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黔毗邻区的花苗群体是苗族的一个支系,清朝汉族士大夫把这一群体建构成一个与华夏有着巨大差异的"蛮夷"形象.民国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强调花苗群体与华夏的"同源"性,是中国民族的一部分.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建构的是一个被"拯救"而获得精神自由与新生的花苗群体形象,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民国时期的第一代花苗知识分子,在自我族群形象的建构中,既认识到本族群的不足,又意识到本族群的优势,自我归类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表达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情感.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形象的历史演变与多维呈现,其国家认同情感的逐渐强化,展现了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伴随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演变过程.
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一部西域史不仅浓缩了中国古代疆域演变的曲折而复杂历程,展现了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画面,指明了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路径,而且完整、全面而深刻地诠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
《后汉书·鲜卑传》中"饶乐水"不是单指老哈河或西拉沐伦河中的某一条河,而是"二水相交"之地貌的类名."二水相交"而称"饶乐"的现象在北地及西陲广泛存在,中原地区的"洛汭""渭汭"之"汭",实亦与"饶乐"同源,同为"二水相交"之义.相交成"饶乐"的二水常常一名黑水、一名黄水,一象征天、一象征地,故"饶乐"一称蕴含着"天地玄黄""天地交合"的原始宗教信仰内容.
一、中国古代游牧和农耕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文献史料中有关唐朝与东突厥、突骑施、回鹘进行绢马贸易的记载很多,动辄用缣帛数十万匹.如《旧唐书·突厥传》载:"(开元)十五年,小杀使其大臣梅录啜来朝,献名马三十匹.时吐蕃与小杀书,将计议同时入寇,小杀并献其书.上嘉其诚,引梅录啜宴于紫宸殿,厚加赏赉,仍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每年赍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
辽亡金兴之际,西夏作为故辽臣属"不渝终始、危难相救","兴师赴难"援救天祚帝.天祚见擒,耶律大石西迁后,西夏与西辽关系却鲜为人知.俄藏黑水城所出西夏文抄本宫廷诗《圣威平夷歌》记述了耶律大石西迁后,1132年遣使西夏,联络金国元帅右都监耶律余睹起事,以及西夏接纳契丹遗民叛金来投的史事.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创新的起点.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并解决时代重大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复杂、更难".
1884年新疆建省后,作为第三任巡抚的饶应祺大力发展屯垦,推广学堂教育,升级新疆行政建置改革,充实和完善南疆基层治理力量,妥善处置民变,机敏处理涉外事件,保证了新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饶应祺履职西北40年、主政新疆8年,能够于内忧外患之际维护国家统一,使新疆与中原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他的施政理念和实践对于当代新疆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民国政府1929年与1942年两度颁布有关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图绘制指导,以及涉地图审查条文规范及解释中涉及滇缅北段未定界绘制相关内容,可反映民国政府涉及未定界时的疆界观,即在边疆地区,中国领土范围可参照历史上设置的间接行政区,同时应积极利用国际法规则,争取未定界地区领土权利.
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博物馆的《阿拉善全旗内三十六巴嘎及周围界牌之全图》是原阿拉善和硕特额鲁特旗王府所藏同名地图的复制本.该地图未注明绘制时间,但通过考察地图中注记的阿拉善旗36巴嘎、阿拉善地区寺庙、邻省地名、喀尔喀蒙古相关问题等,可以确定该地图的绘制时间当在1929年至1938年之间.解读地图内容、考订其绘制时间,是更好地利用该地图,发挥其史料价值的前提.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蕴含了近代中国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的学术奋斗,也蕴含了近代国人构筑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艰辛实践.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是晚清民国时人"边疆研究"所涉相关机构、制度、人物、刊物、学科及其应用等事实、思想、影响的总和.需要从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中获取前人对边疆建设、边政改良和中华民族整体性建设的卓越见解.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应抓住学人和学术两个重要环节,把握近代边疆学术服务边政之主旨,以对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及其应用做出科学评估.
日本江户时期三名渔夫于乾隆六十年(1795,宽政七年)六月 自松前藩突符村乘船出海遭遇暴风漂流到吉林珲春海岸,后又遇珲春沿海卡伦官兵,次年(1796)八月移送到北京.嘉庆二年(1797)二月,经乍浦地方官员安排商船遣送回日本长崎港,于次年(1798)六月返回故乡松前藩突符村.该事件反映了清朝东北边疆地方民情及治理情况,同时展现了清朝漂流民遣返制度虽然针对朝贡国制定,但仍适用于日本漂流民,及清朝中日民间交往不断的情形.
