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在催生平台型企业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组织.作为平台组织逻辑嵌入政府体系及其运行的集中概括,"平台型政府"概念从全球数字化发展领跑型国家流行开来.以"政府即平台"为代表的既有探讨对平台型政府的概念内涵、形态特征和发展挑战等关键问题语焉不详.近年来,积极利用后发优势拥抱全球数字化浪潮的中国正在成为探索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试验场.尤其是以浙江省为代表的平台驱动政府数字化发展改革实践,为刻画平台型政府的真实样态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相关实践经验表明,平台型政府因应变动治理需求和复杂情境,战略驱动公共治理的利益相关者之间非线性、可调适的交互联结,从而具备了"敏捷中介重构"这一组织形态特征.该特征下,平台驱动不仅替代了科层政府纵向决策层与执行层间管理协调层的部分中介功能;而且嵌入到横向部门间的协作行动中强韧了中介支持;还为政府与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共治建构了中介枢纽.保持中介重构的敏捷性是平台型政府运行的基本挑战,由此,平台型政府应更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先进特征、激发数据驱动的制度性合作生产以实现其在运行中稳健成长.
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阶段,为满足应急响应、医疗救助、民生保障等多元需求,在城市当中由社会力量主导产生的结构性个体联结.基于"联结方式—资源条件—制度关联"三要素分析框架,探讨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进路和共性特征.考察不同类型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发现,此类共同体内部联结依托突发事件在短时间内产生,借助互联网工具建立互动渠道;共同体形成的主要驱动力是作为元主体的社会组织同时具备情感价值和工具价值;此类共同体得到党政部门和社会成员双重赋权而获取二元合法性.社会组织在共同体生成过程扮演驱动者、吸纳者与协调者等不同角色.
扩大内需是实现双循环的战略基点,对外开放如何促进内需的扩大?从理论机制来看,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提升收入促进消费、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及提升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影响内需的扩大.但是,存在对外开放支持扩大内需的传导机制不畅、对外开放支持扩大内需政策长短周期的有效协同不力、出口带动收入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减、进口贸易结构有待优化等现实障碍.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进口、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内需的对接,打造高水平、宽尺度、深层次的开放高地,进一步发挥高水平开放支持内需的引导放大功能,实施更有效的靶向对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哲学理论问题.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我国各族人民在对自身生活方式的反思中不仅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而且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创造了"一与多"相统一的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讨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问题,需要追问"少数民族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并确立其思想的真实内涵,揭示少数民族哲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关系,继而在二者的互动中呈现"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哲学发展的历史图谱,论证构建当代中华民族哲学的可能性.展望未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最为根本的是构建"一体多样"的当代中华民族哲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资源.
在大型语言模型的迭代升级下ChatGPT横空出世,交互式AIGC步入了强人工智能的门槛.体育传媒产业的结构生态也将在底层技术逻辑的变革中实现颠覆式创新与数智化变革.对ChatGPT为代表的内容生成式AI对体育新闻生产、体育传媒市场运用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在体育传媒产业领域,体育新闻生产内容创作将实现智能化模态变革、在高效能的用户卷入与市场洞察中实现"人机合一"的数智化决策,同时将会延展产业链开拓新的增量空间.但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事实性内容的数字涂抹、机械复制的庸俗倾向以及成见叠加将更易导致体育新闻场域中体育传媒生产体系失衡.另一方面,企业科技窃密、混合型决策失误与机械化偏差等新的挑战层出不穷.对此,应通过人机双向赋智、风险应对体制完善与体育价值匡扶等措施应对挑战.
基于对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内涵及黄河流域开放发展特征路径的分析,探究了开放发展驱动黄河流域两大系统耦合协调的作用机制.构建黄河流域开放发展的三重开放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研究了开放发展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第一,黄河流域开放发展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总体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开放发展格局.第二,开放发展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受到区域内开放、区际开放、国际开放的共同影响,呈现国际开放＞区域内开放＞区际开放的影响态势.
