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a standard genre for classical essays in the civil examination,the contemporary prose(also known as the eight-legged essa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combined classical exegesis and literary creation.Due to the"representative speech style"of the genre,scholars could represent the classics without rigidly adhering to the classics,and thus could accommodate the classics to their own literary theory.The style of contemporary prose was determined by multiple factors,such as ideology,academic trends,and a scholar's background.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the style of contemporary prose changed rapidly.By rediscovering ancient texts beyond Neo-Confucian orthodoxy,scholars competed to find knowledge sources to renew the paradigm.As a result,the knowledge world of the scholars expanded,and the orthodox interpretations were also counter-influenced.The style of contemporary prose was not merely changing with the academic trends step by step but rather had its own agenda,showing an alternative narrative to the elite intellectual world,which had taken Confucian-Classicism and Neo-Confucianism as the main line.
外国列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中国推行了一种"绝对责任"制度,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对外国人在"排外"争端中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进行赔偿并严惩涉事中国人和案发地区的官员,而并非照国际法惯例或中外法规来判定中方人员是否应被如此惩处.这种政策和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实施军事管制法和现代国家实施"紧急权力法"等现象在法理和政治哲学上有紧密联系,其理论核心就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和程序正义的"例外之地".列强最终借1901年《辛丑条约》将这种政策变成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本文通过考察这个此前极少被学界关注的重要现象及其历史成因和国际背景,来剖析相关的霸权政治和殖民实践的运作逻辑.
清代台湾官绅积极通过方志书写强化地方社会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修志者对此标志性事件予以突显,并大力称赞清王朝的统治政策对台湾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此树立清王朝的正统地位.雍正至道光年间是清王朝在台湾地区开拓经营的重要时期,地方官绅充分利用方志编修弘扬教化,宣扬国家观念,渗透国家意志.同治光绪年间,列强环伺,地方官绅积极借助修志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与爱国意识.清代台湾地方志的大量纂修以及修志者作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社会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对于边疆治理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川汉铁路租股抽收方案脱胎于四川本省办理捐输和积谷的成案,其议定和奏准则有赖于川籍京官乔树枏的支持和运作.租股章程经地方州县"酌夺更改"后方得实行:就田查租改为以粮计租,按租(收成)抽谷也变为依据粮册及所载粮额进行征收.租股粮额起征点的设置使得粮册所载之内的起征点以下的大量小额粮户和粮册所载之外的大量"无粮住民"都不必负担租股,租股的实际征收范围因此大为缩小.而部分民众因缴纳租股而与川汉铁路发生的关联,未必能够充分解释四川保路运动中较为广泛的群众参与和民众动员.
清代察哈尔地方盛产可延年益寿的黄芪,颇受内地民人青睐,但清廷在蒙古地区厉行封禁政策,内地民人只能私赴口外活动.把尔头(雇主)带领山东、山西、直隶等内地民人,在察哈尔地方民众协助下挖采黄芪,始于乾隆年间,盛于嘉庆时期.所获黄芪或在当地囤积售卖,或驮载偷运入关分销各地,直隶祁州便是药材周转枢纽之一.察哈尔黄芪的采挖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草场,损害马政、易滋事端,但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药材资源开发,增进了不同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嘉庆时期清廷对内地民人私采黄芪的行为由放任默许转为积极管控,推动了律例完善和社会变迁.
从乾隆中期开始,清朝对每年冬季进入到伊犁、塔尔巴哈台和科布多界内和卡伦附近游牧的哈萨克牧民,按照放牧数量征收相应比例的牲畜,谓之"租马".对哈萨克而言,通过"缴马租地",获得了可资利用的冬牧场,保障了牧民基本的生产生活;对清朝而言,则通过"借地收马",不仅得到了所急需的哈萨克马,也起到了维持西北边疆稳定的积极作用.
钱穆以宋学为坐标和价值尺度,评判和衡论清学.但我们往往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角度来定义宋学和清学,误认为是从学术自身来论.实则在钱穆所谓的"宋学"中,政治居其半,本身已包含了从政治角度衡论清代学术思想的视角.钱穆认为"每转益进"是中国学术演进的正常法则,但清代学术思想却是"每转益退".新发现的钱穆《论清儒》三个版本的文字异同,为此论断增添了确证.就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中的政治视角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使其成为从宋学论清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完成了学理上的建构,这就是宋学中极为重视的《春秋》夷夏之辨.
