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碳减排,可以为中国"碳双减"提供政策启示.采用1995—2009年的跨国跨行业面板数据,结合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出口贸易隐含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产出上游度和投入下游度的上升均会导致出口贸易隐含碳水平升高,这说明如果一国以矿业、制造业为主要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那么出口贸易隐含碳水平会升高,稳健性检验结果强化了这一结论.此外,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效应会更弱,但是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效应会更加明显.因此,为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中国政府应当优化产业布局,通过约束污染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调整出口规模和改善出口贸易结构.

在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加剧和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多元化市场战略对于企业生存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本文创新性地将企业的需求学习过程和生产率演变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构筑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动态离散选择模型,并量化评估了"不确定性"背景下"多元化"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在生产率和需求学习方面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而"多元化策略"所引致的需求学习是促进企业出口决策的主要驱动力;当企业出口到更多国家时,能够积累更多的需求学习经验,并更新其需求信念,这将进一步促使企业进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选择.此外,反事实模拟证实:无论对潜在进入者还是有经验的企业而言,需求学习过程对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的促进作用均高于生产率演变过程;当贸易成本降低时,需求学习过程的间接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其长短期效果均高于生产率演变过程的直接效应;初始信念期望和不确定性与企业的出口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本文基于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结构性上升的数据事实,结合均值回归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以美国货币政策为例分析外部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杠杆的总体影响以及对不同杠杆水平企业的影响差异.实证研究表明,总体上外部宽松货币政策会推动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上升,并会导致中国非金融企业内部结构性杠杆上升问题更加严重.同时,本文依据企业所有制、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等特征,进一步探讨了外部货币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的影响变化.

以美国货币宽松政策背景和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增长事实为基础,探讨了中国企业杠杆增长和美国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实证结果表明:虽然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会显著促进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增长,但对外资持股企业杠杆增长的促进影响要小于无外资持股企业.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上述影响和影响差异会越小.外资持股主要是通过加强企业内部融资能力,而不是股权融资优势来缓解美国货币政策宽松的杠杆增长促进影响.伴随美国货币政策宽松而增加的融资供给没有被无外资持股企业同步用于资本性投资,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其他投资.沪港通政策可减小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中国企业杠杆波动.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其对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和贸易便利化至关重要.基于第9版GTAP数据库,通过构建CGE模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建设的优先级进行了排序,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 表明,经济带的中间区域确实是建设的重点所在,设施联通对整个经济带乃至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都非常显著,沿线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受益,其中独联体国家、蒙古国和部分东欧国家的受益相对较大;然而设施联通带来沿线多数国家贸易逆差的扩大值得关注.此外,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设施联通并未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甚至部分国家还能从“搭便车”中获益.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export trends of enterprises depends 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enterprises are located. In regions where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s are low, subsidies can not only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exporting, but also help enterprises maintain exporting status. On the other hand, in regions where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s are high, the impacts of subsidies on enterprise export are reversed to be negative. Further empirical tes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the more important role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of enterprises play in getting more government subsidi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are less effective in terms of promoting the R&D activities in enterprises. Therefore, lower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ill be helpful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patterns.

本文通过一个两国模型推演不同贸易方式下的国际分工收益决定机制,发现一国所得实际产出份额在加工贸易下等于该国中间品数量渗透比与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之积,在一般贸易下等于中间品数量渗透比与其在使用国的生产网络关联度之积.基于1995-2014年中国数据的模拟表明,中国在国内外的分工收益主要源自一般贸易,外国从中国所得收益在2003年以前1/2以上来自加工贸易,但2004年起跌破50％.2011年以前中国加工部门国产中间品数量渗透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均趋于提高,但后者对收益提升贡献更大;2012年以后加工收益份额略降,主因是国产中间品数量渗透比下降.一般贸易部门的国内收益份额以2007年为界,先降后升.国产中间品的国内网络关联度受样本期内3轮危机及中国“入世”冲击短暂下降,其他年份均上升,并在2006年以后推动了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一般贸易出口中间品的外部网络关联度在样本期间大幅上升,显著推动了中国的海外分工收益的提升.外国在中国两大部门所得收益均相对倚重中间品数量的支撑.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应优化创新环境以促进本土企业技术进步,提升国产中间品的生产网络关联度或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并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国内地区生产网络融合.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考察了企业异质性与完全出口企业国内市场进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更高的生产率水平能够显著提高完全出口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可能性,使用Ⅳ-Probit模型纠正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影响依然显著.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水平同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比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生产率对企业国内市场进入的作用程度将增强.此外,企业融资能力对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结论表明:国内市场商业环境的不健全增加了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经营成本,不利于出口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也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本文基于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企业调研数据,考察了地方保护对企业市场扩张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保护主义对企业外部市场扩张的影响存在显著所有制差异,同样是进行区域间市场扩张,地方保护显著降低了本土企业进入跨区域市场的概率,而对外资企业却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获得国内区域间市场规模的本土企业具有更高的研发投入和再投资比重,相反,出口比重越高的本土企业其研发投入越低,且更倾向于停留在简单再生产阶段。本文研究表明,在外部市场扩张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一点上,国际贸易并不能完全替代国内贸易。因此,消除地方保护不仅有利于本土企业获得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效应,而且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升级具有深远意义。</span>