三线建设时期,在"靠山、隐蔽、分散"原则的指引下,大量的工矿企业扎根在乡村地区开展建设.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三线企业内部的医疗卫生文化资源产生了外溢效应,对企业所在地的医疗卫生文化事业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得益于三线企业医疗卫生文化力量的"嵌入式"助推,乡村的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不断增加,医疗卫生水平逐步提高,科技人才队伍有所壮大,医疗卫生环境得到改善,乡村民众的医疗卫生文化知识日益丰富,生活卫生习惯得到了很大改善."厂地"双方同频共振,推动了乡村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乡村民众保持身心健康,实现工农互惠提供了重要保障.
"克己复礼为仁"命题富含理学意趣,而在阳明学派的观照下,被离析、抽绎出多层次、多维度的诠释理路,主要有王阳明、薛侃延续"胜己之私"一路,识得"真己"而"克去己私",王畿、邹守益坚持"约己"、"约身"一路,"反己自修"而"修己以敬",以及罗汝芳、邹元标发挥"自约"、"自能"一路,"复在乎己"而"能于己而复礼".由此三大理路汇聚而成"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良知学路向.这一路向背后是阳明学派对"己"与"克"、"复"以及"克己复礼"与"为仁"、"克己复礼为仁"与"乾元统天"之间逻辑关系的独特构设.
"文化安全研究"是在一定语境下出场的.这一研究是中国知识界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地区军事、物质扩张直接引发的文化安全问题的回应;是对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外部挑战、冲击,以及自身发展存在的诸多困境的因应;是国家安全研究这一学术探讨深化的结果.学界既立足国家这一主体、立足文化,也从"安全"属性的角度建构文化安全这一核心概念及其内涵.从文化安全研究的出场及其核心概念的建构看,这一研究是中国学术界在吸收国外学术成果基础上的自主探索.
马克思从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到赞同费尔巴哈的人体学意义上"类本质",摆脱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束缚;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将所谓的"类存在"、"类生活"看作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马克思提出"类存在"、"类生活"是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作为理论前提的,"类本质"的观点则直接来自费尔巴哈.在马克思看来,克服"绝对精神",回到"人本身",才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就人的本身而言,如果只是囿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只停留在人是"类存在"、"类生活"的这个"类"的局限里,还无法揭示"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意义,还没有对现实的、具体的人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予切实的关注.马克思认为,只有到具体的、单个个人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才能发现人的本质,才能找到变革社会的根本力量,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共同体为个人存在或描述自我提供了公共的空间和语境,一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辨识自我.共同体意识是共同体中的个人或族群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凝聚意愿、共同理想和共善价值规范.在中华民族的语义场景中,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具有相对确定的内涵,二者是一种双向互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形成的聚合关系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了共同缔造的历史记忆、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共同交往的感知与期许、共同奋斗的理想信念.以实践为解释原则的哲学观、历史观、类关系和类思维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提供了哲学前提.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既有利于各民族成员建立起共同的社会归属感,又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具凝聚力和包容性.
特色小镇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的重大创新,但其建设路径很大程度上受政策安排的指引和约束.政府作为特色小镇建设制度的主要设计者,要合理选择和使用政策工具,保障制定的政策能够积极回应特色小镇的建设与发展需求.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政策工具视角对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指导性文件进行客观分析,探讨样本政策的内容特征.研究发现,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过多、供给型政策工具相对弱势、需求型政策工具严重缺失是现行中国特色小镇建设政策的总体特征.此外,当前政策对于特色小镇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均有兼顾,但就各需求层次的回应存在差异,且政策工具的组合配置待优化.建议适度降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重视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可操作性,加大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实施力度;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配置,平衡特色小镇建设发展中不同需求层次的政策回应.
以维护数据安全、释放数据价值为导向,构建符合我国数据犯罪特征的刑法规制模式,是立法者、司法者和研究者共同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我国刑法中尚未以数据法益为核心建立罪刑规范体系,刑法规制数据犯罪的行为链条和行为类型并不完整,仍存在明显的体系性不足与系统性缺陷,导致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都面临困境,且难以通过刑法教义学的阐述来解决,因此数据犯罪刑法治理在立法论层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为了兼顾数据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系统性与有效性,同时保持刑法介入社会治理的谦抑性,数据犯罪的刑法治理应贯彻"严而不厉"的基本思想.通过构建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的治理链条,形成数据犯罪的立体化刑法治理体系,实现对数据犯罪行为从上游到下游的有效治理和对数据犯罪行为类型的全面规制.同时,应严格把握数据犯罪刑法治理的轻重程度,寻求社会治理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平衡,谨守刑法不阻碍科技发展的底线.
