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极低生育率下如何提振人们的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更好理解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付出的"隐形代价",可以为三孩生育政策下的生育支持措施完善提供研究支持.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生育行为对我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生育女性,中国已育女性减少了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但在饮食健康方面有所改善.这一结果与女性生育后从生产劳动转向再生产劳动的过程密切相关.其中,生育后退出生产劳动降低了女性身体检查概率,但对促进体育锻炼和改善饮食健康有一定帮助;而生育后再生产劳动参与的增加则会抑制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行为,但促使女性采取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此外,与祖辈共同居住加剧了生育行为对女性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且消除了对健康饮食的改善作用.而女性参加办公室工作也会加剧生育行为对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并削弱对健康饮食的促进作用.基于此,从拓展孕产健康服务边界,实施儿童照料和体育锻炼兼容性政策,完善家庭和社会侧生育支持政策,推动健康知识普及工作以及规划女性全面发展等方面提出维护和发展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的若干建议.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流动女性"双重迁移机制"显著.由于上述机制的存在,仅仅通过调节家庭收入对生育二孩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需要在此基础上出台更多降低"生育代价"以及家庭化迁移压力的配套政策,探索建立普惠式、社会性别平等式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
幸福是个体价值追求的重要维度,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跨期匹配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2SLS),从辩证统一视角考察了学历提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前学历提升引致的正向激励效果超过了负向抑制作用,使得学历提升总体上增强了居民主观幸福感;(2)机制检验表明,收入增长效应和地位获得效应是学历提升增强居民幸福感的关键路径渠道,但学历提升同时也会通过教育错配效应和健康损害效应降低个体幸福感;(3)进一步检验还发现,在已婚、低信任度人群中学历提升的"致幸福"效应并不明显.此外,学历提升的负向抑制作用在就业正规化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下能够有所缓解.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突破了传统单一视角的逻辑束缚,采用更为科学的因果效应识别方法,从正反两个维度系统探究了学历提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潜在影响,同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增长、地位获得、教育错配以及健康损害四大机制路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学界关于该问题的认识.基于此,文章认为,降低教育错配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教育回报率,激发社会性流动活力以及加强就业正规化建设等是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人口流动和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与户籍限制放松,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大幅增长,以人口流动为核心议题的研究也日趋丰富.文章在阐述人口流动相关概念、理论演进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流动的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影响因素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等维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其研究进展.首先,目前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和流动强度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流动方向发生显著变化,流动特征存在异质性.其次,已有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大数据资源和利用辅助变量对人口流动规模进行测度.再次,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政府、个人、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五个方面,且存在单因素或多因素叠加的影响机制.最后,在区分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基础上,分别从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廓清了人口流动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今后,政府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学界应积极开展相关研究,以推动人口合理流动,从而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及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助益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以智能技术和产业融合为表征的产业智能化改变了企业生产模式选择,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在分析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中国除西藏外30省份(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了区域劳动力就业质量,且在缓解内生性、替换关键指标及模型误设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分维度考察发现,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就业报酬并改善了就业环境,与"素质教育"类就业能力形成互补关系,但对就业保护力度的影响不明显.第三,基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对高技术密集度以及高劳动者维权力度地区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显著;第四,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业质量不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但产业智能化对就业质量会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府应助推产业智能化关键技术研发,促进职业教育体系深化改革,并加强区域间智能技术的合作与交流,以期形成产业智能化协同发展机制,助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
伴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人工智能渗透(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netration,AIP)是否能够通过劳动生产率的调节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韧性提升颇受关注.文章整合全球工业机器人数据库与中国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库,采用2008～2019年经归并的中国制造业12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并检验了人工智能渗透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渗透对制造业出口韧性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强化人工智能渗透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韧性提升;(2)人工智能渗透对制造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渗透显著促进了出口韧性提升,中低技术制造业的这一效应尚未显现;(3)劳动生产率负向调节了人工智能渗透对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对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人工智能渗透对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弱,但对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人工智能渗透对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强.