明朝云南五井盐课提举司作为滇西北的最高盐务管理机构,其职权一度超出盐务范畴,深入到井地的民政、司法、文教等领域.嘉靖年间五井盐课提举司治所迁入云龙州,与云龙州治分驻于澜沧江东岸雒马井和西岸旧州.改土归流后,云龙知州接手了盐课提举的行政、司法和社会管控等"附加职能",弱化了盐官对地方政务的影响."盐官"终被州官完全取代,盐务与政务合于知州一人,云龙州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州司合一".
"狼岔峪断箭传说"是一则广泛流传于今安多舟曲上河藏、汉间的地方历史传说,其历史事件原型为南北朝时期氐、羌间发生在狼岔峪的军事冲突及势力划分.在此后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武都关东西两侧族群分别对此传说进行层累建构,反映了族群间对各自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维护.但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双方通过不断交往交流,最终形成了对于共同历史记忆的认同,从而实现了文化的深层交融.
"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尽管以往学界对"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有过很多探讨,但将其和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联系起来分析的论著尚不多见,实际上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这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钥匙.
牛丛自明代中期以后伴随汉人迁徙西南(以云南为主)边远山区而兴起.在明朝,牛丛是乡村防御力量的重要部分,兼具保甲性质.随着清前期的裁卫并县、改土归流等推进,官方控制深入社会基层.清中期以后,牛丛组织与官方矛盾越来越明显,成为官方严禁对象.进入晚清,由于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牛丛弊端更进一步展现,加剧地方动乱,成为官方平乱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官方虽严厉禁止,但直到清末牛丛依旧影响着乡村冲突的处理方式.牛丛组织在明清易代中的地位变化,是朝廷在西南治理中政策、制度变化之反映.
清代河西走廊"乌牛坝水案"中,官方在判词与实断之间采取折中之术,一方面在言辞中斥责乌牛坝之强抢,并对其进行惩戒,却在实际裁断中不断对其让步;另一方面,官府在判词中对高头坝予以怜悯与称赞,却在实际审理中牺牲其利益.判词与实断之间的矛盾,实则源于官府在地方治理中对完纳国赋与息讼宁人的综合考量.官府在公开判词与实际裁断之间寻求平衡,以维系各渠坝之间的利益均衡,反映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策略选择问题.
包衣,源自女真部落时期贵族家内供役使之家人与奴仆.后金建立及八旗编设,使得包衣组织得以形成并分编包衣牛录及浑托和管理.入关之时,留驻盛京之包衣佐领内因存在正身旗人所属家人及奴仆,使得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于包衣参领外单独编设而盛京之浑托和下人等仍由京旗所属.包衣三佐领所属人等身份,以被俘旧汉人及关内移民为主.
吴燕绍、吴禄贞都是清末民初在边疆、边事研究方面有影响力的官员学者.各本《经营蒙古条议》与《东四盟蒙古纪实》原稿皆出自吴燕绍处.吴燕绍是实际属稿者,或至少是共同作者.《经营蒙古条议》集中体现了吴燕绍的治边思想和对晚清蒙古地区进行改革和建设的全面规划,是涉及该地区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的一整套治理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边州是唐前期在边疆地区设立的特殊的州级政区,也是唐代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四次诏立佛教官寺的宗教政策在广大边州地区亦得到普遍执行.诸边州设立佛教官寺的形式,可分为以容州为代表的先后取代型和以沙州为代表的同时并存型.由于佛教官寺对普通民众开放,边州官寺所承担的政治象征与政治宣传功能,通过立寺、重修、宣讲、立碑、铸像、国忌行香等制度和仪式,发挥着不断塑造、强化和维系边疆官民对唐朝政治认同的作用.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第一次出兵高句丽时,水军的军粮存贮地"古大人城",位于今龙口市诸由观镇黄水河入海口西岸黄河营村村西附近,这里是唐水军的启航地,也是魏晋至隋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之间多次海上军事行动中水军的出海地,同时还是东亚海上交通中的重要海港.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朝鲜半岛政治中心南移,东亚形成了多条远海航线,"古大人城"在东亚海上交通中的地位,逐渐为登州等航运条件更为优越的海港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