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本栏目推出了明清史专家柏桦先生等撰写的《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及明清史专家常建华先生撰写的《清雍乾时期天津满洲水师营考略》两篇大作。前文详细叙述了明代四类“幸乱之民”的表现特征、明朝官府针对“幸乱之民”的制度与法律，以及明朝长期不能解决“幸乱之民”问题的原因。
明代约问制度为军民分治背景下的军民相干词讼由各自主管衙门相约会审的司法制度.因其难以应对空间阻隔、本位主义和武尊文卑等因素带来的故违淹滞、贻害民生等问题,成化、弘治之际,在地方官员的积极推动下,明朝政府开始改革约问制度,先后通过调整礼仪、升县为州和就近约问等措施,最终实现约问到并问、委托并问的转变.此后,地方衙门逐渐掌握军民相干词讼的审理权,较为彻底地革除了约问制度原有的弊端.并问制流行之后,约问制并没有消亡.
张璁之所以成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就在于其能够廉洁自律、勇于担当、敢于变革、忍辱负重,其过硬而全面的政治素养能够经受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在明代重臣中无人能比.张璁中第之后,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礼议".初入政坛的张璁不怕杨廷和的强权打压,以充分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公开向其"大礼"主张发起了挑战,且愈战愈勇,势不可挡,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成为处于困境中的世宗最可靠的新生力量.在击败杨廷和集团之后,张璁协助世宗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效果显著.其良好的政治素养保全了身家性命,使嘉靖革新得以延续,书写了中国古代改革家的新形象.
在冷战前期中美对抗的时代,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宣传攻势.这种攻势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中国大陆居民,运用中文媒介"对华宣传";另一种是运用外文媒介在国际舆论中开展"涉华宣传".对华宣传的目标人群主要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运用的主要媒介是广播和邮寄印刷品;涉华宣传的目标人群是外国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主要媒介是新闻和出版物.大体上,美国对华和涉华宣传针对的受众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宣传媒介的选择相应地也是"智识活动"和"知识体验"式活动(广播读书会、时政新闻和书刊、社会纪实小说等),内容多围绕深度时政新闻话题展开.这是美方针对第三世界社会精英一种惯常的宣传技巧,体现了冷战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关联性.
经过30余年的外交斡旋和军事征服,古巴比伦国王汉穆腊比于公元前1755年重建了两河流域的统一王权,结束了该地区200余年的政治分裂局面.而文化传统、习俗和法律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以及公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对新兴的巴比伦帝国的治理提出了挑战.《汉穆腊比法典》、铭文和书信等出土文献表明,他承继了两河流域原有的国家治理传统,以"王权神授"的理念宣扬其统治的合法性,在建立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精神的指导下,以法确立和维护巴比伦的社会秩序,保护其臣民的财产权利和生命安全.汉穆腊比以法治国的理念和举措,为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治理理念和传统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着明代温补之风的兴起,人参①成为明代医家临床常用的药物,人参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明朝所需人参主要通过朝贡和马市贸易获得,辽东边墙外的女真人通过人参贸易获得了大量财富,可以说人参贸易为满洲迅速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清朝定鼎中原后,独创了一套专营制度来垄断人参资源.为保持和扩大人参收益,清朝采集人参的范围不断扩大,直到咸丰十年(1860),乌苏里江以东领土被俄国强占,清朝人参主要采集区也随之大幅度缩小.以往关于清代采参区域的具体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往往简略论述,②对其变化过程缺乏细化研究,本文对清代采参范围及其变化略做梳理和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冷战"作为概念最初是指美苏之间"不是和平的和平"的状态.到了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延伸到亚非拉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冷战,关注的是冷战的起源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冷战两极对立一样,学者们有关"冷战"的界定和范畴的观点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冷战时期的西方学者主要依赖美国档案,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研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提出强化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使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成为过去30多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坚持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国家项目,但事实上,冷战既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19世纪中期,美国与英国争夺俄勒冈地区的主权,"文明"话语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争夺俄勒冈地区的过程中,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一方面以"文明"的高下之分为依据,证明自身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占俄勒冈地区土地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具有被"文明化"的可能性.围绕"文明化"印第安人的问题,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突出英国移民的低劣道德品行及其母国的君主制度,认为它们给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此基础上,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主张只有具备优良道德品质、先进技术和共和制政府的美国才适合占领俄勒冈地区.但是,对技术扩张和先进制度的强调着眼于快速占领土地和建立政治机构,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他们对"文明化"印第安人的宣称,体现出了"文明"话语的多面性与虚伪性.
