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在国家西部生态安全视域下,生态极端重要而又脆弱敏感.学术界对河西走廊生态及治理问题主要分水、沙、山等生态要素进行专题研究,因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各类生态问题的并存性和相联性,也较少提出系统性应对之策.综合看,河西走廊目前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同时涉及"水、沙、山、工业"4个方面,即水资源匮乏、沙漠侵蚀前移、祁连山林草退化及重点工业领域生态环境压力大.针对关键生态问题及其内在联系和循环规律,在治理路径上须抓住重点,主要从系统治水、治沙锁边、护山植绿和减污降碳4方面入手,为保障治理效果还须健全极限节水机制、重大生态风险预防机制等6种机制.基于生态全局理清重点问题,有助于对不同生态要素及问题相互并存和影响而形成的河西走廊关键生态问题的全貌进行总体把握及系统性分析和治理,以进一步供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参考.
韩炳哲从认知逻辑上将免疫学和美学进行关联,认为其本质都在于一种"他者性".免疫美学思想立足于对现代"平滑美学"的分析批判,通过自然与数字、遮蔽与透明、灾难与娱乐、创伤与后免疫等对立范畴的彼此勾连,试图重建美学自身的多重性内涵,在对审美感知和免疫反应的理论映照和逻辑互动进行探究的同时,力图恢复审美感知的流通,一种异质性、他向性的感知关系,这也是韩炳哲《美的救赎》一书的题中之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此背景下,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劳动形式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物质劳动逐步转向非物质劳动,生产成为生命政治生产.在生命政治生产条件下,资本不仅生产出被剥削的生命主体,即表现为负债者、被媒介者、被安全者、被代表者四种主体形式的"诸众",而且生产出具有解放潜能的革命主体,即"出走的诸众".由于资本的剥削尚存剩余之物,生命政治生产的主体富有创造力与自主性,因此生命政治生产在加剧生命权力的同时,创造了解放的可能性.在生命政治生产条件下,主体自我构建的方式是"出走"和"拒绝",诸众通过出走和拒绝的方式进行自我颠覆,成为具有政治行动能力的主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系统性地开展了六次党内集中教育,这六次党内集中教育不仅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也成为推进自我革命的关键载体,同时,这一系列教育实践夯实了党的执政根基,为进一步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凝聚起磅礴伟力.这六次党内集中教育在教育的主线、对象、原则等方面展露出新时代所独有的特征:在教育主线方面,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在教育对象方面,抓好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相统一;在教育原则方面,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兼顾;在教育内容方面,坚持正面示范和反面警醒相配合;在教育成效方面,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贯通.在系统梳理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特点的同时,亦需要深刻总结其所取得的经验启示,即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不断创新教育的方式方法,要淬炼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要完善教育成果的评价体系.只有如此,今后党内集中教育才能更好地提质增效.
伴随着算法日益介入人类社会生活,被算法不透明所遮蔽的算法不公平问题日趋严重,特别是在算法被应用于公权力行使的场合,它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侵害个人权利等问题.沿着算法促进社会正义的逻辑,本文着重对算法公平的方法论变革进行了刻画.首先,通过探究"公平的不可能性"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范畴,以算法公平的概念图式及其类型为阐释思路,归纳导致算法运行陷入"公平的不可能性"的现实困境.其次,从法律与哲学的视角出发,指出形式算法公平方法论无法在具有关系性与结构性不平等的政策环境中促进公平与正义,进一步突出了形式算法公平在应对"公平的不可能性"困境时的局限性.最后,实质性算法公平方法论作为一种替代方案,能够从更广泛的范围或框架中分析不公正问题,超越"公平的不可能性"困境,为治理和规约算法偏见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指引和行动指南.进而,实质性算法公平为算法公平的实现提出新的路径选择:摒弃旧的"公平"决策的形式数学模型,积极转向对算法是否以及如何在实践中促进正义的实质性评估.
"法治化"已经成为我们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党内法规和社会规范正式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也开始进入党领导下的多元规范协同共治新阶段.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作为基层社会治理规范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法治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相关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实施,既规范了党的自身建设和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也对其他参与主体及治理活动产生了较强的规范作用,为各个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序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从保证基层社会稳定,到规范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再到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框架,我们党对通过制定实施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来规范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愈发成熟,并在实践中取得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成果.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研究列宁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重要文献.从内容体系来看,列宁指明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首要前提、行动指南、价值取向与核心任务.从方法论特征来看,列宁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中体现着求实原则与人本原则的内在统一、批判思维与创新思维的有机统一、战略思维与战术思维的辩证统一.列宁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提供了重要借鉴.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掌握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权;同错误社会思潮斗争,在各个领域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尊重人民群众主体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创新宣传方法与艺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与创造力.
"现代化"是现代历史变革的过程,启蒙理性主义是推动变革产生的关键思想因素.而"现代化"的结果造就了现代世界,人们在享受富裕的同时,深陷控制之中难以自拔,"虚假需求"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的控制下成为"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现代理性用"虚假共同体"贿赂大众,马克思提出人的自由全面解放的"真正共同体"拯救"自由的奴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世界向何处去"的回答,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规律,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一脉相承,为世界发展提供世人所共向的优选路径.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科学的文明观,对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问题具有极强的适切性.研究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更新了人的发展状态,遵循了文明发展的规律,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全新的选择,逐步由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延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文明形态,确证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系列设想,是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具体实践.