军台效力是国家官员惩治体系中的一种特别惩戒方式,在雍正朝即已经开始实施.军台效力政策经过不断调适,既满足了国家边疆治理的切实需求,又节约了边疆经营的成本,还实现了对于官僚体系内越轨行为的积极惩治.军台效力的废员除了维持着军台体系常规运转,还承担着军台体系运营的成本,同时负有养赡蒙古的重要责任.军台效力政策超越了一般的官员惩戒手段基于个人德行和罪行轻重的量刑模式,象征着国家直省官僚体系向西北藩部的推移和扩展,体现了清代"因地制宜,经济务实"的边疆经营逻辑.
清朝入关后承袭明制,沿袭太仆寺建置,于顺治元年委官建署,但因明清军政体制相异,太仆寺不再管理前明兼掌之马政及相关钱粮.顺治七年,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太仆寺重掌马政相关钱粮,权势稍振.康熙二年,钱粮统归户部,太仆寺再度成为有秩无事的闲曹.这一时期,清廷内部新旧制度、满汉关系不断调整,太仆寺于康熙九年接管兵部大库口外马场,自此专营牧场,成为清朝八旗马政体系的一部分.清初太仆寺职权的演变反映了清朝入关后全面接触中原王朝体制、建立全国性政权时的承袭与调适.
时宪历是清人入关后颁行的历书.①一份完整的通用时宪历,"首列都城节气时刻.次列太岁干支、年神九宫.次列各省、各蒙古部落日出入昼夜、节气时刻.次列逐月合朔弦望,逐日干支、纳音、纪宿、建除、用事,每月下仍列节候、月神九宫及中气交宫.后列纪年、男女九宫,下列宜忌等日.
同治九年,苏州乡绅顾文彬前往北京,开始了漫长的候选官缺活动.当年共计二十九通的家书,内容丰富,涉及顾文彬候缺的详细举动、书画收贩的理念与实践、苏州育婴堂事务的处置、顾氏家事的安排以及孙辈研习书画鉴藏的要求等内容,是顾文彬与家人观念世界沟通的重要表现.同治九年是太平天国战争后顾文彬在苏州重建顾家进程中的关键一年,为顾氏官场地位的再度攀升、家业保存、过云楼的收藏等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从顾文彬家书写述的私人领域出发,可以窥探战后官场仕途重建的独特面貌与政治延续中的生活日常,也可以进一步体察士人的理想追求和大时代的脉动.
2011年以来围绕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展开的跨学科学术讨论设置了新的研究议程,其研究成果,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审视:(1)《清帝退位诏书》历史意义的认定,关键在于如何对族群和治理方式高度多样的清王朝统治结构的脆弱性进行更为准确的历史定位;(2)在解释南北议和的过程与结果的时候,有必要进一步贯彻国际体系和内外互动的视角;(3)在分析南北议和的具体过程时,法学规范分析视角的引入丰富了既有的历史分析,然而只有呈现规范本身的历史性、多元性和冲突性,并且描绘出规范在政治实践语境中的具体运用的时候,研究者才能获得更为整全的历史图景.
在新官制文本草拟时,丙午改制呈现出与既有印象不同的特点:趋新改革的急迫与人事安排的平衡并行.就新官制的文本制定过程而言,从草拟大纲到修正、核定奏本,已非仅从改革派意愿,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守旧者意见影响;而慈禧最终裁定的新官制文本,依然以折中平衡、求稳为主旨,并未呈现明显的重满抑汉倾向,甚至还增加了用人不分满汉的表述.但就实际影响而言,新官制文本公布后引发了各方的失望情绪.新官制文本虽然体现了折中平衡,改制后的人事安排也试图平衡满汉,但并未形成制度化的用人规制,平衡极易被打破.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内阁小红绫本清太宗至世宗朝《实录》中,夹有一批纸张形制和书写规则大抵相同的浮签.它们可能与《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编纂有关,功能在于"检出",即纂修官在通阅五朝《实录》时每发现一处外藩事迹,就按照一定格式记录在浮签上,再将其夹在《实录》相应位置,以备抄缮"底册".这或许是为应对修书困境、提高效率所作之变通.这批浮签的发掘,将有助于厘清国史馆利用《实录》修书之程序,深化对官修史籍成书过程的认识.
