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隆卡遗址2016年度发掘的浮选结果表明,细石器时期居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以野生物种为主;仰韶文化时期,粟、黍在当时生业模式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齐家文化时期,作物种类有粟、黍、小麦、大麦、燕麦、大豆等,农业生产呈现出以粟类作物为主的多种旱地作物种植特点;卡约文化时期,作物仅见粟、黍、大麦,仍以粟作为主.粟、黍等本土作物,与小麦、大麦等西来作物在该聚落的交汇可能是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映.

在已确认的中国史前—夏商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中,有一些文化的命名不但与河南郑州地区遗址地名关联密切,而且属于考古学研究中的高频词汇,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篇章.在考古学界对相关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学科背景下,从学术史角度考察以郑州地区相关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名称概况,并在此基础上重温考古学文化命名方法,针对发现的同一支文化存在不同名称及文化名称中有与现地名不一致等现象,认为不必在既有文化命名已深入人心的前提下刻意"制造"新的文化名称来取代旧名,也不必因循守旧对具备条件的文化不予命名,并纠正错别字现象以与今地名相符.通过总结与梳理,提出对普及郑州地区公共考古乃至公众历史教育知识和书写郑州本地考古学史的思考.

考古记录显示,岳石文化先民所利用的动物资源呈现出多样化态势:既有家畜,亦有野生种属.家养动物有猪、狗、羊、牛等,野生动物以陆生哺乳类为主,水生类、飞禽类为辅.这些动物既是人们食物结构的重要组成,也在先民聚落生活中扮演着其他角色.虽然可据现有资料得出一些初步认识,但开展过动物考古工作的岳石文化遗址为数偏少,同位素、DNA等科技考古工作尚未进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相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继续,岳石文化动物遗存及其利用状况将更加清晰.

现有考古记录显示,河南登封地区在裴李岗时代可能已存在农业生产行为,但证据偏少;仰韶时代,作物种植、家畜养殖已发展为生业的稳定要素,可能属于野生的动植物资源是先民动物性和植物性食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龙山时代,生业经济仍包括生产性经济与攫取性经济两方面内容,唯生产性经济重要性提升,作物与家畜种类增多;二里头时代的生业系统承前,唯作物、家畜组合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农业复杂化程度又有提高.该区域农业复杂化程度加深、生业模式演变的原因大致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方面.日益发展的农业经济和逐渐进步的取食策略既为人口增长、文化进步、社会前行提供了经济支撑,也为后世农业及相关经济部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The Xindian culture of northwest China has been seen as a prototypical example of a transition toward pastoralism, resulting in part from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at started around 4000 years ago. To date, there has been little available residential data to document how and whether subsistence strategie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changed following or in association with documented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Tao River Archaeology Project is a collaborative effort aimed at gathering robust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to solidify our baseline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practices in the third through early first millennia BC. Here we present data from two Xindian culture residential sites, and propose that rather than a total transition to nomadic pastoralism—as it is often reconstructed—the Xindian culture reflects a prolonged period of complex transition i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subsistence practices. In fact, communities maintained elements of earlier cultivation and animal-foddering systems, selectively incorporating new plants and animals into their repertoire. These locally-specific strategies were employed to negotiate ever-chang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region of developing ‘proto-Silk Roa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s.

对山东青岛市即墨区即墨古城改造项目三官庙遗址浮选结果鉴定分析显示,就植物性食物资源的获取模式来看,海岱龙山文化三官庙聚落先民的生业系统包括作为生产性经济的食物生产和作为攫取性经济的采集行为两大组成部分.基于食物生产的作物组合为粟、黍、小麦、大麦(青稞),在可能存在的多种作物种植体系中,粟作农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其他植物遗存暗示了先民对其他植物资源利用的可能.本次浮选为胶东地区海岱龙山文化先民农业经济、生业模式提供了新证.

就城址形态来看,经由考古工作确认的岳石文化城邑可分为围垣城邑和环壕城邑两大类别.目前确凿的围垣城邑有山东济南城子崖、邹平丁公、菏泽十里铺北等数处,山东淄博桐林、济南榆林、阳谷景阳岗等也可能存在该时期的围垣城邑.山东桓台史家、烟台庙后、烟台照格庄、江苏连云港藤花落等聚落为环壕城邑.海岱地区二里头时代的这些以不同方式构建且呈现出不同形态的城邑系社会复杂化的物质表征,在本文化区龙山时代聚落结构、筑城技术、城防体系、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是海岱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本区后世城邑的营建产生了影响.

通过对沙隆卡遗址陶片及石器表面残留淀粉粒的分析,发现了来自禾本科粟(Setaria italica)、小麦族(Triticeae)、壳斗科栎属(Quercus)、块根块茎类植物的淀粉粒,数量较为丰富,种属来源较为多样,显示了沙隆卡遗址先民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多样性.壳斗科栎属、块根块茎类淀粉粒的发现,弥补了大遗存研究的不足,提供了沙隆卡先民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的新证据,为青海东部地区史前生业经济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信息.

对已有植物考古数据的系统分析表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粮食作物组合包括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豇豆属等,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不同聚落在农业结构上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农业结构的异同与所在聚落的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等因素关联密切,也可能系现阶段考古工作及植物考古局限性所致.作为农业复杂化的重要组成,以多元作物结构为基础的生业系统为本区社会复杂化乃至早期文明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并对后世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已有考古工作表明,河南新郑地区的农业至迟发端于裴李岗时代,粟、黍、稻等粮食作物,猪、狗等家养动物在先民生业系统中扮演着一定角色;仰韶时代,具有农用功能的工具表现出进步态势,农业有所发展,可能已成为聚落先民生业的主体;龙山时代,农业进一步发展,聚落层级化趋势更加明朗;二里头时代,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及可能性的小麦,家养动物包括猪、狗、牛、羊等,具有农用功能的工具更加齐备.史前先民通过发展农业,经受住了气候事件的考验,区域性政治实体——城市聚落得以建立起来.

