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瑜墓志》虽已出土较久,但录文仍难称精审.笔者通过比对拓片并联系志文用典风格,又校出不少讹误.此外,墓志中韩知古以前的世系记载向来未得史家注意,而笔者通过分析其中的典故应用,发现亦文亦武、纬武经文是以韩瑜家族为代表的入辽汉族世家所共有的家风.这一家风的形成,既是汉人对儒家以文立身的坚守,也是其家族为保持家门不坠以武干禄的现实抉择,是汉族世家在农牧二元帝国统治下对自身的重新定位.

上京之战是辽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时间和发起动机与金军的作战意图密切相关.由于《金史·卢彦伦传》将传主降金时间错记为天辅四年,学界受此误导,多认为金朝在天辅四年上京之战后即占领辽上京.实际上,辽金上京之战有两次:一次在天辅四年五月,金朝意在震慑辽朝、以打促和;另一次在天辅六年七月,金军欲借道辽上京追袭天祚帝.前后两次金人均是获胜后旋即离开,并未占领上京.直至天辅七年卢彦伦以城降金,辽上京才正式纳入金朝版图.细究可知,以往学界认为的金朝"选择辽之五京及辽主为其战略目标"的战略计划并非史实.

2020-2021年两年间辽金史学界见诸报刊的文章有600余篇,整理出版古籍、专著、论文集、年鉴、图鉴等60余部,成果颇丰.纵览近两年之研究,其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道路方面,辽宋夏金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交融的高峰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阶段,学界也各展所长,以梳理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为研究方向;二是研究领域方面,陈垣首倡的史源学近年来颇受古代史学者推崇,这几年辽金史方面有多篇重要论著问世,并拓展到文本编纂过程、历史书写(史料批判)等领域;三是研究资料方面,随着考古活动的进行,尤其是辽代帝陵考古进入资料整理阶段,不少重要的墓志碑刻得到刊布,引起了学界关注,而近两年来学界在民族语言文字释读上也有斩获,丰富了辽金史研究的文献材料.

新发现《耶律善庆墓志》志文较长,学界已有专文予以考释.但仍有未尽之处,一是墓志录文讹误;二是志主起家及所历官职中,如司御宝、孩儿郎君班、王子班详稳等仍未得学者注意.本文即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志文再作校录,并根据志文记载对志主官资中所涉及的职官、地理、郎君等问题略作补遗.

《金史》卷一九《世纪补》云:"娄室所下陕西城邑辄叛,宗翰等曰:'前讨宋,故分西师合于东军,而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令挞懒抚定江北,宗弼以精兵二万先往洛阳.以八月往陕西,或使宗弼遂将以行,或宗辅、宗翰、希尹中以一人往.'上曰:'娄室往者所向辄办,今专征陕右,岂倦于兵而自爱邪？卿等其戮力焉！'由是诏帝往."（中华书局2020年修订本,第445页）本段校勘记[五]认为:"或宗辅宗翰希尹中以一人往按,此是宗翰的话,'宗翰'必讹."这是误校,"宗翰"二字并非讹误.

辽代《王悦墓志》因发现早、史料丰富,学界已多有研究,但仍有剩义.本文依照墓志拓片并参考诸家录文,重新校录了志文;同时结合王悦家族墓志以及史籍记载对其家族由神策军校到藩镇豪酋再到汉人世家这一身份转变的历史过程做了考察;最后,通过分析墓志撰者志诠的头衔,笔者认为其是一位兼通儒释、善于文辞的高僧大德.

辽代王仲兴墓志已有专文予以考订,但题中仍不乏剩义.一是比照墓志图片对墓志录文加以校补;二是进一步考证志主王仲兴的仕官履历,兼及其个人修养与家族仕进情况;三是通过勾稽辽金时期的相关墓志,探讨墓志撰者杨丘文的个人经历及其家族兴衰变迁.

出土于辽宁省北镇市的《耶律隆运墓志》详细记载了耶律隆运的生平经历、葬礼情况等,对其在辽朝建立的非凡功勋大加褒扬.虽然学界已见专文结合相关文献对墓志进行了考释,但尚有未论及之处.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墓志撰者以及墓主生平等情况进行补充考证,并结合已出土的韩氏家族成员墓志,对韩知古家族的身份转变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刘燕于2016年当选滨海新区第三届人大代表.作为一名基层农村的女代表,她同时担任着古林街道上古林村委会的劳动保障协管员.当选代表之初,有朋友劝刘燕说:代表只是一种荣誉,不是一种职业,你干好你的协管员工作就行了,不必“操那份闲心”“乱掺和事情”,得罪人啊.刘燕当即谢绝朋友的“好意”,并底气十足地答复她:“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既然当选光荣的人大代表,我就得努力行使代表权利,认真履行代表义务,积极发挥代表的作用.”

科研管理信息化,是研究所管理者将管理理念形成管理制度及管理流程后的最终实现.管理理念和制度变化,就需要信息化系统做出相应的反应.本文通过对长春应化所科研管理部门的实践,归纳总结出研究所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设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