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study identifies China’s mortality pattern families by using data from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censuses and one-percent sample surveys of China, and then compares them with families in the Coale-Demeny and United Nations model life tables. Based on available data, the findings show there are seven families of mortality patterns in China. Their characteristics differ primarily during adolescence, and young and middle adulthood while resembling during infancy, toddlerhood, childhood and late adulthood or old age. Abnormally higher mortality is seen in females than males during infancy and childhood in three of the seven families of mortality patterns. As for the difference in male and female mortality in old age in the seven families of mortality patterns, it can be ignored.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Coale-Demeny and UN model life tables shows the deviations of China’s families of mortality patterns from the families in the two model life tables vary at different mortality levels, with some similarities existing in the deviations at high and low mortality levels, whereas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viations at the medium mortality level primarily appears during non-elderly years. The widely used Coale-Demeny West Patter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Pattern, however, are not applicable to the studies of China’s mortality. Miscalculations commonly happen in the mortality patterns for adolescents, young and middle adults, and elderly people.
在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背景下,回答无障碍的概念和相关问题十分必要.分四个部分论述了这个问题.一是基于残疾模式演变,辨析了无障碍的内涵及其演变,提出了无障碍的简明定义,是指功能障碍者与其他人在平等基础上能够享用向公众开放或提供的设施、服务、信息、产品等.二是基于障碍体验的普同性和无障碍环境需求的普遍性,解释了全体社会成员是无障碍环境的受益群体.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在残疾老龄化和老龄残疾化的作用下,迫切需要无障碍环境的功能障碍者不仅存量高,而且增量大.三是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系统连续的原则和国内外实践经验,提出了无障碍环境的主要范围和基本构成.四是基于无障碍环境建设本质上具有投资属性的共识,从有利于节约成本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融合等角度解释了无障碍环境的价值.这些研究和发现有助于更新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理念、明确受益群体、规制立法内容、提升立法价值.
党的二十大最突出的亮点就是提出了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了五个方面，即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概言之，这是一条共同富裕、全面协调、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一般地，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以及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
2022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第十六届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论坛”在南京举办。本届论坛以“提升残疾人发展能力，促进残疾人共同富裕”为主题，逾400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的代表线下线上共同参会。论坛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
2022年12月12日，在《马德里国际老龄行动计划》（MIPAA）发布20周年之际，由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中国老龄协会主办，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协办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对策与展望——‘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二十年’”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
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预测全国人口、经济和制度在未来的发展变动轨迹,构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未来收支缺口预测模型、资产负债模型,评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 2020-2100 年间的参保人数、基金年度收支、资产负债与财政支出情况,剖析基础养老金增长率、投资收益率、人均缴费增长率等参数变动对测算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2082 年前不存在年度缺口;个人账户基金仅能负担未来50%-80%的个人账户待遇支付,但偿付能力在增强;城乡居保基金财政支出缓慢增加,稳定在2.15%左右,基金财政支出基本可控,仍有较大投入空间.建议优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结构、完善个人账户计发政策,以及扩大基金委托投资规模.
制造业集聚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集聚水平密切相关.基于2000-2019 年中国省级层面的制造业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区位熵方法对中国省级层面的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然后建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机理,最后采用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从中介效应的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推动制造业集聚,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成本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阻碍制造业集聚;从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的结果来看,制造业集聚不仅存在显著的动态效应,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还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不同行业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结合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推动制造业集聚的政策启示.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基于 1998至2018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使用混合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转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变迁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老年心理健康变动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增减态势,市场化转型降低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2)老年人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表现出"同质婚独占鳌头,异质婚平分秋色"的典型特征,男性或女性老人向上的教育异质婚对其心理健康具有正向提升作用.(3)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能够有效调节市场化转型对老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并且向上婚比同质婚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4)市场化转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对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性别、年龄和居住地等内部差异.