进而,建议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研发密度、充分利用技术外溢效应、合理调控外资进入度与出口依存度,以提升制造业出口韧性与劳动生产率,优化劳动就业技能结构,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2000年以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婚姻支付上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采用跨期分析方法构建老年劳动参与选择模型,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婚姻支付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参与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及家庭固定资产水平异质性;(3)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平缓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水平相关;(4)养老金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婚姻支付在普遍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显著促进了"弱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包括:农村、女性、高龄、低财富水平及低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防止婚姻支付过快上涨,完善老年劳动力市场,加强兜底性社会保障建设等促进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双向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而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全面测算我国省级区域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首位度,分析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的聚集程度和区域城市规模分布基尼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省域城市体系中人口与经济首位城市绝大部分为省会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结构失常.经济过度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经济承载能力不高,经济聚拢效应较弱.当前,从城市规模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未出现高集聚城市人口规模,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较高的集聚水平.我国区域之间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水平不尽相同,一些区域经济集聚水平整体较高,而人口集聚水平较低.从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区域经济高位序大城市发育不突出,区域人口低位序中小城市发育不健全.我国绝大部分省级空间单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符合齐普夫指数的幂律分布,但是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的齐普夫指数差异较大,整体上人口规模齐普夫指数大于经济规模齐普夫指数.
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农村家庭增收致富,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基础.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首先利用A-F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资产、住房、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主观态度八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进行测度,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倾向匹配得分法实证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其次,将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佐证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再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社会资本减贫机制.最后,利用面板随机Probit模型从单个维度分别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无论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且具有稳健性.(2)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声望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3)劳动力流动显著缓解除教育以外物质层面的贫困维度,但加剧了社会保障及主观态度维度的贫困.(4)劳动力流动增加了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家庭及中年期、老年期农村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降低了青年期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增加了中、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家庭及青年期农村家庭陷入主观态度维度贫困的概率.
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背景下,准确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内在逻辑,对于改善流动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和推动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表现为流动人口及其家属迁移,不同家属之间迁移存在一定的关联逻辑,并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产生深远影响.为此,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单个家属迁移来看,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子女和父母则体现为正向作用;非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也对其居留意愿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子女和父母迁移则不具有显著影响.从双重家属迁移来看,配偶兼具外出工作和家庭照料双重角色,使得配偶迁移在家庭化迁移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配偶迁移对其他家属迁移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作用在不同户籍家庭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从多重家属迁移来看,在双重迁移的基础上的父母迁移有效促进了其居留意愿,而配偶迁移则降低了其居留意愿.因此,为推进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需要在尊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更为精准的家庭迁移政策,才能更好地有序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
当下区域人口发展面临的失衡风险之大、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长此以往将对民族复兴和国家永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把握人口发展趋势和规律,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已然成为破解少子老龄化、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瓶颈的战略选择.于是,依据2000年、2010年、2020年成渝地区16个城市单元的数据,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实证分析了区域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综合水平,并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人口均衡发展内外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结果表明:第一,成渝地区人口内外系统的耦合发展状况尚可,但均衡发展综合水平、内外系统协调性相对欠佳;第二,时序变化上,综合水平、耦合协调度由低到高,整体趋势向好;第三,空间格局上存在一定的地区异质性,"双核独大""节点崛起"与"中部塌陷"并存;第四,内部系统发展滞后逐渐成为制约区域人口均衡发展的主因.这意味着,要想真正实现区域人口均衡发展,一方面要从夯实内部根基入手,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还要着力提升劳动力质量,协调好城城、城乡之间的关系,以动态保持人口总量的势能优势,持续释放质量型人口红利,不断优化人口分布格局;另一方面,要尽力解除外部系统束缚,包括大力发展幼托服务、提升城市发展层次、集约利用自然资源以及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应加强人口均衡发展的学理研究,因地制宜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结构与民生、城市与乡村、眼下与长远等几个辩证关系,以期动态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内外系统的相互匹配、同步共进.
