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助力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是中共二十大报告的重要议题.采用Super-SBM两阶段DEA模型、Dagumn基尼系数和空间收敛模型,基于价值链视角对我国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高技术数字制造业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离最优状态还存在差距,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区域间和区域内创新效率差异较大,两阶段差异来源呈现出不同特征,并以2016 年为界出现较大变化;2016 年以后,中部地区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均具有σ收敛特征,全国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特征,东部地区的空间绝对收敛特征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论有助于从价值链视角全面客观了解我国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现状,从而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质量、避免区域数字"鸿沟"提供参考.

文章基于2003—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首先,以测算的企业国内价值链长度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两个微观指标,表征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其次,按照已公示链主企业的标记、已公示链主企业的排序、一般性门槛指标的构建、全国链主企业的识别四个步骤,定量识别链主企业.再次,通过构建链主企业数量矩阵、制造业投入产出系数矩阵和链主企业资产比重矩阵,定量测度链主企业影响力.最后,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厘清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链主企业能够通过提高成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专业化外部性和多样化外部性能够强化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波特外部性表现出抑制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内陆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链主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更具推动力.文章提出了定量识别链主企业与定量测度链主企业影响力的方法,拓展了链主企业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边界,这对发挥链主企业影响力进而推动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阐释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效应以及服务业效率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测算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深入探究数字经济能否助推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及其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区域差异来看,这种助推作用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服务业效率是数字经济助推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机制,同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系统GMM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提出释放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潜能的对策建议.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11 to 2019,this paper uses panel regression,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and spatial panel regression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digital industry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conducts grouping regression comparison according to regional differences,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t economic models and different human resource reserv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average of marginal effect of digit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s negative. It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relationship. It can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by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elated enterpris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dependent industri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related industries; secondly, the spatial effect of digit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still meet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surrounding areas has a curve relationship of first promoting and then inhibiting the impact on loc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inally, compared with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digit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west has less impact on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areas with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high human resource reserves, digit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ve greater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his conclusion is helpful to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industry,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to achieve green, health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在借鉴相关企业基因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重新构建企业基因结构概念模型,运用理论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世界百年企业的发展历史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企业的进化是自然选择与 自我能动性调节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遗传、变异、重组三种企业基因进化机制可以提高自身适应性和可持续性.世界百年企业的进化过程中,企业碱基要素在企业内外部能够快速流动与协同变化并通过制度双链加以调节与稳固.研究结果表明,从企业发展目标、碱基要素、制度链、外部环境四方面发力,可以促进企业基因进化,为中国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文章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营商环境可以通过吸引投资要素集聚和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两种机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和空间区域异质性.文章结论为中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城市创新水平、激发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供参考.

借助"数字中国"建设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和智能化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二十大报告的重要议题.从数字产业协调发展视角出发,理论分析了我国数字产品制造业与数字技术应用业协调发展机制,并进一步采用Dagumn基尼系数、Moran's I指数以及动态和静态面板空间 自回归模型、空间收敛模型分析了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存在路径依赖性,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各区域耦合协调发展增速具有趋同趋势,但中部空间效应不显著.这一结论为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和理论参考.

0引言 中老两国自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政治互信关系,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日益密切.老挝不仅政局稳定,而且经济发展空间较大,中老两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增速.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实施,中国政府从政策、金融、贸易、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开展了与东盟各个国家的广泛深入合作,中老两国的经济对接合作也在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规划下全面展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科学、高效的利用农业资源,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更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实施农业资源整合,有计划的对农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与综合利用,将成为破解"三农"难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立足于农业资源整合内涵与实现途径,分析了农业资源整合的战略意义.在农业资源整合实际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微观、宏观因素的制约,建议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农村与农业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农村各项制度法规,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近年来,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老挝政府出台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其中最吸引投资者的是经济特区法令,因为它使外资企业对老挝的投资程序更加简化,外商投资制度更加透明和公平化,正是因为老挝外资管理制度的不断修正与调整,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老挝经济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促进GDP增长、带动外贸出口、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就业率增加等方面.本文基于对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分析,从积极的视角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经济发展的影响.

