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生物学的"两用性"特征导致了相关技术后果的难以预测性,因此需要对其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伦理规约.欧洲和美国作为合成生物学技术发展的先行区域,相关伦理治理体系建设与其本国或地区的发展目标、特点相一致,二者在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方面既存在发展理念、制度安排方面的差异,又有公众参与治理的共性实践.我国合成生物学技术发展所面临的伦理治理困境,可以有效借鉴欧美合成生物学伦理治理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在治理理念、监管模式和实践路径三方面共同推进,构建政府引导下的多渠道共同治理体系,建立适时动态的智慧监管模式,建立预防式规约前提下的多元协同治理路径,以此来健全和完善我国合成生物学技术的伦理治理体系,确保合成生物学即使在不确定的技术情境下,仍可沿着人类预期的轨迹发展.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科学地诊断了虚拟化时代人之生存危机的具体形态与解放路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引下,从政治经济学维度关照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维度关注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从马克思社会批判维度关怀现代人的精神出路.通过对劳动——权力——意识形态逻辑进行"净化与澄清",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条进路拨开了数字现代性的迷雾,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依然不断生产着"单向度的人",是"总体性异化"和"病态与不健全"的社会.
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突出物在构造道德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因而被维贝克称之为"非现代性的伦理学"或"后人本主义的伦理学",它构成了对现代性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超越.然而,若从现代性的整体视域出发,就会发现现代性恰恰强调物在塑造人的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恰恰建立在现代性的物对人之塑造作用、以技术理性为主导的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作为方法论的"设计"的基础上.从而,"技术道德化"并不具有超越于现代性之上的"非现代"的"后学"品格,而毋宁说是现代性的某种当代延续.
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辩证统一之中.积极纳入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内涵的科普实践,具有突破固定社会分工,利用群众自由时间促进个人生产力发展;突破旧有科学解释框架,培养群众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突破资本化的物质代谢原则,弘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发展理念的理论意义与社会潜能.
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解构之维表现在,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打破西方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科学教条或传统偏见,重新恢复科学与本体论的深刻关联,从而回归科学思想创造性的本源经验.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近代科学形成了经验主义与数学主义两大教条,并且最终造就了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独尊地位.解构两大科学教条就成为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重要任务.海德格尔解构经验主义科学教条的根本路径是:科学认识植根于形而上学和存在论."回到古希腊去!"这是海德格尔透视西方现代科学的基本解释学原则.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科学,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公正.数学本质上以人生此在的生存为根基,数学(包括一切科学)植根在人类生存的解释学处境之中.
尺度是与生态学范式转换紧密相关的概念.尺度作为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关系结构,蕴含在生态学本体论范式之中.生态学的学科范式经历了从自然平衡范式,向自然流变范式,再到自然综合范式的演变.在此过程中,尺度首先被当作生态学实体的组织层次结构,然后被解构,其本体论地位遭到否定.尺度概念的矛盾处境反映着生态学的学科范式在本体论上的缺陷.自然综合范式克服先前范式的缺陷,肯定了尺度的本体论地位,促进生态学与有机自然观的本体论更加契合.
海曼·巴斯曾担任美国数学会主席、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主席,在数学研究、数学教育和数学共同体建设方面均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研究他的数学教育思想对当前数学与数学英才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他认为数学是文化中立的赋能科学,指出优秀数学教学要同时关注数学知识和学生思维,呼吁数学家积极参与数学教育,主张数学家和数学教育者互惠合作,倡导数学英才教育.
从塞拉斯开创匹兹堡学派开始,对所予神话的拒斥引发了分析哲学从康德至黑格尔的走向.麦克道尔与布兰顿虽从不同方向发展了塞拉斯哲学,但在规范性问题上都延续了塞拉斯对"逻辑空间"的二分,并将规范性建立在概念论的基础上.然而非概念论者指责他们的规范性理论过于狭隘,从而主张非概念内容也具有规范性.文章梳理了匹兹堡学派规范性理论的建构路径及其理论困境,并尝试通过分析康德的审美理论,揭示审美活动中非概念能力的主导性及其对概念内容的超越性,进而倡导一种基于人的诸认识能力的规范性理论,这不仅有助于为规范性提供更加客观完整的辩护,也能够为匹兹堡学派的规范性理论探索其可能性出路.