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会影响居民幸福.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教育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均对居民总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一致.分群来看,教育水平提升会显著增加教育程度较低、农村户口、男性三类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教育程度较低、城市户口及男性居民的幸福体验;而社会交往则会促进所有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明显提升.就中介效应而言,教育的物质和非物质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均较为显著,不过相较于社会交往,收入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另外,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中介效应目前尚不及直接效应三分之一水平.因而,为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增进居民幸福中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全方位大力发展教育,并着力破解教育机会不均问题,以使提高教育水平成为全体居民实现收入改善、阶层跃迁以及幸福提升的有效路径;此外,也需更加重视构建有助于提升居民教育回报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信息平台的搭建和使用方面提出建议.
基于对人口老龄化发生原理的认识拓展,文章聚焦当代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及其演进态势,在将"三大人口年龄组"的观测拓展为"五个人口年龄组"的基础上,借助联合国WPP2022统计数据,阐释当代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的阶段特征、致因转换、形态变异及其因果关联.研究发现,在低生育与长寿命态势下,当代中国人口老龄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其主导因素正在从"生得少"导致的"少子老龄化"转向"活得长"主导的"老人高龄化";相应地,其人口形态也在从"底部老龄化"导向"顶端老龄化".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这种变异与转型背后隐现着从内在致因到外在形态的人口学差异.然而,基于生育率下降(生得少)主导时期建构起来的"少子老龄化"认知体系及其评价标准难以解释平均余寿提高(活得长)态势下的"老人高龄化"现象.鉴此,文章提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战略需要与时俱进,突破传统观念和现行制度框架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束缚,摒弃平均预期寿命60岁情形下形成的老龄化共识,以平均预期寿命迈向80岁的人口情势来确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并建构"老人高龄化"主导下的新认知标准及评估体系,据此为我们认识和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特征与预期影响提供理论支撑.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养老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形成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如何推动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养老问题研究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在对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业规模、养老服务业人才供给、地方政府政策、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等五个影响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后,基于安徽省16个地级市养老服务业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推动安徽省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组态.研究发现:(1)五个因素不能单独构成推动安徽省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2)有2种组态可以推动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包括养老服务需求主导下地方政府政策助力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型、养老服务需求和地方政府政策共同主导下产业人才驱动型.(3)导致养老服务业非高质量发展组态均存在缺乏养老服务需求下加大产业人才供给的现象.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推动安徽省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有助于进一步洞悉推动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层次的因果复杂机制,促进各地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当地养老服务业.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四期混合截面数据,以农村老年人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中位数的40%测量经济相对贫困,实证分析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罹患慢性病不仅没有增加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相对贫困风险,反而使他们陷入经济相对贫困的概率发生比降低了10.74%,农村老年人罹患慢性病的背后,并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负效应,而是农村老年人勤奋劳动损耗的身体再现.不同的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罹患血脂异常、心脏病和哮喘的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发生风险越高,罹患关节炎、肾病和肺病的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相对贫困风险越低.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文章的政策启示在于:积极看待慢性病带来的负面效应,慢性病发生的背后是农村老年人勤奋劳动的具体反映;政府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鼓励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有助于降低农业劳动对劳动力身体的损害,降低农业生产劳动导致的慢性病患病率;加强农村老年人甚至中青年人的健康体检,能够有效降低农村老年人慢性病的患病率,进而起到预防老年经济相对贫困的作用;慢性病的治理需要采取异质性的策略方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中国已进入人口结构全面转型的新发展阶段,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的经济有序平稳增长,是中长期人口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人口规模、质量、结构、分布等人口因素自身的有序变动,更是支撑国民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根本动力.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国家政策语义与公司财务报告匹配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从微观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表现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等从事复杂性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而降低从事重复性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该结论在"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内生性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数字化转型会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引发劳动要素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从而优化企业的劳动力技能结构.(3)数字化转型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带来产出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4)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层面,技能水平越高和吸收能力越强,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作用越强;地区层面,在劳动力保护程度较低和经济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为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对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