顶层设计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而企业层面的具体模式选择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对理论与概念的重新梳理,运用主观博弈模型解释制度内生与博弈互动时混合所有制的生成与演化机制,得出混合所有制的演化由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各自的可选策略集合、需要面对的制度性保障和法制性约束、两者在某种策略下的预期而决定,并结合对我国现有混合所有制模式的全面解析,给出建议与尝试性创新,以期为混合所有制提供科学的、具有针对性的模式设计.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基础建筑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方向.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建筑企业不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不断地攀升.建筑企业外资管理具有资金量巨大、资金筹措难、资金管理制度不成熟、管理成本高等特点,因此成为当前对外投资建筑企业最关心的问题.不可否认,目前中国的建筑行业外资管理体系尚未成熟、规范,还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且与国家制度政策相适应的建筑行业的外资管理机制也存在很多漏洞,以至如何优化建筑企业的外资管理渠道也成为中国建筑行业当前的一大难题.因此,亟须加快调整中国建筑行业外资管理结构的步伐,并为同行业的外资管理问题提供借鉴.

企业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体,既承担着技术自主开发和商业化运用重任,又要肩负技术追赶主体的责任;国企民企因具有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不可复制的强大特点和与生俱来的中国标签,责无旁贷的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微观主角;其资源整合与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化解发展难题,实现逆境突围,助力经济腾飞的关键.国企民企的创新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对国企民企资源整合与创新发展内在关系全方位的深化研究,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特点与国企民企资源禀赋的实际状况,围绕“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结合党的“十九大”重要战略部署,从不同层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与实效性的对策建议.

[目的/意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面对日益紧缺的资源环境,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实现企业间信息资源共享成为多数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选择.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容易导致企业逆向选择行为的出现,降低整体经济效率.因此,合理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将成为保持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方法/过程]以契约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博弈分析法,对企业逆向选择行为成因、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对企业进行科学有效的信息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以及降低成本有所裨益.[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市场中只有愿意完全按照契约规定提供优势信息资源的企业所占比例足够大时,逆向选择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通过提高企业信息甄别能力、采取一体化策略等途径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力军,国企民企资源整合符合企业做大做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内在要求,国企民企资源整合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各个阶段产生影响,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产生,同时,企业的创新行为促使国企民企间实现更高层次的资源整合.中国的国企民企资源整合与创新发展的内在互动耦合机制的构建,有利于“国企民企资源有效的整合→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高→形成企业更高层次的资源整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能力升级→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这一良性循环逻辑链条的最终实现.

央企重组对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选择不同的重组类型将直接影响资源整合的效率.短期内,横向重组和纵向重组可以促进央企资源整合效率的提高,而混合重组却对央企资源整合效率起到抑制作用;长期中,纵向重组可以促进央企资源整合效率的提高,而横向重组和混合重组对央企资源整合效率作用不显著.央企重组应充分结合自身情况选择效率最大化的重组类型,优先选择横向重组和纵向重组,审慎选择混合重组,并注重重组后的一系列问题.

长期以来,投资效率不高是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的难题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其内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解决国有企业投资存在问题提供了良好机遇.微观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缓解投资软预算约束,增强国有企业投资能力.宏观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助于降低市场壁垒,推进市场公平,优化行业所有制结构,增强国有企业投资面临的竞争压力,倒逼其投资体制机制改革.对此,需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顺政企关系;优化股权结构,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市场体系,降低市场壁垒.

随着企业仿生学的发展,关于企业基因的现有文献为理解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经济新常态的特殊时代背景对国有企业创新行为也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将从学理上分析企业基因重组通过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使企业生产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机理,以此为理论基础对中国国有企业基因进行诊断,并从企业基因重组的视角探索国有企业实现创新驱动的路径和模式.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融合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及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及克服自身发展障碍的必要条件,也是大企业时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对全球化竞争的必然要求.应构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融合发展的互动机制,逐步丰富融合发展方式;加强产权制度建设,完善融合发展的制度结构安排;树立融合发展的制度理念,促进企业资源整合;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外部制度环境,提升融合发展的制度效率.

民营银行设立是银行业重大的改革举措,对社会福利及国有银行有重要影响,需要理性分析.基于古诺双寡头垄断模型研究发现,民营银行设立对社会福利及国有银行具有积极意义;私有化并不是解决国有银行效率低的唯一手段,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损害公众利益.当前,民营银行进入及发展面临着很多障碍,急需打破.对此,需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稳步推进民营银行试点,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加快国有银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