19世纪末列强开始在华构筑势力范围,并形成了以划分势力范围为重要特征的势力范围秩序.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等地区扩张,并形成了一套"'满蒙'优越地位说",为其侵略行为制造理论依据.由于在华盛顿会议之前,列强普遍认可在华构筑势力范围的行为,故而日本将自己在东北等地的扩张行为解释为势力范围扩张,以图获得列强的承认.起初,日本通过与英国、俄国和法国达成协约的形式,获得了列强对其在华势力范围的认可.而在"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新四国借款团成立,以及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在华构筑势力范围逐渐违法化.日本便脱离势力范围秩序这一解释框架,转而从其他角度论述自己与"满蒙"所谓的特殊关系,继续构建新的"'满蒙'优越地位说".
六朝时期,即便出身贵族也必须经过乡论和中正的"品藻",获得"乡品二品"后才能成为官僚,进入清流官序.六朝史料中另有"二品才堪"现象,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二品才堪"并没有获得乡品二品,它反映出皇帝权力无法干涉"乡品二品"的授予这一历史事实.门阀贵族的存在反映出六朝与秦汉、宋元明清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性,而六朝贵族体制源于地方乡里社会,则是其与重视血缘的欧洲和日本贵族制迥异之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与此同时,六朝贵族制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演进中去发现那些被皇权相对化的事物,从而客观、全面地勾勒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北魏分定姓族,包括汉人郡姓和代人姓族的评定,确立了以"郡姓体制"为核心的新门阀制度.汉人郡姓评定、确认郡姓分布格局和评定郡姓等级,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内核;构建"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的姓族秩序,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外延.代人姓族评定、改迁洛代人为河南人和促成代人姓族"郡姓化",是对"郡姓体制"的补充和完善."郡姓体制"将胡汉大族纳入新门阀制度中,具有整合汉人士族和代人勋贵的功能.此后,"郡姓体制"长期成为北朝隋唐门阀制度的核心.
神功皇后在元日战争、丰臣秀吉侵朝乃至二战时期均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奉为"精神偶像",《日本书纪》作为最早记载神功传说的官修史书,在其传说的塑造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日本书纪》塑造神功皇后形象时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删改神功皇后世系以保证其子应神天皇即位的正统性;将神功皇后记载为"摄政",挤占了原本在神功执政时期最有可能作为摄政的武内宿祢的地位,将"摄政"归为皇室成员所有,并在"三韩征伐"传说中增添了大量维护统治集团尊严及天智系君主合法性的内容.随着时代的演变,对神功皇后的形象塑造不再局限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正统性,而逐渐将其改造为日本对外战争的"精神领袖".
所谓"汉魏故事"是指曹丕通过禅让方式获得刘汉天下的历史事件.无论陈寿《三国志》还是裴松之注,皆站在曹氏立场叙述这一事件,裴注援引《献帝传》更是以冗长的篇幅记述了禅让的整个过程.这一历史书写体现了曹魏禅汉的理论主张,即借助尧舜禹禅让故事阐释"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等易代思想的历史合法性.该书写极力彰显曹丕才德,试图从理论上阐明非血缘继承的合理性."汉魏故事"折射出的曹魏代汉理论表明,先秦以来政治文化中的"尊贤"与"亲亲"这对看似矛盾的政治理论,在现实中被巧妙地加以整合,成为当政者构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汉魏故事"所体现的禅让模式,对此后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产生了深远影响.