长期以来,学界对海岱地区先秦时期麦作农业的发展状况不甚明晰.得益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使用浮选、植硅体分析等植物考古方法收获了一批小麦、大麦遗存.通过对这些遗存的量化分析,发现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时期皆有小麦存在;以龙山文化、周代所出小麦、大麦的遗址最多;龙山文化、商、周时期的小麦存在得到测年数据支持.进而得出结论: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小麦作物进入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先民对小麦的利用程度可能有小幅提高,但仍处在低水平利用阶段;商时期的植物考古工作尚少,麦类作物利用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两周时期麦作农业发展迅速,脱离了小麦种植的初级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商时期麦作的存在.大麦在周代的个别遗址的量化数值上升,并得到了测年数据支持,但大麦种植的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麦作的发展,既与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相关,也是文化交流、技术发展、工具改良、政策支持的产物.小麦、大麦、马、牛和羊入华,促成了"史前食物全球化"的格局,海岱地区融入到"青铜时代全球化"的浪潮中,对本地农业、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植物遗存、动物遗存、农业工具、聚落形态等文化因素的分析表明,新砦文化农业在王湾三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后世二里头等文化农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新砦文化农业的强化生产态势主要表现在:多种粮食作物种植,多种家畜养殖,从播种到收割、加工各环节农具齐全,定居程度加强,生活生产设施齐备,聚落规模与性质不等,社会复杂化加深等方面.新砦文化农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传统、文化交流等诸方面因素关联密切.随着考古发掘的开展与研究的深入,对新砦文化农业经济的认识将更加深入.

新近的植物考古工作表明,岳石文化农作物的比重高于非农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等,不同区域、环境、等级的聚落在农作物构成、生业经济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看,岳石文化农业经济在海岱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惟稻的出土概率在多数聚落降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局部地区稻作的弱势,与之相应,粟黍等旱作方式在多数聚落农业生产活动中得以强化.

十里铺北2014-2015年度浮选结果表明,农业是该遗址先秦时期生业经济的主体.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时期农作物的基本组合为粟、黍、稻、小麦、大豆,东周时期增加了红小豆.就作物的构成来看,粟、黍是各时期主要的农作物,自龙山文化至东周时期,稻的比重逐渐降低,小麦的比重逐渐提升.农作物以外,各时期居民可能采集部分野生植物作为食物的补充,但野生植物性食物资源所占份额不大.

对宁家埠遗址2016年发掘区龙山文化、商末周初、东周、汉代和宋元时期土样的浮选,发现了4474粒炭化植物种子果实,包括粟、泰和大豆等农作物,黍亚科、藜科、豆科和菊科等非农作物的种子果实以及少量硬果壳核.量化分析表明,宁家埠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东周时期延续了中国北方地区的旱作农业传统,农作物以粟为主,到东周时期,农作物的比例明显上升,可能是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农业生产技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各类野生植物遗存反映了居民对聚落周围野生植物的利用和聚落周围的生态环境变化.

对新密史前考古工作中的食物考古研究梳理表明,李家沟时代,先民食谱以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主;裴李岗时代,在低水平食物生产的生业模式下,先民食谱中补充了粟、黍、猪等人为干预的动植物资源;仰韶时代,农业在中原地区正式确立,粟、黍、稻、猪等成为新密先民食谱的重要组成,并以若干可食的野生植物性、动物性食物资源为生计补充;龙山时代,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多种家畜饲养制度在中原地区已现端倪,农业所获动植物资源成为先民食谱的主要构成;二里头时代,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多种家畜饲养制度得以确立,粟、黍、稻、小麦、大豆、猪、狗、牛、羊等人工干预的动植物资源在先民食谱中居于不可替代的位置.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开展,这一问题的认识会渐趋清晰.

河南史前围垣城址为数较多,筑城技术多样.在墙基处理方式上,以基槽式为主,平地起建式次之;在城墙主体的建筑方式上,以版筑为主,夯筑次之,堆筑最少.与其他文化区相较,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史前城址筑城技术先进,可称为史前筑城技术流派“中原模式”下“河洛亚模式”,是社会复杂化的产物,在文明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后世城市建设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考古学研究中频繁使用的"时代"概念,是历史学纪年传统的学科特质.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开展与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时代"概念被学者们提出并推广.这些概念的普及,一方面便于研究,另方面却造成了一些问题.有鉴于此,认为在使用这些"时代"概念时要审慎,需厘清相关"时代"概念所指时间范围,在研究中尽量使用既定概念,避免一味缔造新的术语.

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数量,从后李文化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呈增多趋势,空间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大,岳石文化时期稻遗存数量减少.后李文化时期尚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稻在人类生活中重要性较低;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农业成为生业经济的主导,稻栽培成为稳定的农业发展模式;龙山时代农业进入强化生产阶段,稻作农业达到海岱地区历史上的顶峰;岳石文化时期,稻作农业萎缩,旱作农业进一步强化.

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是中国史前城址发现数量较多、分布较为集中的文化区.在生产发展、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此地史前城址普遍构筑了一定规模的防御体系.这些早期城市的防御体系以城自身防御设施为主,城外天然屏障、周边自然资源、相邻聚落拱卫为辅.史前城防体系是筑城技术进步的产物,反过来促进了龙山时代筑城运动和早期城市化、文明化的进程,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御敌自卫的防御效能,对后代城市防御体系的构建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