将同群效应假说引入城市人口增长的空间特征分析,利用 1990-2019 年中国 25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城市人口增长的同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地理、经济和行政相邻城市间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同群效应,且地理相邻城市间的表现尤为明显;城市人口增长的同群效应随着地理距离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也随着时间推移呈现逐渐下降态势;区域层面上,东部城市人口增长的同群效应最大,略高于中西部城市,远高于东北城市;城市规模层面上,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同群效应最大,略高于中等城市,远高于小城市;相同规模城市会相互学习和借鉴人口增长经验,但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更容易成为模仿对象;城市间学习性模仿和竞争性模仿均会强化同群效应.
新型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随迁老人城市融入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话题.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模糊集理论构建了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多层次指标体系,并从"天伦之乐"和"孤独乡愁"双重视角对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进行了多维测度和因素分析并展开经验研究.结果发现:与子女同住的"天伦之乐"对随迁老人城市融入具有促进作用,跟女儿同住对父母城市融入的影响更大,迁移跨度、家庭不动产等"孤独乡愁"对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具有阻碍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农业户口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更依赖于"天伦之乐"的因素,农业户口随迁老人则更加受到"孤独乡愁"的影响,东部地区的随迁老人受子女同住、孙辈后代等的影响更大,迁移跨度则影响较小,中西部地区恰好相反."天伦之乐"和"孤独乡愁"对随迁老人的影响会通过城市包容机制得到强化,城市包容可以有效缓解随迁老人城市融入受到的负面影响,提升正向效应.
近年来,我国老龄人口比例不断攀升,我国也即将进入中等老龄化社会阶段.国家如何通过政策安排部署养老工作直接影响着人民的幸福指数.对我国发布的与养老相关的政策进行分析,总结我国养老政策的演进与发展过程,有利于为未来养老工作提供借鉴性经验.从"北大法宝"数据库中收集中央发布的653 篇养老政策,根据发文时间、部门共现等属性进行计量分析,同时抽取并对政策文本中的关键短语进行聚类以概括政策议题.研究发现,中央各部门之间在养老工作上的合作逐步深化,政策议题和目标也逐渐丰富.这些发现共同体现出我国各部门之间的广泛合作和对养老工作的纵深推进.
本研究旨在分析家庭健康对慢性病控制水平的影响,并探讨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基于2022 年开展的一项全国性横断面调查数据,使用中文简化版家庭健康量表测度家庭健康水平,使用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由健康效用和EQ-VAS分别测量)和自感慢病控制程度表征慢性病控制水平,将健康素养、健康行为(吸烟、饮酒、运动、久坐)、基层慢性病管理服务信任度作为潜在中介变量,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分析家庭健康对慢性病控制水平的影响,然后基于Sobel中介效应检验和KHB分解法,分析家庭健康对慢病管理效果作用的路径及中介效应大小.结果:家庭健康水平与慢性病控制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慢性病患者较高的健康素养、健康行为如减少吸烟、增强运动、减少久坐等、基层服务(签约服务、慢性病管理服务)高信任度,在家庭健康与慢性病控制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结论:需要重视家庭健康在慢性病管理中的重要意义,增强家庭内部关系,有针对性地弥补家庭结构和功能上的空缺,增强家庭的外部支持,完善家庭社会网络,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慢性病管理和控制,并逐步建立起"个人-家庭-社区-服务体系"多方联动的慢性病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能.
面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实问题与人口结构亟待优化的迫切需要,国家进行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践,但生育率却依旧低迷,生育代价是微观经济理论阐释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为了理解和量化这一概念,弥补既有研究在非劳动就业方面关注度欠缺的不足,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出发,利用生育行为对女性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和状态的冲击作为识别框架,对女性的生育代价进行更为综合的定量估计.研究表明:第一,女性单维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指标依次是家庭赋权、就业剥夺和家务工作;第二,生育行为将导致女性多维相对贫困剥夺总得分增加0.031,使其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几率比增加 83.1%;第三,在具备不同教育程度、户籍和家庭生产活动特征的个体间生育代价具有异质性.本研究为理解女性生育代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完善生育配套政策、设计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参考.
