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文明"基因"的第一载体.我们在思考中华文明与当代世界的关系时,要有一个自觉的视角,即通过自己"话语"来认识自己的文明,以克服在"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之间存在着的某种脱节,如:中华民族多元主体意识的淡化,导致对"共有精神家园"整体理解的局限性,在构建中华文明话语体系时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准备不足,等等.因此本文认为,对自己文化价值体系的反思和重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之一,其中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体系的形成,更需要形成和坚守自己的文化表达.

制备刺芹侧耳(Pleurotus eryngii)、香菇(Lentinula edodes)、毛头鬼伞(Coprinus comatus)、猴头菌(Hericium erinaceus)、灵芝(Ganoderma lingzhi)5种食用菌水提物、粗多糖和逐级醇沉多糖组分(30％醇沉组分30E,30％～75％醇沉组分30E-75E),比较食用菌水提物得率及总糖、海藻糖、阿拉伯糖醇和甘露糖醇含量,粗多糖和逐级醇沉多糖组分得率、多糖含量、重均分子量,逐级醇沉多糖组分单糖组成,以及对其体外激活Dectin-1受体的活性进行评价.结果 表明:刺芹侧耳、毛头鬼伞水提物得率较高,水提物中刺芹侧耳总糖含量最高,猴头菌阿拉伯糖醇和甘露醇含量最高.五种食用菌粗多糖中,毛头鬼伞得率最高,灵芝'龙芝2号'多糖含量最高;在20～35 min,多糖的色谱洗脱峰存在差异,灵芝仅有1个峰,猴头菌和毛头鬼伞有2个峰,香菇和刺芹侧耳则有3个峰;在35～45 min,均存在重均分子量为万级的多糖组分.五种食用菌30E中,香菇多糖得率最高,猴头菌多糖含量最高,猴头菌和灵芝'龙芝2号'β-葡聚糖含量较高;5种食用菌30E-75E中,毛头鬼伞多糖得率最高、多糖含量较高.五种食用菌30E在20～36 min有1个色谱洗脱峰,重均分子量为1.850×106～1.272×107 g·mol-1,多分散系数为1.035～1.284,毛头鬼伞回转半径(Rg)最小;5种食用菌30E-75E重均分子量为104～106 g·mol-1,色谱洗脱峰存在较大差别.五种食用菌30E均主要含有葡萄糖;而其30E-75E含有的单糖种类及其比例差异较大,单糖均以葡萄糖为主,灵芝包含的单糖种类(7种)最为丰富.对于体外激活Dectin-1受体活性,灵芝'龙芝2号'30E最强;除毛头鬼伞外,其他4种食用菌30E活性明显强于其对应的30E-75E;5种食用菌30E-75E中,'龙芝2号'的活性最强,而香菇的无活性.

对香菇(Lentinula edodes)子实体中核苷类成分的提取条件进行优化,筛选适宜富集核苷类成分的大孔吸附树脂,并优化该树脂对香菇中核苷类成分的吸附和解吸工艺.结果 表明:超声(25℃、600 W)提取2h所得提取液中核苷含量是沸水浴提取法的4.10倍;NKA-Ⅱ大孔吸附树脂对香菇中核苷的富集效果较好,其吸附率和解吸率分别为86.55％和85.61％;每100mL香菇提取液中加入20 g NKA-Ⅱ大孔吸附树脂吸附2h,用30％乙醇解吸0.5h,解吸2次,富集产物得率为8.39％,其中已知核苷总含量为21.15％.

广叶绣球菌(Sparassis latifolia)子实体水提残渣经超微粉碎、热水提取、20％～90％乙醇逐级沉淀获得8个细胞壁多糖组分(20E、30E、40E、50E、60E、70E、80E和90E),对其得率、多糖含量、β-葡聚糖含量、分子量分布特征、单糖组成、体外免疫活性进行测定.结果 表明:广叶绣球菌水提残渣超微粉水提物得率为20.80％,其多糖含量为78.16％;水提物经乙醇逐级沉淀所得组分中,20E的得率最高,占提取物总量的27.16％,其多糖和β-葡聚糖含量分别为82.58％和35.54％;其余各组分得率和β-葡聚糖含量均较低,其中30E、40E、50E、60E这4个组分的多糖含量较高,均达到80％以上,而70E、80E、90E的多糖含量为26.36％～52.55％.利用高效凝胶尺寸排阻色谱-多角度激光散射-示差折光检测仪联用法(HPSEC-MALLS-RI)对20E、30E、40E、50E、60E的分析结果显示,20E主要含有2个峰,其重均分子量分别为1.47×107和5.06×106;30E、40E、50E和60E组分均主要含有1个均一对称峰,且随着醇沉浓度的增加,其重均分子量逐级减小.单糖组成分析结果显示:20E、30E、40E、50E、60E中的多糖均主要由葡萄糖组成,另外还含有少量半乳糖、岩藻糖和甘露糖,葡萄糖的摩尔百分比均超过80％.20E、30E、40E、50E、60E都具有体外激活Dectin-1受体的活性,其中20E的活性最高.

