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悲剧色彩的混杂是19世纪书写"混乱时期"历史剧的重要特征.戏剧中的丑角形象是喜剧色彩发酵的重要因子,这些丑角形象主要有三类:一为小丑、民间逗笑艺人等传统丑角形象,一为行荒谬事的普通人,一为以倒置的形象出现的处于高位的权势人物.他们在"醒世"和"丑陋"之间、在"否定"与"颠倒"之中建构起了一个"尚未生成"的喜剧世界.丑角和其他戏剧人物构成相互对峙的两种世界,从而形成"复调式"的戏剧结构.最终,在酒神狂欢与"笑"的疯癫中刺穿虚伪,挞伐丑陋.至于悲剧因素和悲剧效果,主要由与诡变命运和无限王权抗争的英雄体现.而"抗争"中的终极"败北"以及败北所承载的"受难"使得英雄建构了一个"即将解体"的悲剧世界,既道出旧世界即将解体、势必解体、也终将解体的真相,亦流露出新世界取代旧世界的必然.
在孔子之前,中国文化中就包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结果,也和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孔子继承和发扬古代文明成果,追求天人合一,为后世做出了表率.汉代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后,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更是蕴含着这种精神追求.当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我们更应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发扬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
市场、政府和高校在大学外部评价体系中承担不同功能,传统外部评价以线性单向模式为主,存在政府评价"过硬"与第三方评价"过软"、手段与目的倒置等问题.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利益相关者作为评价主体在外部评价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高校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自身需要开展"元评估",构建以自我评价为基础、以社会评价为参考、以政府评价为指导的内部外部评价一体化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我们要从重塑评价理念、优化评价内容、改进评价流程、完善自我评价四个方面推进外部评价改革,打造多元主体参与、评价者与评价对象良性互动的地方高校教学质量建设"共同体".
儒家义文化是以义为内核,内涵丰富的伦理观、人道观、价值观和治国理念,是沂蒙精神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沂蒙精神文化基因的生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沂蒙精神义文化基因肇始于古代沂蒙独特自然环境养育的原初文化,诞生于儒家义文化这一母体文化;先秦两汉魏晋时期,在两种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沂蒙传统义文化,形成了以重义轻利、深明大义、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沂蒙党政军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沂蒙传统义文化的价值理念锻造升华为"大义"精神品格,赋予儒家义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新媒体时代,党对重大突发事件新媒体舆论场主导权研究成为政治学、传播学和新闻学等诸多人文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利用CiteSpace软件对1995-2022年的CNKI数据库中党对重大突发事件新媒体舆论场主导权研究的419篇相关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结果发现,党对重大突发事件新媒体舆论场主导权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但现有的研究成果还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和核心研究机构群等方面的优势.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应更加强化党对重大突发事件新媒体舆论场主导权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深入推动党对重大突发事件新媒体舆论场主导权的跨学科研究.
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面临着多重挑战和机遇.智能社会不断推动和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十四五"期间是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如何通过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建设,促进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教育数字化作为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以及实现"教育强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管仲相桓公"作为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在《周驯》《列子》《管子》不同文本中被加以改造,增添了该历史事件的思想性.因文本的思想旨趣各不相同,故不同的文本在叙述详略、叙述重点、叙述情节、人物设定等方面对"管仲相桓公"一事进行不同程度的改编.《周驯》侧重叙述桓公一人,旨在凸显桓公为君具备选择贤才的优良品质,这是由《周驯》的性质及其思想氛围所决定的.《列子》注重揭示管仲被重用的缘由为"命""力"二者.而《庄子》以桓公杀兄的不义之举与管仲辅佐弑兄之君的张力,传达"守真"之旨.《管子》的《大匡》《小匡》则侧重叙述管仲之治国才能,旨在塑造管仲具备高超治国之才的形象.在历史叙事的视域中考察"管仲相桓公"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叙述方式,以期呈现历史叙事与思想史之间的紧密联系.
祥子是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塑造的悲剧形象,其悲剧具体表现为事业悲剧、婚恋悲剧、"人"的悲剧和文化悲剧.老舍将悲剧形象祥子判定为"社会病胎里的产儿",这一判定至少有两层内涵.其一,祥子的悲剧具有社会性.祥子是病态社会城市底层市民悲剧的代言人,这种悲剧不仅仅是祥子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人民的悲剧.其二,病态社会的压迫是造成祥子悲剧的重要因素,是造成祥子堕落的根本原因.
运用非均衡治理理论对山东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情况展开分析能够发现:目前已经取得很多成绩,但仍存在省际之间不平衡、重要城市之间不平衡、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平衡、网民与非网民之间不平衡等问题.宏观上来看山东省将进一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进程,在整体上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逐渐消除不平衡问题.破解不平衡问题的途径主要有:对数字政府建设适度展开政策倾斜;夯实一些重要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基础;加快经济转型速度,助推数字政府建设进程;有效推进网民身份转变.