阿多诺的研究思路和批判路径是对马克思的继承.面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暴力,他不仅立足于唯物史观,通过认识论批判回溯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且还推进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进行生理解剖.阿多诺对前者的吸收和应用体现在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定性上.立足于社会的总体性统治,他质疑生产力的解放作用.这源于他对人类学维度的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生产的混淆.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发达商品经济,阿多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集中体现为交换抽象,由此质疑阶级革命的现实化而代之以思想实践的解放路径.阿多诺的批判思路是科学的,但对经济现实的理解并不深入,这源于他进行的并非是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生态环境系统具有整体性,系统内各环境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应对其进行整体性保护与治理.随着跨域环境诉讼案件的增多,司法机关逐渐意识到传统的与行政区划高度重合的环境资源司法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环境诉讼案件.在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指引下,我国的环境资源司法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方法论对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进行重新建构,通过环境资源司法机关的内部与外部双向协同,以及司法全过程的协同推动环境资源司法朝向"司法协同"方向发展,并建立相关制度保障确保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能够有效运行,切实发挥其制度效能,实现构建司法协同机制的目标.
阿甘本试图构建一个缝合"生命"与"形式"的潜能本体论以扭转"死亡政治".他以文学人物"巴特比"为潜能生命的典范,从巴特比的"我宁愿不""不作为"中挖掘出主体内在性的抵抗力量,将对生命政治的批判和生命的救赎落脚于一个新型结构化的潜能生命,发展了 一种肯定性的、乐观主义的政治哲学."巴特比式的政治"作为一个范式,也是当代左翼思想家构建新革命主体的路径,他们试图将文学寓言的真理性表达运用至当代政治的解放中,开启一场激进"主体"的政治革命.但是,这种革命思路终究未脱离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领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最终无法化作现实的行动,这构成了阿甘本及新左翼理论的实践性困境.
随着隐私权的"入典",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已相对完备,但刑法在隐私权的保护上却稍显乏力.作为保障法,刑法有必要在隐私权的保护上作出相应跟进,将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入刑."偷拍裙底"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当前的法律规定已不足规制该行为,因此,有必要以增设新罪的方式动用刑法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具体的立法设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罪之后增设"未经同意拍摄他人私密部位、私密活动罪""未经同意公开他人私密照片、视频罪"作为《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之一.
2003年至今的20年以来,甘肃省较吉林省更高更加平稳的经济增长率是实现赶超进位的最大底气和现实依据.基于此,文章从生产供给端和需求动力侧分析了甘肃省赶超进位的现实基础和可能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较吉林省倍增优势明显,三大需求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动力比吉林省更加强劲,消费需求相对稳定增长,吉林省的消费增速缓慢且存在"失速"现象.甘肃省实现赶超的基本路径是,生产供给侧要按照一产、二产、三产依次赶超,需求侧实施"以投资和消费内需动力为主体,内需外需相互促进的赶超战略",最后提出了实现赶超进位的相关战略举措.
农村老年人已经成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实施返贫致贫人口常态化监测的重要群体,他们具有的脆弱特质使其面临较大的返贫风险.沿着"风险识别—预警"和"风险发生—干预"的逻辑,基于风险因素、抵御风险能力、社会保障和服务的脆弱性三维框架,讨论既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农村老年人返贫风险,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人返贫风险识别和监测机制.同时结合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三个案例对政策干预的过程进行分析,探讨农村老年人的返贫治理路径.提出要基于群体脆弱性特征和大数据技术,对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风险精准识别,且从生计资本、社会保障和服务等方面加强制度化支持,实现返贫风险的阻断和系统治理.
列宁的《怎么办?》是一部系统阐述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的经典著作.列宁对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的全面系统阐述,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内"经济派"错误谬论的内在要求,是帮助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形成社会主义意识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俄国社会民主党迫切任务的必然选择.列宁在《怎么办?》中,全面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在主体、客体、内容、方式与 目标层面的核心意蕴,对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教育主体专业素养、培养教育客体高度自觉、加强教育内容精准优质、实现教育方式多元创新及推动教育目标全面落实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归宿,是人类的美好夙愿.从纵向技术发展史来看,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专业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拐点";从横向技术本质来看,ChatGPT是"总体"人脑的投影,是对以往人工智能本质的拓展.ChatGPT具备解放人类的强大潜能,所蕴含的创造效应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能够通过弥补以往机器和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实现人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双重解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面对ChatGPT可能存在的风险,人们应当在人机关系的新变化中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从而主动适应智能社会对人的新要求,社会也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适应机制和法律法规来保障技术的良性发展.
亚里士多德的行动理论建构了指导人类政治生活的普遍伦理规定.这一古典范式影响至今,并经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诠释,成为思考现代性和共同体问题的关键入口.然而当下的政治行动是否要照搬亚里士多德,学界对此仍留有争论.阿伦特曾提出,抵抗劳动异化需要剥离附加在亚里士多德行动论之上的生产论图式.她的主张影响了利科、阿甘本为代表的左翼学者.他们在此基础上重审亚里士多德的行动观和本体论,更新了问题范畴并得出结论,现代资本主义下的人类解放应当从公共伦理关系入手,重构新型的"无作"共同体并配合相应行动方案.阿伦特到阿甘本这条理路的发展,显示了当代西方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其无产者联合体构想的症候性阅读及其改进方式.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是马克思辩证否定观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发展过程中的话语呈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取向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发展过程中的话语展示.推动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传播,对于促进革命理论的纵深发展和助力革命践履的深入推进具有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推动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传播面临着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受众圈层化、传播场域复杂化及传播落实形式化等现实挑战.需要加强学科交流、创新传播方式、优化场域氛围、促进话语落实,不断增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传播的整合性、渗透性、稳定性和实效性,推动自我革命话语传播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