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苏浙沪粤四省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各不相同,在各自地方政府的创新政策下又形成了不同的创新模式.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江苏省表现为强势型政府指导下的民营经济驱动,浙江省表现为包容型政府引导下的民营经济驱动,上海市表现为强势型政府主导下的国有经济与外资经济双驱动,广东省表现为改革型政府指导下的外向经济驱动.在创新模式方面,江苏省以培育高新区为特色,浙江省是传统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并举,上海市以“主国有、辅外资”为特色,广东省以打造新型专业镇为特色.苏浙沪粤四省市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创新模式为其他省市提供了多样化的参考模板.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00-2009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后的数据实证分析企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包括汇率变化和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出口额的影响.总体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升值和汇率波动均对企业出口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按照五种标准划分的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同种类企业在面临汇率变动时的反应不尽相同.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后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企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汇率变化和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出口市场个数和出口商品种类数)的影响.总体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比之下汇率值的变化则与企业出口市场数正相关,人民币升值时会促进企业拓展出口市场;OLS和固定效应下汇率变化对企业出口商品种类的影响符号正负不一.本文进一步按照四种标准划分的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同企业在面临汇率变动时的反应具有异质性.

运用2000-2012年19个新兴经济体的数据对金融发展在资本流动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表明,FDI和收益流均会显著地引发实际汇率升值,金融发展将稀释这种升值效应,但从长期来看,FDI会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而金融发展水平在其中的影响程度不大.证券投资与实际汇率的相关关系较弱,金融发展水平在其中的影响也不显著.

本文采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后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企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包括汇率变化和汇率波动两个方面）对中国企业出口额及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重点考察上述影响过程中进口中间品的作用。总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能够抵消汇率水平变化对企业出口额及扩展边际的影响，汇率波动影响企业出口的过程中进口中间品的作用不够稳健。按照三种标准划分的子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样本分组企业的中间品进口在汇率变动时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频繁发生的进入与退出出口市场决定了企业出口行为呈现出序贯特征,即企业出口概率不仅依赖于当期出口决策,而且还取决于以前时期企业的出口行为。显然,忽略企业不同时期的出口连续性,将难以准确评估企业出口决策的转变。本文基于序贯决策模型,以新出口企业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生产率优势与企业出口动态决策的关系。结果表明,虽然企业的确需要以生产率优势来克服出口市场的进入成本,但是生产率并非是决定企业出口延续的关键因素。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这一核心结论,即生产率优势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短期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对企业长期出口却没有产生同样重要的作用。本文为审视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动态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span>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出口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汇率变动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融资能力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融资能力是影响出口企业对汇率变动承受能力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企业类型及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融资能力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进一步基于倾向评分匹配的倍差法分析可知,企业上市行为在其承受汇率变动时起到的作用相比传统融资而言较弱.

本文在采用倾向评分配对倍差法克服样本选择偏误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01-200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员工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补贴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员工就业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横向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员工就业影响的所有制、地区以及要素密集度差异,发现补贴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就业规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针对就业性别歧视这一社会问题,基于补贴视角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补贴能够有效促进就业公平,提高企业女性员工的就业规模.

2015年10月5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达成基本协议. TPP的本质是对当前亚太地区贸易投资体系施加的一种规则冲击,因而对TPP影响的评估应当结合当前国际贸易投资格局的特点和其本身的演变趋势来进行.因此,我们可从国际分工的视角提供一个诠释和评估.

该文结合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就经济学类专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功能、建设思路进行阐述,并针对实验教学队伍的建设和实验教学资源建设的经验进行总结,以期对兄弟院校的实验教学工作有所启发.

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基础设施规模与利用效率对技术进步(TFP)的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实证检验了中国基础设施规模与利用效率对TFP的直接“资本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利用效率都对TFP有显著的“资本效应”;基础设施依托R&D和产业结构的途径而不是通过贸易和FDI的途径产生“溢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与利用效率、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规模都可以通过R&D的途径显著促进TFP,而交通基础设施利用效率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途径显著促进T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