西方国家近代史上的育婴农场主要出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育婴农场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因缺乏正规托育机构而在民间兴起的一种托育方式,主要解决职业女性的托育问题,类似今天的日托.大多数育婴农场只是普通工人或农民借此维持生计的一种手段,他们以收费方式提供照看婴儿服务或为婴儿找寻收养家庭.育婴农场中确实存在疏于照顾、虐待甚至贩卖婴儿的行为.这类行为经由媒体的过度渲染,加上高企的婴儿死亡率使之被泛化为处理非婚生婴儿的方式.育婴农场及其存在的异常行为折射出女性就业、托育和国家角色之间的关系问题.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央政府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方略.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之一是土地流转,然而近几年我国的土地流转增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首先,在对蒙阴县和诸城市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发现两个县(市)土地流转面积和农户流转意愿下降的原因截然不同,蒙阴县土地流转下降是因为通过前期土地流转,大部分农户均达到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数量,而诸城市土地流转下降是由于粮食生产过程的外包所导致.将农户分为粮农和非粮农,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两类农户通过对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领域和非农领域的配置均达到了限定性条件的农户收益最大化,从而进一步固化了土地流转的下降乃至土地流转的停滞.最后,提出了促进土地流转发展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不能操之过急,可以通过先行者农户获得高收益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引领其他农户跟进,最终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等对策建议.
2023年4月7-9日,第二届琅琊论坛荀韩主题"荀子'性朴'论章句学研讨会"在青岛市举行.本次研讨会由青岛黄海学院承办,华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青岛黄海学院、孟子研究院、兰陵县政协等联合主办,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廖名春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林桂榛教授召集.本次研讨会吸引了国内外重要的文史哲各界专家学者参与,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以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与会.
随着诸多新材料的出现,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孔子家语》的性质与价值,《孔子家语》研究热随之出现.有关《孔子家语》的研究成果渐趋丰富,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之态势,主要分为校释原书、版本梳理与考证、真伪之辨、专题研究四大方面,其中的专题研究又分《孔子家语后序》与《孔子家语解序》、王肃《孔子家语解》、经学与思想、郑王之争、文学与语言等五方面.经爬梳论证发现,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既有一定突破,又存有诸多不足.在今后的《孔子家语》研究中,不但要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而且还要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使《孔子家语》研究更加多元深入.
"美"是美学的第一范畴,汉字"美"从羊从人,是人饰羊首之状,"美"字"大"部系摹写人形,"美"非表羊儿肥大."美"字的源起表明古人的美观念起源于视觉形象及视觉心情,并非起源从"大羊"或"羊大"的味觉义."美"字初指人形象好而令感官喜悦,但今作价值概念早已超越对视听价值的指称,佳好者尤其感官感觉好者皆可语称"美".美学的基本内容或基本体系主要在美的概念(语文)、美感机制(心理)、美治机制(工艺)、美的学说(史论)四方面,一切美学研究大体实不外于此.中国美学一要了解、吸收西方美学成就,二要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地建立使用中国语文的美学.
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社会工作广泛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过程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要求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群众为主体,激发其内生动力,确保脱贫群众不返贫,增强脱贫的稳定性.社会工作以其专业契合性和服务效能优势,在专业理念引领、专业理论指导下,能够整合人才队伍,从而将科学的专业化方法运用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中,进而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其应有的专业价值.
春秋时期,孔子在承继殷周以来天道观的前提下,阐发了一套系统的治道思想.在政治理念层面,孔子通过诠释天的超越性和内在性,探讨了德性的来源问题,并论证了德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制度建构层面,针对"周文疲弊"问题,孔子以仁释礼,将仁的话语注入到制度内涵中,使周制兼有了整顿人心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双重功能.在行为规范层面,孔子阐发了君、臣在推动制度稳定、良性运转以及实施仁政德治方面所应尽的职责,认为施政者必须在体悟天道法则的基础上,根据政治运行的内在规律而施政.孔子的治道思想为此后儒家思考治理问题和阐发政治主张提供了思想轨制,成为儒家讨论治国理政问题的思想基础.
我国农村在乡村振兴方针指导下,通过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数字经济时代的农村女性创业在享受超级经济政策、优良基础设施,获得强大网民红利之时,仍然面临性别歧视、文化偏见、社会融资困难以及工作家庭冲突等系列难题.围绕如何运用制度设计来促进广大农村女性创业这一问题,从提升数字化服务、强化政策扶持和推动社会多元助力等角度探讨了繁荣数字经济时代促进农村女性创业的关键影响因素,立足于农村女性创业环境的现状以及困境,从相关政策保障层面对农村女性创业的推动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
在沂蒙精神研究走向纵深多元的今天,从历史记忆的视角对之开展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既有现实的紧迫性,也有学理的必要性.亲历抗战的沂蒙大众的历史记忆是宝贵的革命文化遗产,真实地呈现了沂蒙精神的生成历程.挖掘沂蒙精神的这些历史记忆不仅能够丰富沂蒙精神的建构体系,而且能够开拓党史研究的新视角,还能彰显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沂蒙精神是广大党员干部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蕴含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实的宗旨意识、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无私奉献精神,为当前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而又有说服力的素材.作为党性教育的一种优质教育资源,沂蒙精神有助于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树立艰苦奋斗的作风,养成无私奉献精神,具有独特的优势和重要的价值.从党性教育的方式方法、培训内容、教师队伍打造、教育教学基地建设等方面有效地将沂蒙精神所具有的教化功能运用到党性教育中,是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重要路径.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与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社会的性质与世界历史的新形势密不可分,历史在发展中将不适应其发展进程的统治逻辑消解,推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建构,这一建构又必须回归于其所产生的原初语境中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及其运思轨迹给予重新理解.在批判西方的最高社会理想的统治中,马克思通过消解并摧毁其哲学根基,终结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共产主义超越"最高理想",以"自由人联合体"为要旨的共同体思想超越以资本文明主导的"虚假共同体",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勾勒出它的盛世蓝图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