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声音表现有叙事性和表现性之分,也有写实和写意的区别.叙事性的声音推动影片故事发展,塑造角色的性格;写意性声音不在影片的故事线中,没有剧情的规定性和现实逻辑限制,通常是创作者的艺术想象和匠心独运的设计.写意性声音是非叙境的,但能够延伸创意和角色的情绪,还能有效拓展故事之外的情境效果和画面意涵,进而影响到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观众的感受.非叙境声音通常是创作者情感抒发和意境营造的体现.
摄影在历史性和内在时间性方面均展示出现代性逻辑.首先,诸种摄影史无法给出同一个起源,摄影起源的非同一性展示了福柯所说的起源的"悬殊",在这个意义上,摄影的诞生不是一个史实事件,而是一个现代性的文化事件.摄影可作为福柯的考古学装置,用以勘测现代性历史的时间性.其次,从摄影的本体论看,其内在时间性的本质是瞬间性,不同种类的摄影客体(照片)展现了不同的瞬间样态,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现代性时间体验."静止性"展示的是现代性主体把握此刻当下的欲望,"此曾在"指示了观看主体的生存性时间,"决定性瞬间"的实质是现代性事件时间的结构性寓言,"曝光瞬间"则充分展现摄影技术塑造加速现代性的媒介力量.由此,摄影时间并不只指向观看主体的生存性时间,还指向摄影客体的技术性时间.摄影标出了现象如何在时间中向我们显现的限度,对摄影时间现象的标出,也是对多重现代性时间的标出.
在对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作品展开讨论之前,我必须先声明我的这些看法是来自于何处,因为我并非从电影出发,我想讨论的是他的研究、评论和思维方式.我的出发点是摄影和文学.摄影是固定的图像,是与现实密切相连的记录,也是持续不断的、沉闷无声的符号,即使人们为了使摄影"开口说话"便挖空心思想要背叛摄影的本质,它也会严格地保持纯真;至于文学,我尤其关注散文形式的文学作品,散文中的各种符号稳定地铺展开来,从而形成了有待阅读的思想,散文还是能指的作品,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
福柯的电影批评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从事件论出发,以独异性和事件化对电影做了历史分析;二是从权力观审视,以生命政治学阐释了电影的批评性;三是从异托邦概念入手,以镜子的比喻解读了电影异托邦的差异政治,最终揭示了电影在作为国家治理工具与抵抗策略的生命政治学.
在电影音乐多元化发展的当下,除了古典、浪漫、流行等风格,长期被忽视的现代音乐也因其强烈的表现力、可塑造的丰富音乐形象,逐渐成为电影音乐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既包括直接被运用的现代音乐经典作品(成品),也包括专为影片而写、包含现代音乐创作技巧的新作.本文从现代音乐的发展历史、音响特征出发,以实例说明其在电影中的应用场景、创作技巧等,分析音画关系,并做出总结和创作思考.
从"华语语系电影"(Sinophone Cinema)的认知范围来看,方言电影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以语言为纽带的特定族群的需要,台湾地区方言电影的产生即是如此.在分析此类电影的成因时,一方面固然要从产地的经济、文化与政治氛围等社会环境入手,着力探究与辨析它的历史;另一方面亦要将其置于华语电影的整体历史语境之中,解析它与其他类型电影之间的联系及其在影史当中的作用.台湾地区方言电影的滥觞,是华语电影历史进程的缩影.
本文聚焦电影"数字化"过程中如何写实不断深化的"数字化"社会这一现实课题,基于理论研究,本文提出了"架空的写实"、"归实的写实"和"另立现实的写实"三条"数字化"电影如何写实"数字化"现实的实现路径,希望通过对其概念、逻辑、理念、技法的研究和分析,引发学界和社会对上述课题的共同关注,积极迎接数字化浪潮下的电影变革.
电话的发明推动了声音与时空、主体关系的改变.从文化技术理论视野出发,基于电话与电影的媒介互动史,讨论电话不仅在原理与技术,还在叙事策略与视听语言等方面推动了电影的"诞生"与发展.从电影受众维度来看,电话还带来了新的聆听方式、与主体互动关系,促使大众产生新的习惯、欲望与"感官机制",为电影培育了更合适的观众,也让我们得以突破视觉化的物化都市范式,重新审视"白话现代主义".
问世于抗战时期的新安旅行团,是由汪达之组织多位小学生在江苏淮安成立的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电影放映队.他们在全国多地流动放映电影,凭借内在意志的驱动,克服资金紧缺、人手不足、生命危险、器材破旧等问题,突破负议带来的困境,并在政界、影界、音乐界、教育界人士援助下逐步壮大队伍.该团以儿童为主体所开展的流动电影放映活动,应被视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视的、具有文明复兴和引领时代意义的一幕.
武侠电影能够成为类型片的重要基础便是动作,如果没有武术打斗,无法形成风格化形式,就构不成武侠电影.在武侠片打斗过程中,角色的动作力量感、速度感与动作个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听觉塑造的.打斗音效是武打动作的听觉表达,武侠电影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对打斗音效的设计和艺术化处理,反映出电影创作者的艺术观念和各个时期大众审美情趣的变化.一听到凌厉夸张的打斗音效,不看画面便知是香港武侠功夫片.以邵氏出产的武侠电影为代表的香港武侠电影动作音响美学风格大致经历了由"记录"到"再现",再由"表现"到"超真实再现"的发展路径.基于不同时期的动作设计和视听语言的变化,动作声音逐渐向抽象化、风格化和典型化演进,形成了武侠电影史上的动作音响经典听觉印象.
