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创立至今,倡导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理论交替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变更主要归因于"现实需求-理论"须保持一致.构建跨谱系的公共行政理论能够降低主导理论变更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治理效能、助推公共行政理论本土化进程.在探究主流公共行政理论优缺点、总结中外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可以构建一种名为"非均衡治理理论"的跨谱系公共行政理论.非均衡治理理论根源于多学科的诸多理论,其内容分属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其是公共行政领域的总理论,具有良好前景.

运用数字时代治理"第三波浪潮"理论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数字政府治理情况展开分析能够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这一领域取得明显成效,但面临本自治区与其他省级行政区之间不平衡、地区之间不平衡、治理主体之间不平衡、不同群体受益程度不平衡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是多个方面原因造成的.总体上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数字政府治理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多种不平衡问题逐渐演变为相对平衡状态,助推这一趋向的途径主要有:进一步夯实数字政府治理基础;优化多维协同环境,提升协同效能;强化数据库建设,提升数据使用效能.

运用非均衡治理理论对山东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情况展开分析能够发现:目前已经取得很多成绩,但仍存在省际之间不平衡、重要城市之间不平衡、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平衡、网民与非网民之间不平衡等问题.宏观上来看山东省将进一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进程,在整体上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逐渐消除不平衡问题.破解不平衡问题的途径主要有:对数字政府建设适度展开政策倾斜;夯实一些重要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基础;加快经济转型速度,助推数字政府建设进程;有效推进网民身份转变.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虽然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存在不同地区的数字政府治理建设水平、数字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不同群体受益程度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于某些地方数字政府治理基础相对薄弱,尚未有效借助数字政府治理全面助推经济转型,或者非网民未能较快转变为网民.我们可以从夯实数字政府治理基础,借助数字政府治理全面助推经济转型,有效推进网民身份转变等方面解决数字政府治理不平衡问题.

非均衡治理理论与组织改革的综合平衡问题相关度最高,运用这一理论对组织改革展开分析,构建"预期—收益—代价"模型,可以发现:当组织过程中的预期收益及代价与实际收益及代价之间的比值超出适度范围,对组织运行或组织改革形成明显负面影响时,就意味着出现了"预期—收益—代价"综合平衡问题.解决综合平衡问题的途径包括:优化领导者的改革理念,强化组织改革过程中的正确领导;有效整合组织成员的力量;运用先进的技术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因需制宜地实施烈度适中的非均衡政策;有效优化组织结构助力打破组织中的"低水平锁定"状态;基于"非均衡—均衡"动态有效防范或解决"预期—收益—代价"综合平衡问题.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digital government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put forward the governance theory in the digital age with the two-wave view as the core content.In recent years, China′s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practice has shown the trend of giving birth to the third wave of governance and its theories in thedigital age.The content of the third wave theory of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era consists of three major fields: reintegration, holism and digitalization, and the elements in these three fields ar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power structure remodeling and realization form design.The third wave theory of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advocates a relatively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y-driven and institution-driven behaviour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route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which has obvious universality and good prospects.

欧美一些国家在工业化时代初期便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生成由欧陆型、英国型和美国型共同构成的欧美式现代化道路.很多政客和学者认为欧美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普适性,但现实情况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欧美式现代化道路不具有普适性的根本原因是这一现代化道路与亚非拉国家的国情不相符,外部成因是西方国家维护西方中心主义.欧美式现代化道路非普适性告诉人们:任何一条现代化道路都不可能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亚非拉国家只有立足自身、适度借鉴,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进程,只有抓住内核、走和平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

当今世界存在两种现代化道路:欧美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将资金、技术等集中于能够快速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地区和领域,并借助科技、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剥削,本质上是依靠极化效应实现现代化目标.与欧美式现代化截然不同的是,中国除在国内层面基于极化效应、扩散效应提升现代化水平之外,还能够在国际层面基于扩散效应实现"与诸多国家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这一目标,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种明显优于欧美式现代化的现代化道路.当前,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正在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身处这一宏观环境中的云南省拥有某些机遇也面临一些挑战,成功应对这些挑战能够有力助推云南省的现代化进程.

