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广州商业发展环境由相对简单走向纷繁复杂,内外部因素促使其开始发生激烈的变动,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通过对广州区域地理条件分析、商务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商业制度的变迁和行业结构等四个方面整体考察,可以概括出广州商业发展生态中"变"与"不变"的因素.变动是商业格局和经济思想观念,不变的是区域发展空间,从而可以透过现象看出广州商业发展内在驱动力,即商业制度和思想是促使该时期商业发展的重要推手.
八大山人一生致力于花鸟、山水及书法创作,其花鸟画成就颇高.八大山人纪念馆所藏八大山人真迹约40余幅,文章尝试以八大山人纪念馆的花鸟画为研究对象,对《秋荷立轴》《孤松图轴》《枯木立鹰图轴》《孤鸟图》展开分析,进而揭示八大山人花鸟画的特点:八大山人的花鸟画以其"少"著称,不但描绘极少数的事物,而且单个的主体用笔也极少;从整体来看,其画作注重置陈布势,在简洁的布局中表达内在感受,巧妙地安排画面中的主体形象,笔触简洁而又恰到好处;其绘画语言简练,却具有丰富的画面内涵,通过干练的笔锋,深刻地表达了他复杂而矛盾的心路历程.
距今8000年前后,人们用以地方为模型,以太阳运行为参照的"天地合一"方式给"天地定位",开启了对天地关系的认识和利用.早期农耕先民形成因为农作种植的天地关联紧密性合一认识,约距今7000年始,为向天地求农作物收成,形成合祭天地鬼神与天地或巫为中介交通天地神祇、或祈祷物质性天地气交等的巫术和祭仪.距今约6000年后,分层社会的最高权贵——酋长开始对天神与天加以政治利用.为强化权威统治操弄,出现了将其始祖神与天相比并的配天礼仪.良渚早期国家人王为了威权统治操弄,将其始祖神与天神合一并奉为至上神;殷商传承人王则将其始祖神与天神合一的至上神上升到了"帝"的崇拜;西周初,因为政治理性的进步,出现了所谓德性"天人合一"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自然性的"天人合一"思想开始出现.
新时代民族工作重点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即民族"三交"的加强,经济生活是民族"三交"的起始.文章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绣产业为对象,藉由修正SCP模型提出,产业推动民族"三交"的内在机制由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方面组成,市场结构层面买方间、卖方间、买卖双方关系明确民族"三交"的主体;市场行为成为民族"三交"的载体;市场绩效中技术进步状况、规模经济效益反映民族"三交"的成效.构建民族"三交"的产业驱动机制,有利于各族人民实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体现了我国多元文化发展背景下产业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动作用.
刘贺应是一个正常的王室子弟,既不"清狂不惠",也不"品学兼优".刘贺某些"恶行",有可能形势所逼."亲近群小、拒不纳谏"是因为诸侯王国四百石以上官员均是朝廷任命;"乱节制度"是在"政事一决于光"的背景下,不得不采取的变通之法."与人游戏"有可能是建立夺权团队.可夺权失败,只能说明刘贺政治智慧稚嫩.但这也年少无"智",不能过于苛求.对于儒学,刘贺年少时不好书术,不遵道而行,不喜儒生儒官,为民为侯时,儒学有可能成为其自保的工具.刘贺有小谋,自保方式多样,或自我囚禁,断决"社交",或讨好张敞,或向宣帝效忠纳信.刘贺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小勇小谋之人.
仪式及仪式音乐研究是近年来一个学术热点,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方向.围绕"仪式音乐",学界从个案到普遍,从实践到理论,均取得丰硕的成果,也建构了诸多理论与方法论模式.本文从对音乐概念的认知开始,强调由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到仪式中的"音声"之概念延伸,对仪式音乐这类特定语境中的"音乐"形式研究意义.同时,本文也梳理了中国学者在有关仪式音乐概念、仪式音乐分类、仪式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阐释,希冀凝聚学术意识,让我们更好地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仪式音乐研究的中国术语,达到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终极目标.
《岭南逸史》是清代中叶成书的一部客家文学著作,但所述史事常有所据,作者自诩"是编悉依《霍山老人杂录》《圣山外记》《广东新语》及《赤雅外志》、永安、罗定省府诸志考定".据现代学者与笔者考证,所言不虚.书中形象反映了粤东客家地区的社会风俗,尤其是崇文习俗,而集中体现在:一般客家山村弦诵为乐,惠州西湖诗社兴盛;社会上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书中女性知书识礼,不但千金娴诗书,婢女亦风雅;精心打造与韩愈相关的古迹以凸显地方崇儒尚文风气等方面.
