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数理模型推导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跨境资本流动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作用机理,构建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理论框架.同时基于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效应,进而揭示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实施使得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和银行间风险溢出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机制中具有重要的中间路径作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实施显著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和减少了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进而抑制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romoting a more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es is both the key to making a bigger and better cake and dividing the cake well, and is also essential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refore, which must be emphasized. To this end,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industry monopolies to promote market competition, strengthen th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establish a fair and competitive market order, promote the marketization of labor factors, maintain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equalization a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path to enhance more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与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占比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提高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占比则显著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企业所有制属性、行业属性、技术密集型属性和资本密集型属性中,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与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分别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显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提升企业利润率,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但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则会显著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利润率,从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已逐渐成为学术界、实务界高度重视的议题.在剖析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风险溢出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溢出效应和机制.研究表明: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显著提高了银行系统性风险,且不同结构的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均显著提高了银行系统性风险.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在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机制中具有中介作用,"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 →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银行系统性风险"传导渠道有效,"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 →同业资产规模/同业负债规模→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传导渠道也有效.其他投资资本流动风险敞口、货币和存款资本流动风险敞口以及贷款风险敞口则通过显著增加银行同业资产规模和同业负债规模来提高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以浩宇三维为代表的一批中小企业破土而出,在促进科技发展、提高社会服务水平、提升就业率的同时,也使自身获得了长足发展.但面对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以及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现状,吸收合伙人、发展合作伙伴、提升企业竞争力成为浩宇三维等中小企业的重要应对方式.本文对浩宇三维发展合作伙伴模式路径的背景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在三种诱因的影响下,探索企业发展合作伙伴的模式路径是众多中小企业的重要选择.

数字化技术嵌入政府治理体系的逻辑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引发行政权力与组织体系的结构变化、冲击传统行政责任分配认定逻辑、促进行政流程优化与行政人员更替、改变政社间信息关系与互动模式.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面临诸多结构性困境,包括数据共享过程中部门本位与属地管辖之间的冲突、基层政府职能履行过程中因技术适用导致的权责背离、基层政府"一网通办"的有限运行以及政企合作中的技术挟持、数据风险和数据确权相关制度缺失等.最后提出四个方面的调适路径.

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互联网产业新一轮发展和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举措.文章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依靠逻辑思辨和现实考察,探究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作为技术的互联网通过技术赋能驱动实体经济发展,作为产业的互联网以逆向渗透的路径实现与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作为生态的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存在依赖关系,作为思维的互联网通过理念变革及其与企业家精神的融合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作为组织的互联网通过开放的资源整合和内部的分散决策为实体经济企业重构内部组织结构提供可能性.然而,现实中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面临诸多困境,需要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才能实现有效作为.

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数据得以爆炸式增长,这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挑战.原有的公共政策失败风险在大数据时代变得更加严峻.循证决策机制是政府应对时代变革、化解决策风险的有效制度选择,具有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从数据到证据再到政策构成了循证决策的基本运行机制,有效证据得以运用于整个政策过程.与传统经验决策相比,循证决策机制的适用实现了政府治理目标的平衡和公共价值的回归,是政府应对公共政策失败,推进科学决策,实现良善治理的有效路径之一.

County governa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hich plays the role of " rooted level of governance" and " resource distribution center" and assumes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ounty governance, it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subject to establish a county govern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assessment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y governance assessment system emphasizes more on regional particularity, technical operability and details. Content orientation and result orientation are the principles of constructing county governance evaluation framework. The former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 what to evaluate " , and the latter the question of " why to evaluate " . Finally,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county governance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ntent orientation and result orientation.

2011年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因受到行动者价值理念的影响、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及医养模式的融合而经历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显示出发展养老服务市场的政策红利.然而,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变迁过程逐渐衍生出各地区服务发展水平不均、结构失衡以及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为此,文章以政策网络理论为指导,从共识、治理以及资源的视角构建出中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网络模型,以此为分析工具,从推进信息化改革、放管服改革以及供给侧改革等路径提出了完善中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发展的举措.

