的省委书记任期越长,那么交流官员任职后,其控制权被转让的概率越大.由此表明,官员交流有助于打破政企合谋“关系网”,有利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行.

转型期中国,地方国有企业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一股中坚力量,当其发生债务违约时,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地方政府究竟是否愿意提供支持,会优先选择哪些企业提供支持,政府的支持行为是否会影响到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呢？为得到验证,文章选取2007-2016年沪深A股地方国有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地方国企发生债务违约后,地方政府的支持行为及其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第一,地方国企发生债务违约后,地方政府会提供更多的“支持”,且支持额度与债务违约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二,债务违约前,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环保投资、捐赠以及就业等)的地方国企,在债务违约后可相应地获得更多的地方政府支持;第三,违约企业,尤其是得到更多政府支持的违约企业可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而其经营业绩却往往更差.由此表明政府干预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信用贷款既无抵押物也无保证人要求,其对银行利益的保证程度相对最小,而审计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是否也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呢？基于此,本文选取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事务所规模的大小来衡量审计质量,探求审计质量的提高是否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信用贷款.研究发现,审计质量与企业获得的信用贷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经“十大”审计的上市公司能在更大程度上降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从而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取更多的信用贷款.从经济后果来看,只有经“十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在取得信用贷款后才可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

中央对地方的考核已从“唯GDP”逐步过渡到“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而是否将地区GDP增长率作为考核指标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进而影响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官员交流制度是中央针对地方官员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其能否在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文章以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和政府补助的相关关系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衡量指标,分析了官员交流制度对地区招商引资行为的影响以检验其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官员交流制度的实施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通过股权投资获得政府补助的行为;第二,无论是垂直交流官员还是横向交流官员,其任期越长、地区资源禀赋越好,上述抑制作用越明显;第三,官员交流可以显著抵减政府补助对企业业绩的负向效应.文章证实了官员交流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引导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有助于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文章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能过剩是以GDP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的一系列扭曲性后果之一,地方官员会迫于晋升压力支持企业扩大产能,导致产能利用率降低,进而产生产能过剩等问题;此外,资本市场信贷资源配置是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影响企业产能过剩的中介变量,即地方官员迫于晋升压力对信贷资源配置的不当干预降低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并最终导致企业产能过剩.进一步研究发现,转变传统的以经济绩效为主的官员晋升考核方式,增加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目标的比重,能够降低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而政府透明度的提升,有助于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的不当经济干预行为,抑制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产能过剩的影响.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本文以2007-2014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在不同治理环境下,企业的股权投资行为对其所获得的政府补助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额越高,其获得的政府补助额越高。不同的产权性质及市场环境对股权投资与政府补助间的关系有不同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股权投资额与政府补助呈显著正相关,在民营企业中不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额对其获得的政府补助正向影响程度越大。进一步研究表明,通过股权投资获得的政府补助对企业业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从财政分权的角度为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并为地方政府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span>

一、当前中资保险公司与外资保险公司的资金实力比较分析 随着加入WTO,我国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开放国内保险市场的承诺将逐步兑现,我国保险市场竞争越加激烈.一方面将放开人民币业务寿险及产险的市场;另一方面,外资保险公司允许介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地域将会扩大.目前已经在国内开业的包括美国、日本、瑞士、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9家外国保险公司以及目前在中国设有190多家代表机构、申请等待营业执照的98家外国保险公司、其经营历史都在百年以上,资产总额大都在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美元以上.

2000年5月1日,财政服务机构FSA(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宣布一个非寿险公司(Daiichi Mu-tual Fire)破产,日本的非寿险企业经历了他们的第一次困境;两年之后,又一个非寿险公司(Taisei Fire)受"911"事件的影响而破产.由于这两次事件,改革当前非寿险保单持有人保护系统的问题引起了保险行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