在分析亚非拉诸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低水平闭锁"状态基础上,结合非均衡治理的相关内容可以生成非均衡闭锁观,在此视域下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仍面临一些如美西方打压、"胡焕庸线"难题、台湾问题、难以确定政策阈值、难以实现因需制宜等具有非均衡色彩的闭锁风险.中国式现代化拥有自己的优势和光明的前景,但为了突破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闭锁风险,仍须聚合一切可以聚合的力量,借助优势消除外部势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干扰;借助非均衡政策降低不同地方、群体之间的差异程度,助力准确确定阈值;借助非均衡政策降低理念、需求和能力基础差异程度,助力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因需制宜.

非均衡治理理论与单位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诅咒"现象高度契合,"资源诅咒"现象最明显的危害是带来"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与"发展与增长的双无"状态.这一现象的宏观成因是单位内部存在"低水平的非均衡锁定",微观成因有单位的资源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单位领导者理念与发展需求非均衡、单位基于相关机制生成的发展能力与单位发展需求非均衡、单位资源结构承载力与外部环境压力非均衡.化解这一现象的宏观途径是借助非均衡政策打破"低水平的非均衡锁定",微观途径有革新单位资源结构以实现资源相对均衡、提升单位领导者理念与发展需求的均衡程度、实现相关机制生成的发展能力与单位发展需求的相对均衡、实现资源结构承载力与外部环境压力的相对均衡.

从电子政务时期到数字治理时期,政府边界呈现倒U型演变,这一演变具有诸多特征及表现,其动因归于多个方面.政府边界倒U型演变过程中面临一些困境,宏观成因是制度完善速度与现代化速度非均衡.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边界将继续收缩但不可能无限收缩,而是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小幅度变化.助推这一演变的宏观途径是促使数字治理相关制度的完善速度等于甚至快于数字治理演进速度,中观途径是改进法律体系、完善相关制度及指导理论等,微观途径则分属多个领域.

改革开放后我国持续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分别在1992年及近年催生两个分水岭: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效推进数字经济建设.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我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两个分水岭的宏观动因是:宏观环境出现明显变化,必须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以适应宏观环境变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需求.我国经济现代化第二个分水岭演进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归因于多个方面:某些地方领导者展开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形而上学观;数字经济的发展环境有待优化;机制建设有待强化;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待强化.

中国基于互联网发展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同发展具有明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此过程中面临一些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归因于某些国家敌视或畏惧"不平衡一平衡"状态变换及"一带一路"沿线主导国家变更,受各国国情国体、发展理念等因素影响.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注意构建协调协同的法律体系,打破意识形态偏见的局限,优化发展环境,强化国际合作,加强项目风险管控等.

数字时代重大危机事件同时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运用非均衡治理理论对数字时代重大危机事件实例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应对数字时代重大危机事件过程中存在非均衡状态.这种状态的成因是工业时代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惯性"阻滞革新;某些人员存在"惯性"状态;理论的现代化速度较慢.针对这些成因实施相应对策、有效强化我国的应对优势,能够提升我国成功应对重大危机事件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催生相对均衡状态.

基层人才逆淘汰现象会导致投入效能降低甚至完全失效、产出量降低、单位内部出现认知扭曲、其他人才出现危机感.消除基层人才逆淘汰现象,从宏观方面看,必须加快单位的治理机制、治理环境的现代化速度,强化其现代性,营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公平氛围;从微观方面看,要减少乃至消除人治色彩、健全组织激励保障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和晋升机制.

实现"提升大数据发展水平"这一目标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在呈现全国31个省市区人均GDP和大数据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测算两组数据相关性能够发现: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即人均GDP变大时与大数据发展指数随之变大,但是某些省市区这两组数据的相关性不明显.对人均GDP和大数据发展指数这两组数据相关性不明显的省市区情况展开分析能够发现:除经济因素之外,环境也是大数据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以经济发展水平与大数据发展水平为标准,可以将全国31个省市分为四大类别,这四种类别的省市区均会继续发展,但发展前景和主要任务存在诸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