《蒙古先祖世系源流》是一篇完成于清末的满文蒙古编年简史,作者为被编入正蓝旗满洲旗分的乌鲁特部蒙古贵族后裔.这份编年史简要记载了蒙古始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元朝以及截至达延汗的历代大汗系年.作者在编纂时参考了汉文史料和一份北元时期的蒙古编年史,故该文献既沿袭了蒙古史学传统,又体现了汉文化的影响,显示出19世纪中后期一部分黄金家族成员独特的历史认知.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自康熙初年问世后,在流传与刊刻中逐渐形成两种重要的版本系统:贾氏紫筠斋刻本("贾本")与郑氏二老阁刻本("郑本").二者存在显著的文本差异.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贾本为黄宗羲晚年的修改定本.然而实际上,细致对比版本间的删改移动、分析贾本所独有的《明儒学案总评》可知,除去少部分源于黄宗羲的增订外,贾本大部分修改出自黄宗羲弟子仇兆鳌之手.通过对《学案》删改史实的探微,还可发现其背后的思想史意义:以仇兆鳌为代表的理学士人,在权力规训与学术风势影响下,产生理学异变的情形.
"五四运动"以来,妇女被纳入政治解放与国族命运的考量之中,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主题,到上世纪90年代妇女史研究复兴,并经历了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转变,至今妇女/性别史研究已走过百年的历程,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是,如今的性别史研究却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本文试图探讨性别史的发展方向、中国性别史研究的理论建构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并提倡利用数字人文时代的发展机遇,整合清代性别史的研究资源和力量,逐步形成独立而完整的研究体系.
《惜抱轩手札》所见邵晋涵书札,其受信人为鲁九皋,具体撰写时间在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日,映照出《尔雅正义》付梓后邵晋涵的心境.《尔雅正义》具有动态的撰述过程,大体历经草稿、未定稿、简编、定稿四个阶段,自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编辑,至乾隆五十年左右形成定稿,在乾隆五十三年付梓之前,仍然不能排除陆续增订的可能性.《尔雅正义》在不同的撰述阶段具有不同的撰述理念,而《尔雅正义》草稿奉《经典释文》文字为圭臬,探寻《尔雅》书证,根寻郭注、以郭证郭等三种潜在理念仍然影响着今本《尔雅正义》的具体行文.邵晋涵撰述《尔雅正义》,以寻求书证为重点,对古音学则未有深究,故其书未充分旁推音义关系而臻至清代训诂学的经典地位.
1623年,嫩科尔沁最高首领奥巴在努尔哈赤唆使下称汗,次年又与后金结成反林丹汗联盟,并在努尔哈赤建议下在嫩江左岸修筑格勒珠尔根城(意为"无畏城"),以防备蒙古大汗林丹汗.恰在此时,林丹汗堂叔扎尔布台吉等投奔奥巴,使双方矛盾加剧.1625年冬,林丹汗出兵围困奥巴于格勒珠尔根城,索要扎尔布等.奥巴向其盟友后金求救,努尔哈赤率兵出援,至开原城,因畏惧林丹汗而撤兵.奥巴孤立无援,被迫执扎尔布等与林丹汗,林丹汗撤兵.清代官书所谓林丹汗因畏惧后金援兵而从格勒珠尔根城撤围一说不可信.
杨光先《不得已》作为清初反西学文献的代表,在康熙历狱后逐渐淡出士人视野.嘉庆四年,黄丕烈偶然购得《不得已》,引发钱大昕、阮元、李锐等朴学家的讨论,孙星衍与凌廷堪围绕杨光先是"圣人之徒"还是"浅妄不足道"意见相左.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局势变化,杨光先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象征和符号,《不得已》频现于晚清士人的阅读世界中.魏源《海国图志》曾长篇征引《不得已》,很多人是经由魏源而接触到杨光先,于是"开眼看世界"之作反变为极端排外的《辟邪纪实》等书的思想源头之一,反映出文本的多重阅读面向.《不得已》阅读史是清代思想史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