当前我国面临生育率持续走低以及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亟需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基于2020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教育预期对于生育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教育期望水平的提高将显著减少家庭的实际生育子女数以及二孩生育行为;(2)存在户籍、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层面的异质性,在教育预期更高的城市户籍者、能力相对较低的中低学历家长以及更偏好"精致化培养"的高收入样本中教育期望的生育抑制作用更加突出;(3)机制分析表明,教育预期主要通过财富挤出效应和精力占用效应影响生育行为.提出,应进一步降低教育成本,加强教育公平建设,促进生育抚育和就业平衡发展,重塑社会职业价值观以及淡化学历影响,引导家庭依据现实条件设置教育期望等来释放我国生育潜能.
使用1989-2015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探讨教育回报率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数据显示,女性和男性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使用Heckman两步法估计明瑟教育回报率表明,女性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而且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扩大.机制研究表明,国有部门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小于非国有部门,从而导致国有部门性别工资差距小于非国有部门.性别工资差距扩大主要源自非国有部门,而非国有部门性别工资差距扩大主要源自低学历女性和男性工资差距扩大.此外,女性占比较高的半白领和白领职业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小于女性占比较低的蓝领和白领职业.综上,有关部门需要关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降低非国有部门的性别工资差距,减轻对女性的职业隔离.
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2015 和2018 年的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未婚子女及其特征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未婚会使得农村中老年人更多地转向高报酬的非农劳动,当家中有未婚子女,非农劳动参与率会提高3.9%.当家中有适龄、低收入的未婚儿子,父母的经济压力最大,劳动参与率最高.机制分析表明,子女的婚姻支付会通过高彩礼和高房价转嫁到父母身上从而增加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转移并不是其中的影响机制.
基于家庭关系视角,运用CFPS2018 数据,分析亲子关系是否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且亲子关系在二者之间既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又发挥负向调节效应.具体而言,部分中介效应表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亲子关系进而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即亲子关系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底层劣势的形成路径;负向调节效应表现为亲子关系越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正向关联越弱,即亲子关系同时也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底层劣势的改善途径.实现青少年心理健康公平,既要不断缩小社会阶层差距,更要注重提升亲子关系质量.
着眼于儿子婚后的代际支持行为,利用CHARLS数据从长期互惠视角实证研究了农村彩礼的"后端"代际剥削现象.研究发现,结婚时获得更多父母彩礼帮助的儿子并没有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但彩礼支出显著提高了儿子在婚后与父母见面的频率.我国农村彩礼存在后端代际经济剥削,不存在后端代际情感剥削.该现象无论是在"父子两代自立"还是"子女赡养父母"阶段都成立.此外,农村彩礼后端代际剥削存在距离效应,即与"既分又离"的亲子居住模式相比,"分而不离"居住模式下彩礼后端代际剥削更加严重.以上结论从代际互动视角为彩礼代际剥削增添了新的经验证据.
在当前老龄化与少子化以及鼓励生育政策形势下,家庭的自然发展演变带来更多家庭需求,居民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和照顾成为普遍现象,居民教育回报率可能因此面临波动甚至下降风险,城乡之间还可能因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个体家庭差异而不同.引入反映城乡家庭自然发展规律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基于明瑟收入方程测量教育回报率,应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家庭生命周期对居民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并总结城乡差异,通过分位数回归进一步解释教育回报率变化的收入异质性.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后半程对居民教育回报率产生显著影响,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尤为明显;当家庭周期自然演变后,居民教育回报率随着家庭需求增加而持续降低,农村居民变化程度强于城市居民.收入异质性表明,城乡低收入居民相比其他居民更容易受家庭周期影响而发生教育回报率下降;中高收入居民的教育回报率随家庭周期而变化的城乡差异始终存在.建议在城乡发展政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中纳入养老与托育等家庭发展保障,减少家庭需求对教育回报的挤出效应.
农村流动人口高质量就业是中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达成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所在.利用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微观数据与滞后一期的中国城市宏观数据进行匹配,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村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将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提升;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单位福利、签订劳动合同,但对本地工作年限、职业预期稳定性产生消极影响;同乡聚集、密集劳动力市场是数字经济提升农村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进一步考察特定的就业人群,发现数字经济对女性、高技能水平、市内跨县人群的"促就业"效果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为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稳就业"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