谈到国家治理问题,我们就想到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我们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直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正式做了一个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决议.其中规定,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为指导来建设法治中国.这些是党史和国史上前所未有的.

理论创新是一项艰苦的科学劳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理论创新,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主题,依据实践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切实加强理论总结和提升,注重理论体系的结构层次、历史传承和内在逻辑,重视理论表达的中国话语、中国风格与文化底蕴.

总体上看,目前我们的哲学理论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和科学的步伐,我们的学术思考远离于世界历史的进程,我们意识形态的话语也远远落后于党中央的战略意识.这种落后表现为学术界的分化严重,而凝聚理论共识的动力却不足.在自觉不自觉地一味“跟着说”的情况下,导致我们的有些理论和宣传话语,出现了“来历不明”“形式不够新”“内容不充实”“层次不够高”“公共平台不够牢固”的“五不”现象.这使得什么是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既有中国特色又是社会主义的新鲜话语,不仅很难出台,即使出了台也特征不明显、内涵不到位、魅力不显著.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重点在于形成与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应的、各个学科自己的学说及其话语体系.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智慧发展和人类自我实现的一种形式.因此当人工智能取得长足发展时,看待它与人的关系前景,不应陷入技术主义单线思维的“价值盲区”.机器人发展起来以后怎样对待人,其实是人怎样理解和对待人的问题.不应忽视人在制造机器人时自己应担当的主体权利与责任.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应该重新理解人的本质和本性,深入反思和校正人类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并尝试建立多元化背景下的人类价值主体思维.

民主的合法性来自何处？法治的合理性根据何在？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回到思想的起点和观念的本质,重新认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内在联系.民主,是在共同体或群体内部,人们之间平等结合,享有共同的权利和责任(义务),并就共同体的价值选择做出决策和评议的活动方式.法治则是落实全体公民的权利与责任的规范之治.用当代中国的语言来表示: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就是“民主其内,法治其外”,民主是“国体”,法治是“政体”,民主与法治不可分.

本文从桑德尔提到的“电车难题”入手,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视角考察西方学者在解答“道德难题”和“公正悖论”上的得失.作者指出,“难题”的困境表明,由于概念与历史实践的脱节,特别是存在于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德性主义等理论中的价值独断主义传统,束缚了理论批判的视野,使思考陷入了规范冲突的“死结”.随着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我们需要超越价值独断主义,认真面对价值规范的主体性特质,深入把握多元主体间的层次结构,并以主体权责统一到位的精准化判断,去突破传统思维的局限,以形成适应时代的道德和法律等价值思维和理念.

理论上的“主体意识”,通常表达为作为主语的“我”、“我们”,但其中有自觉不自觉之分.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就是每当说到“我”、“我们”的时候,都知道或力求知道“自己究竟是谁?面对着怎样的对象和条件?有什么样的能力和需要?什么是必须担当的权利和责任?”等等,从而知道自己能够和应该怎样去做.这才是完整的、充分自觉的主体意识.

能够自觉地把握我们判断中的“实然”和“应然”、“是”和“应该”之间的关系,是一项重要的哲学基本功夫.中西方在这个问题上都曾经历了“实然与应然”不分、“是与应该”相混淆的历史阶段.西方“以正为义”的传统,中国“以义为正”的传统,在今天都仍有表现.对于我国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阐述“中国精神”的理论研究来说,反省这一传统的得失,形成新的更加科学的思维习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信是一种精神心理状态.这态必须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条件支撑,才能充实而坚定.中华民族之所以应该和能够自信,主要由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对整个民族主体的历史和现实的清醒的自我认同,因此要避免因主体而导致的自我丧失;二是站在中华民族主体的立场上,敢于担当,做好应对任何挑战的心理准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内容,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而它的主要外在社会形式,就是民主法治.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是针对资本主义事实上的不平等提出的新型价值目标,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以人为本,实现人类的解放,使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彻底的公平正义观.在公平正义的实现过程中,要把实现公平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实质正义;要全面深化改革,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创新体制和机制;要实现社会关系结构调整,让人民主体到位;要用法治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

思考人生哲学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科学认识的视角;另一个则是超越知识的价值理性即信念和信仰的视角.现实中这两个视角的分离和对立,是人生思考中许多冲突和困惑的根源.因此,总结历史的经验,对这两个视角加以自觉地把握,在理性的基础上使它们重叠和整合在一起,是建立自觉人生理论的一个起点.

“建设法治中国”这一战略的提出,将如何理解法律的价值再一次提升为现实思考的一个焦点.由于“法律只有在涉及价值的立场框架中才可能被理解”(拉德布鲁赫,第4页),所以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已讨论多年.但事实表明,要回答“法律究竟(应该和可能)有怎样的价值”问题,不仅涉及如何理解“法和法律”①的本质和特性,还涉及如何把握和运用价值思维的方法,而后者更具有哲学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的价值哲学研究而言,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现实的挑战性,也具有方法论的经典案例性质.本文尝试就此谈一点看法,以期促进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要求我们对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教训和一切需要澄清的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地及时加以关注和总结，以形成理论共识。只有这样才能造就理论体系的完整内容和清晰逻辑，成为举国认同的信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