赣南采茶戏 赣南采茶戏,又称"灯子戏""茶灯戏"是集客家文化之大成的一种表演形式,有着"客家艺术一枝花"的美誉.据《中国戏剧曲艺词典》记载,赣南采茶戏的起源可追溯至明末清初时期赣南安远县九龙山的采茶灯,其历经四百多年的发展演变,经由采茶歌、茶灯舞、三角戏三个阶段,在不断融合客家文化,广纳博采各种文间音调的过程中得以成形.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了殷商时期古蜀青铜文明的辉煌.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造像,具有鲜明的古蜀地域文化特色,说明古蜀王国在社会结构、礼仪制度、崇尚观念等诸多方面,都与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不同,在满天星斗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古蜀与中原有着长期的交往,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不失主体的文化交流中吸纳融汇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三星堆青铜文明对西南夷与滇文化,都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阳明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影响深远,虽历经五百多年,但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对当下的教育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王阳明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教育理念"心即理""心外无物",教育内容"致良知""此心光明",教育路径"心上用功""事上磨练",教育原则"教贵精熟""随其分限所及"以及教育目的"至精一功夫""立志贵专一"等.它们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也是我国推进教育事业现代化的宝贵营养和智慧源泉.
景观是社会与自然共生的重要场所,城市景观更是一方民众生活水平之体现和地域文化之表达.其中,地方传说因传播之深远、记忆之深刻成为景观建设重要的文化依托.文水世泰湖是汾河流域遗留的湿地之一,也是先秦史籍记载中"十薮"的唯一遗存——"昭馀祁薮".其原本是一片滩涂,在生态改造中融入了当地遗存的大禹传说和天后岛传奇故事,在此基础上建设成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湿地亲子乐园,成功转化为兼具文化吸引力、生态亲和力和娱乐生产力的湿地文化景观.在世泰湖景观建设与传说资源的耦合背后,蕴含着文水人民共同的地方文化记忆和美好生活愿景.
文章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略述清末民国初期,西欧、日本、江西乃至国内知名产瓷地区主要工艺成就,及其市场销售情况.结合销售数据分析景德镇陶瓷工艺停滞的状况及原因,从销售渠道、销售品种、销售数量与销售利润,彰显衰弱期景德镇陶瓷销售仍不乏亮点.
明中期以来,包括典商、盐商、木商以及本小利微的徽馆业商在内的徽商群体之崛起,是中国经济史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明清时代,徽商是江南区域的"外来者",江南是徽商重点经营的区域,甚至出现了"无徽不成镇"之盛况.
明清时期的印信都由礼部下属的铸印局进行制作,其流程已标准化、固定化.清代的官印和关防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材质、方寸、鼻钮、台层、厚度、文字等诸方面都有不同规制,唯一能与品阶相合的是文字的篆体.咸丰朝之后,清政府因太平军和其他反清运动而大量丢失印信.在安徽巡抚丢失关防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印信仅是公文体系的一部分,清政府还有其他手段来保障公文的顺利运转.
1992年江西安远出土了一件西汉铜提筒,是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它出土于西汉南越国的边缘地带,应为南越国流散至赣粤边界的器物,属于先秦两汉时期在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流行的同类铜提筒.铜提筒与铜鼓关系密切,其形制、纹饰等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不同于中原黄河流域青铜文化,应为古代百越民族制造或是汉族仿制的青铜器物,是百越民族遗物的代表作品,体现了我国南方族群及周边东南亚国家民族共同的精神图腾与信仰习俗.
本文根据汉藏史料文献和相关印章资料,以布达拉宫、西藏博物馆等西藏文物收藏单位的印章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分析了大量的印章类文物、档案、印谱、文献信息,再通过文物实物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比较的方法,分析研究了西藏古代印章的发展演变及其特征.文章首先阐述了藏文"印章tham ga"一词的由来和发展演变,归纳了西藏印章的类别及其使用范围;其次,对西藏印章造型及其所体现的民族特征进行了分析归纳;再次,对印文的字体、文种进行梳理,分析了西藏印章中所体现的汉、藏、满、蒙等多民族的文化符号及其演变历程;最后,对印章使用印色及其使用人群做了简要分析.全文始终以印章为主题,讲述了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在西藏印章上的具体体现.
民国时期,政治动荡,社会急剧转型,旧学与新学、西学与中学激烈碰撞、融汇,促成了学术的转型与繁荣.多年来颇引学人瞩目,相关史料汇编、学术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彭华教授的《民国巴蜀学术研究》一书,已于2021年8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Taiwan and Fujian are close to each other by a strip of water, with close geographical affinity, blood affinity, cultural affinity, commercial affinity and legal affin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any Hakka families in Fujian moved to Taiwan to make a living and settled down there. The Hakka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have blood relationship that cannot be changed, as well as "Cultural relationship" that cannot be changed. "Cultural relationship" is the spiritual bond between the Hakka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Lihan Qiu’s book "A Study on the Hakka Liter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Hakka Cultural relationship".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Cultural relationshi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rom the aspects of Moved to Taiwan to Cultivate, "Cultural development Danshubei", and The Customs and Culture.
Folklore was proposed as the name of the discipline, which began in the weekly "Ballads" of Peking University. With the southward march of Beijing scholars in 1926,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became a new academic center, writing a continuation of the folklore movement in the activities of 1927-1943. As an important publication of the Guangzhou folk movement, Folklore Weekly has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folklore scholars. Folklore’s success is due to a group of high-quality content producers and editors. Due to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conditions, its author group has moved downward, showing a more prominent geopolitical trend. The pioneering academic work of early folklorists is the epito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lklore and folk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