数字工匠是通过对数字技术的开发与使用,提供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劳动群体,其工作模式有别于传统工匠,并分别具有体外化、体内化、共生化等特点.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由于资本雇佣劳动,数字工匠出现了因数字劳动异化而诱发的职业伦理失范、因数字计划主义而加深的数字劳动剥削、因数字资本无序扩张而激化的劳动矛盾等三个维度的角色冲突.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对数字工匠提出了技术型、知识型、创新型、责任型等四个方面的角色期待.为此,可以从建构角色规范、提升角色效能、规约角色实践、保护角色权益等维度反思数字工匠的角色冲突,实现对传统工匠的超越,培育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数字工匠.
"网格化"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在我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文章以云南省H自治州M市新冠肺炎感染疫情防控工作为例,分析了"网格化"治理在民族地区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并通过案例形式对民族地区公共卫生危机"网格化"治理模式进行总结概括.从科技赋能的角度对民族地区在公共卫生危机"网格化"治理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探讨分析,最后尝试性地提出改进建议,以期推动民族地区真正实现公共卫生危机数字型"网格化"治理.
儿童哲学和人工智能哲学都是当今时代哲学研究的新形态,人工智能要能模仿人类智能,就不能只考虑一般人类智能,尤其需要考虑儿童智能.对儿童哲学、儿童智能的探究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新思路.从这个思路出发,探究儿童哲学与人工智能对话的三个层次:智能体的认知特征、智能体的学习方式、智能体的自主标准.文章认为儿童和机器都是实际存在的智能体,都需要通过学习才能成长为更高级的智能主体.文章将主要通过展示儿童哲学的三个层次中的学习模式来帮助反思和拓展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对如何研究和实践儿童哲学提供一个新的儿童哲学观.
一直以来,如何诠释"应当"都是道德哲学的核心议题.纵观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大半个世纪以来,在诠释难题上,"应当"诠释出现了从适真性诠释到多义性与规范性诠释的流变;在理论范式上,"应当"诠释历经了从可能世界范式到规范论范式的转变;在语义逻辑上,"应当"诠释实现了从一元模态逻辑到二元关系逻辑的演变.在梳理"应当"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文章还揭示了各式"应当"诠释理论或策略所面临的困境或难题,也为"应当"诠释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后关于"应当"的学术研究可从继续深入探讨经典议题、积极探索规范性释解和加强跨学科与实证研究三个维度展开.
19世纪后半叶的道德责任理论,不同于18世纪英国、德国哲学家从外在世界和社会文化中寻求道德责任的来源,而是从个体自身来确定道德责任,更为强调个体生命的重要性和力量,这在法国思想界表现得最为突出,居友基于生命哲学的生命力-道德责任理论开启了这一传统.他从生命事实本身推演道德法则,从行为现实建构道德理想,从自然出发提炼道德哲学,阐明了基于生命力的道德责任动力机制.道德责任的根本动力源自生命的无意识;道德责任的直接动力来自对生命力的意识、观念力、情感力、身体和思想冒险之爱等;道德责任的理想动力在于生命的自我管理和自主负责,是真正的自我解放和道德自由.
戈麦斯-塔伦特与汉森在语义层面对颜色主客观性展开争议,为传统认知层面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然而,双方的讨论都不曾借鉴现代色度学的相关研究结果,也未能充分刻画颜色形容词语义结构的复杂性.文章引入色度学基本理论揭示颜色系统在认知上的规律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造颜色形容词包含三个量级的复杂语义结构.这一语义解读能够为包含颜色形容词的语句提供真值判断的依据,从而为颜色客观论提供辩护.