查理一世之死是英国革命的重要节点之一.围绕该事件,借助近代早期广泛流通的廉价印刷品,残缺议会同保王党进行了激烈的舆论宣传战.在此过程中,查理一世的对立形象——暴君和殉道者,得以萌芽、明确和形成.然而,至1649年末,残缺议会的暴君宣传逐渐冷却,保王党的殉道者宣传却愈加高涨.复辟后,殉道者查理更是成为官方钦定形象.短期来看,殉道者查理形象占了上风.但长远来看,经由辉格史学等近代史学的演绎,暴君查理则更广为人知,成为主流形象,具有警示意义.
晚清中国虽然难以维持18世纪建立起来的、 整体上由国家掌控的一整套社会救济机制,但在西方冲击和社会转型的驱动下,社会救济事业也出现了一些为以往时代所没有的新气象.这主要表现在救荒机制的多元化、备荒仓储的社会化和慈善事业的公益化.这些情况表明,晚清中国的社会救济事业一方面日渐脱离主要依靠国家力量的旧式轨道,另一方面在创造性融合本土和外来因素的基础上,生成了一系列颇具新兴意味的社会救济事业,从而构成了近代社会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自从脱离帝制走上共和道路后,就面临着如何调整好民族群体与国家对应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族群众多,且关系复杂交织,使得这种调整的难度远超一般性国家的常规建设,但终以"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塑形,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即其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再强化,乃是国家建设内在诉求与因应世界局势发展的合力所为.以民族群体之间的"共通性"为追求目标进而达到"共同"之境界,促使国家进入文明的高度发展,应当是二者对应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透过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与赵抃的交集,可以窥见的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冰炭不投.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教养和政治主宰的使命感,让多数士大夫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念.在士大夫之间,尽管因具体施策的主张出现分歧,但多是止于公事层面的争执,较少夹杂个人恩怨.这是政治生态在激烈的党争时期以外的正常状态.
中国海疆史研究历经数十年的发展, 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进展. 然而, 相较于中国陆地疆域史, 海疆史研究起步较晚, 在许多方面还比较薄弱. 例如, 由于我们对海疆史研究范畴不够明确, 导致一些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很好的拓展; 由于对维护主权这一核心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盲点, 导致海疆史研究的深入程度还远远不够; 由于该领域理论和方法研究滞后, 导致海疆史从学科发展角度看还不够成熟和完善. 笔者结合自身多年来的研究经验, 就上述问题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以期加强和推进海疆史研究.
近代日本开港之后,本土货物出口到海外需要借助洋商之力,面临着贸易主导权被把控和操纵的问题.产业界力图摆脱这一局面,实现外贸自主化.为此,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倡导发展直输出事业,就茶叶贸易而言,业界发起了三轮冲击:明治十年以后,茶叶产业界以静冈为中心,开启了第一波向外国直接出口的尝试,这时期的茶叶直输出会社以乡土地域为中心,存续时间短、自有资金少,需要借助第三方销售,最终失败;1880 年代中期,日本开始在府县乃至更大范围内开展规模化联合,试图成立全国范围的日本制茶会社,以提高日本茶叶直输出能力;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再制茶公司直接向设在消费国的分支机构或日本开设的茶叶代理店供货,从而打通了外贸的全过程.20 世纪初,日本制茶直输出事业已经呈现出繁荣景象,打压和挤占了外国商馆的茶叶贸易.在此过程中,各界的决心以及彼此的联合和协同至关重要.
1950 年代末传染性肝炎在中国开始大规模爆发,发病人数显著增加.20 世纪 60 年代,传染性肝炎成为郑州市三大多发性急性传染病之一,病程长,传染性强,病死率高,严重危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并影响了劳动生产.党和政府秉承对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关怀,积极领导各条医疗卫生战线从容应对.根据郑州市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采取了实地调查、宣传教育、切断传染途径、药品研发、提供福利保障等措施,切实维护了患者与医务工作人员的生命和健康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