受到好莱坞有声电影的影响,中国有声电影摄制前已经开始了对语言使用问题的探讨,关键在于如何面对国内的语言混杂环境.国语运动、大众语运动等语言改革思潮赋予了这一问题的超艺术性特征,不同阶级或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不断参与有声电影的语言问题讨论中,语言问题也在电影制作和传播维度之外延伸至民族国家建构之意.中国有声电影的语言问题论争跳脱纯粹的艺术生成机制,与近现代中国语言改革思潮紧密相连.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电影进入有声电影时代,但制作和放映设备严重依赖进口.为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一些电影和工程技术人员纷纷试制国产有声电影机器,从而掀起了一股"发明热".尽管他们研制的机器多为仿制品,质量和性能不尽如人意,也很少被业界认可和接受,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电影技术的发展和电影工业体系的建设.这一时期的电影技术革新浪潮,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为当下电影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基于德里达"替补"逻辑,斯蒂格勒将技术视为构成人原初缺陷替补的外在器官,人类心智源于技术助产:通过对人内在器官功能的外化,推动人类基于技术的更高能力(个体化)的实现,其间蕴含着技术作为毒药与解药的双重内涵.电影作为新技术条件下的工业时间客体,是想象力的极端外化,引发个体化丧失、欲望退化和诸多社会文化问题.相较而言,阿多诺、霍克海默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理解仍可归为一种完善——缺陷结构,因而无力把握电影药学维度,沦为悲观批判.斯蒂格勒则希冀重建个体化,推动电影毒性向药性转化.此种理论立足新的技术现实,开辟了文化工业批判新范式.
东南亚独立电影的兴起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很多知名东南亚独立电影作者至今仍处在创作高峰.因此,讨论如今的东南亚独立电影必然要回溯其诞生之初的传统,关心其正发生的趋势,探索其中的美学变化.本文将以"回溯、正发生、近未来"为思考面向,从地缘、幽灵学(Hauntology)、电影节系统、软科幻与人类世(Anthropocene)等几个角度介绍2010年以来的东南亚独立电影情况.
《记忆女神图集》作为瓦尔堡最后的研究计划,同时也构成某种先锋影像实验与视觉仪器.通过移动、装配图板材料,"图集"以游牧式的制图学原则构建异托邦矩阵.运动—影像指涉了情念程式的幽灵遗存与"图集"的电影结构."图集"同时作为运动生命的快照与档案的接入界面,意义在其中不断跃迁增殖,并呈现为激进的反主体主义知识漩涡、恋像癖精神症候与达达式蒙太奇."图集"作为一种"文化科学",始终未曾放弃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与回应,并不断在当下的艺术创作、展览现场乃至思想史层面发生着重构与闪回.
2022年RCEP的生效是仅次于WTO的标志性事件.RCEP虽然没有关于电影方面的专章,但电影一定不可能被遗忘于这份协定之外.RCEP为包括中国电影在内的亚洲电影带来的不仅有直接的利好,还有各种实实在在的机遇和潜在红利,加重了亚洲电影在全球价值链电影端的分量.中国作为支撑亚洲电影高速发展的主力和担当,无论从自身电影成长考虑,还是从提升文化在地区间影响力出发,都有必要抓住机遇展开积极应对.
戏曲电影作为当代影戏研究的焦点,在中国戏曲现代化和电影民族化的进程中无疑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但是,目前关于戏曲电影的"影戏"史论构建和当代实践,往往忽视了从戏曲舞台向电影银幕的转化过程中,"戏"与"影"在造型方面的具体关联和变形.而"中国画"作为贯穿舞台与银幕的核心符码,恰恰呈现出这一长期被搁置在电影学研究中的暧昧的美术学议题.本文围绕于《梁祝》从戏曲到电影的转变,借助"重屏"等艺术史和现代视觉话语,经由中国电影史与艺术史互为问题与方法的研究视野,透析并指认出戏曲电影作为中国现代视觉变革的突出形态,对于反思现代中国视觉文化塑造的重要意义
抒情是中国早期电影创作的艺术手法之一,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体系中的"情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启发中国早期电影创作中的"抒情"意旨.本文基于电影《空谷兰》及其有声片重摄为中心的史实脉络,再现中国早期电影创作者及文人围绕"空谷兰"价值的认知分歧,考证中国早期电影作为传统"情教"观念的实践场域,从"劝善勉德"到"颠覆父权制框限""性别意识延展"和"超越果报论通俗认知"的现代"情教"意旨转型历程.
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后疫情时代,数字媒体技术为戏剧与影像的跨媒介交融提供了新的契机.影像走进戏剧已近百年,历程曲折繁复,本文从跨媒介、扩展电影的角度为戏剧影像的生成历程做简要梳理,探讨一种媒介与另一种媒介在"互文"、"联觉效应"下的"空间"生成路径和"触感转向"意义,并指出"非肉身"在场的线上空间引发"参与者文化"趋势的必然性,从而为电影领域的相关概念提供理论参考.
《小国家,全球电影》密切关注所谓的新丹麦电影,以了解特权小国背景下各种全球化态势.该讨论建立在早期笔者对当代丹麦电影的一些分析基础之上,其中一些论点和关键术语值得在此简要提及.在电影文化领域,正如笔者在其他地方论证的那样,小国地位通常与"小国电影"的生产有关.在文化研究中,"小国"一词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瓜塔利(Felix Guattari)关于"少数文学"中富有洞察力的工作有关,这一概念立足于他们对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著作的理解,并与从内部颠覆主流民族语言或文化的想法有关."少数"一词指出了文化权力制度的存在,以及那些在有关文化景观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在战略资源方面的需求,无论是国家背景还是更为契合的全球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