约定论者主张通过约定解释句子的意义,这一立场在学界有很大影响.然而,论证表明,关于意义的约定论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约定论者所利用的约定概念是不清晰的.其次,约定论者无法从约定的角度为真实的语言给出一个说明.再者,在理解句子的意义时,约定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无使用的意义难题以及戴维森对交流一般结构的分析可以说明这一点.
旧证据问题作为贝叶斯知识论在科学检验情境中出现的一大应用难题,如何消解旧证据问题成为贝叶斯知识论长足发展与合理应用进程中的重要话题之一.拒斥旧证据的确实性认知是一种最为直接的消解路径,许多贝叶斯主义者沿着这一进路提出了多种消解方案.这些消解方案试图从确证事件的发生视角为旧证据与假说之间的确证相干性提供定性辩护,它们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进一步揭示贝叶斯确证分析的一般困境.拒斥确实性认知进路并不能有效消解旧证据问题对贝叶斯知识论的责难,根本原因在于旧证据问题并不是一个技术难题,而是涉及确证本质的知识论难题.
针对出于理由的行动如何被理由解释,学界分为因果主义和非因果主义两派.因果主义认为理由对行动的解释是因果解释,非因果主义认为理由对行动的解释不是因果解释.因果主义面临怪异因果链条的挑战:在某些情况,理由引起了动作,但这些动作不被视为行动.因果主义者试图刻画理由引起行动的正确方式以回应怪异因果链条,但这些尝试不成功.非因果主义面临对比解释难题的挑战:如果两个理由都能解释行动,只有诉诸因果事实,才能说明行动究竟出于哪个理由.文章主张一种承认理由具有因果作用的非因果主义.理由具有因果引起和非因果辩护双重作用,但只有后者才能解释行动,理由的因果事实与理由对行动的解释不相干.
在关于自然类问题的讨论中,以博伊德为代表的实用主义阵营认为,基于自然类在科学实践中的实用性,自然类可以达到实在论的承诺;而一些批评者则认为实用的自然类无法承诺实在,博伊德的方案是失败的.文章对博伊德的实用主义自然类的实在论证进行了分析与重构,考察了批评者对博伊德论证中的热情主义认识论、可投射性与内稳态性质簇等前提的质疑.实用主义自然类的根本问题在于其采用了一种放宽的实在论划定,这既无法达到深的实在论承诺,也无法实现自身所设定的形而上学和自然主义目标.
为了应对科技社会系统多重性的和流变性的风险,多元决策相关者理应在其"善治"中提供全新的风险界定框架这一"良知".具体而言,目前STS正从谦逊的科学与谦逊的民主相互建构的视角出发,呈现在科技社会系统的风险治理中专家与公众等参与者如何在充满竞争与合作的夹缝中,借助于知识汇聚和知识创造的双重过程来提供全新的"风险界定框架".这一试图重新划定专家知识和常民知识作用边界的"知识共同生产"的新模式,不仅成全了负责任的人民科学家、反思性的新兴公众等全新角色,也有潜力塑造出"专家-公众"同盟等"科学-民主"一体化的新型决策机构.总之,科技不确定性内生的当代风险社会,同时也是知识广泛分布于专家和公众等不同社会群体之中的信息社会,因而可以充分挖掘"专家-常民"同盟的潜力,以便让科技社会系统的"善治"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之上.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最后一节中所谈论的沉默是否有对象,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解读认为最后一节中的沉默是有对象的,并且其对象就是不可言说的东西.而以逻辑实证主义解读和决然解读为代表的非传统解读则认为,并不存在不可言说的东西,进而最后一节中的沉默其实是没有对象的.然而非传统解读的观点不论从文本证据还是内容层面来看都存在一定问题.相反,传统解读对沉默的看法则更为自然,也更贴近维特根斯坦的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