金融作为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约束.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归根结底是农户和乡镇企业的金融供给,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金融发展环境的变迁,表现为乡土培育的信任和礼法维持的信任逐渐瓦解,社会意识异质化和社会结构个体化趋势明显,即封闭的、紧密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不复存在.这进而影响到作为金融活动社会基础的信任,具体表现为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源受损、个体信任向社会信任结构升级受阻、信任的内在约束效力弱化三个方面.因此,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重塑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提升农村组织化程度.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当下社会发展的主题与重要任务.因我国城镇化发展缺乏"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由此产生了进城农民生活、工作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安居难题"是关键性问题.本文通过剖析天津市华明示范镇城镇化过程中的"宅基地换房"成功实践,提出解决我国新型城镇化"安居难题"的可选模式,即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土地流转机制"和"小城镇投融资机制"的创新,构建"共建共享"的城镇化成本分担机制.同时,通过研究"华明模式"的示范性,提出学习华明经验须具备的时间、空间和制度要等相关要素.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数量和投资金额逐年加大.但长期以来,政府投资项目存在“投资、建设、管理、使用”主体集中于使用单位一身,决策、立项、设计、招投标、施工等环节不规范问题,致使政府投资项目超规模建设、超标准建造、超预算支付的“三超”现象时有发生,如何破解传统监管难题,提高投资效益,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和遏制腐败,成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河南省濮阳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新机制的创新点在于高效整合管理资源、科学理清项目建设程序,按照“政府决策、发改委立项、审计全程介入、国库直接支付、政府投资办统一管理”的思路和相关制度规范,做到了管控分离,节约了资金,保证了质量,提高了投资效益并最大限度地遏制了腐败.

文章以制度环境为视角,发现以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政体制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的政绩考核取向造成了地方政府解决就业的压力.这些压力导致地方政府所能动员的资源和所背负的重担之间的尖锐矛盾,因而促使地方政府将干预的触角伸向了银行信贷资源.文章对此进行了检验.

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举措.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有赖于完善的农村土地制度为其产业发展提供支撑,为其粮食安全提供保障.但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由于产权主体缺位、流转行政化、经营细碎化等问题,不利于产业要素供给、农业产业化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不能为城镇化的产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提供有效助力.基于此,我们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议:以“农民参与”和“产权细分”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建设城乡统一用地市场,完善农用地流转制度,强化耕地保护制度,构建耕地承包权退出制度.

本文以广东省为例,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后发优势问题.论文首先介绍了后发优势理论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基本含义,继而通过对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了广东省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后发地区近年来的赶超情况,以及促成赶超的要素.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四个区域之间发展的相对差距近年来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后发地区存在赶超效应.这一赶超效应既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作用,也有人力、资本等各种经济要素投入的影响,更有当地政府发挥的推动作用.广东省经验表明,政府通过积极建立上下联动、力量聚焦和玫商协作三个机制,将极大地促进后发地区后发优势的实现.

通过研究开发性金融在城市建设融资过程中的成功实践,概括总结了支持金融融资成功的“信用结构系统、信用评估系统、信用运行系统、信用支持系统”等融资信用体系基本模型,并对每个系统的构成要素给出了内涵解释.开发性金融城建融资项目运行过程的成功推进,是由一系列内在的运行机制推动的.它包括功能协同、权责转移、权能创新、收益回馈等四个机制.而保证这四个机制成功运行的,是贯穿于整个项目过程中有效的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对开发性金融城建融资实践的研究,得出运行机制与信用体系的四个系统是相互对应的,这正说明了信用体系建设是金融融资得以启动、运行、共赢、可持续的关键.

基于政策网络视角的新时期中国人才政策变迁分析为中国人才政策变迁提供了新的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多元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偏好,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人才政策变迁过程中,这些多元利益主体通过不断的互动,形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关系网络.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利益偏好的网络主体通过博弈、联合、对抗与妥协,从而影响政策效果,导致了人才政策的持续变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数量和投资金额逐年加大。如何破解政府投资项目传统监管难题，提高投资效益，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和规避廉政风险成为各级政府探索的重要问题。本文从组建专业管理机构的代建制模式入手，分析该模式在优化整合管理资源、保证项目建设的完整性统一性、提高投资效益、节约财政资金、降低廉政风险等方面的优势，查找在管理权限过大，市场化因素较少等方面的不足，认为组建专业管理机构是代建制的主要形式，也是值得推广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模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