"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是事关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成功的关键.宁夏三线企业长城机床铸造厂历经扩大企业自主权、技术引进与外资利用三个阶段,从一家计划经济体制下连年亏损的工厂逐渐成长为世界一流的机床铸造商.这一案例证明,改革开放是三线企业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该厂辩证看待区位劣势、用好三线建设提供的技术与人力资源支持、保持企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等经验对于我们反思三线企业的发展历程也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2017-2019年29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诚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个地区的诚信水平越高,其营商环境就越好.从营商环境的维度来看,诚信主要对亲近指数、清白指数、政府关心及政府透明度产生积极影响.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法治化程度越高、与中央距离越近,诚信水平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就越突出.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诚信水平有助于促进地区的创新创业水平,缓解其融资约束,进而优化营商环境.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在全社会层面宣传和强化诚信教育,减少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打破政府、企业、银行之间的信息壁垒,根据各自的诚信指数来分配信贷资源;注重通过派驻监督、公民参与等方式对腐败进行预防和治理;依靠正式制度巩固诚信体系的效果,将信用体系与奖惩制度挂钩;数字技术与诚信体系联合驱动营商环境的改善.
基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及碳达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分析,提出黄河流域碳达峰碳中和的意义与战略目标要以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三对"关系,即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黄河流域人口较多,碳排放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3,沿黄九省区碳排放在化石能源、行业和城乡方面各有差异.受制于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落后,生态环境脆弱,产业结构倚能倚重明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等问题,黄河流域碳达峰任务艰巨.推动黄河流域碳达峰是一项系统工程,全流域要统一绿色发展的基本共识,加强碳达峰目标顶层设计,立足资源基础条件,分阶段走差异化路径,统筹考虑2030年碳达峰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双重目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构建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协作配合做好黄河流域碳达峰工作.
研究构建东西部地区距离倒数的空间权重矩阵、发明专利合作空间权重矩阵、科学论文合作空间权重矩阵,利用2010-2021年中国东西部地区2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空间杜宾的β-收敛模型,主要检验科技创新合作的空间溢出对东西部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在三种不同空间关系下,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收敛;科技创新合作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提高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加大财政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可以提高本地区经济增长率;加大进出口额与卫生机构数可以提高科技合作地区经济增长率.结合市场导向与政策扶持的科技创新合作模式可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
在加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已成共识的当下,理论界对痕迹信息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区分和重视.从痕迹信息的学理本质、生成逻辑及与相应载体的关系可看出,其与标识信息均出自自然人这个"信源",两者共同构成个人信息.从域内外对痕迹信息的认知脉络可得知,其固有价值逐渐得以认可.在审视和检讨既有保护机制基础上,为有效化解个人信息范围混沌、属性模糊、权属争议、公私法分立等诸多问题,应打破将痕迹信息与标识信息二元隔离并以标识信息为中心(重心)的路径依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数据私权化主张,而是将痕迹信息与标识信息置于同等地位,重构一条以"痕迹信息与标识信息的关联对应"为个人信息内涵,公私法协同、信息风险分类、可操作性落实三位一体的个人信息保护新进路.
智能媒体在智能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升维和跨界,颠覆了原有媒体生产流程,也重构了传媒产业生态.为了更好地推动智能媒体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智能媒体的研究热点、研究趋势和演化路径等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分析发现,智能媒体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完成了从智能终端研究为重点向智能技术为基础的全方位研究转型.目前研究尚存在技术实践纬度的局限、研究内卷化风险以及研究深度和理论化程度尚弱的情况,未来研究方向应该在元宇宙、人机关系、加强跨学科对话和创新研究范式等方面着力.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为了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延迟退休政策被纳入政策视野.现有关于延迟退休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基本都是将劳动力市场作为统一的整体,认为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有长期影响也有短期影响.研究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弹性、就业年龄限制、劳动力流动性等指标的差异使得延迟退休政策对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差异性影响,而这种异质性的影响后果目前仍处于政策盲区.基于延迟退休政策对不同劳动力市场可能产生不同影响的分析,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实施方案应将不同细分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敏感度纳入考量,并出台系统性政策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使延迟退休政策在中国老龄社会治理中发挥真正的政策效能,实现最优的改革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