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营商环境建设的背景,提炼总结市场监管职能转变七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主体共治、法治诉求、数字技术应用、非正式约束和基础设施,并对2204家企业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对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数字技术应用等的满意度与对市场监管职能转变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正;企业对多元主体参与监管的认同度与对市场监管职能转变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负.研究结论表明,在市场监管职能转变中,政策有效执行比政策制定更为重要;数字技术是市场监管职能转变的有效工具,但其效用不会超越和取代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多元主体参与监管需要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边界合理界定,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数字化技术是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高效化、便捷化的重要手段,但需要通过公私合作来应对其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已有研究主要从合作动力、机制与影响因素等视角对数字化公共服务公私合作进行分析,缺乏对合作主体心理与行为的关注.本文基于感知价值理论,以C市P社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为例,构建"感知—行动"分析框架,剖析数字化公共服务中的公私主体合作心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发现:数字化影响政绩导向的公共部门与市场导向的私人部门的价值感知;公私主体基于前景、利益与风险等价值感知,采取寻求合作、资源投入与资源撤出等行动策略.本文扩展了原有分析维度,为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合作效能提供了方向.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全量回应市民诉求正在成为我国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新形态."全回应"模式具备即时全量回应、全部门回应、全层级参与等核心特征,因而政府回应性研究应从关注"回应与否"转向"回应质量".信息技术赋能之下,接诉平台会汇集的公众诉求数量大、议题领域宽、行政层级跨越广、情绪指征鲜明、诉求表达充分度高,催生出新型政府回应模式及特征.本研究利用政策信息学主题建模方法细化诉求分析粒度,针对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多平台诉求类数据,考察政府回应效率、回应方式、回应详实程度等维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诉求主题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诉求来源、行政层级、诉求主题类型等因素皆会对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相比之下,诉求的情绪呈现与诉求长度对政府回应的影响较弱.
立足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审察发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流程包括设计项目、编报预算、组织购买、履行合同、绩效评价等五个环节.针对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涉及购买主体、承接主体、消费主体和评价主体等四类主体.其中,购买主体、承接主体和评价主体都有特定的构成范围,消费主体则因公共服务的不同或行政区域的差异而存在一定差别.流程—主体分析框架为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识别和防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结构化的解释图式,有助于增强风险识别与防范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根据流程—主体的分析框架可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每个环节都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风险,且这些风险由不同的主体所引发.从适用限度来看,流程—主体分析框架至少可以扩展到对所有政府行为和人为风险的研究.
传统的人才政策评估由于缺少有效工具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不利于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人才政策评估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结合数字时代的技术特征,人才政策评估的数字化方法内嵌于人才治理体系之中.其实施路径是打造以场景为内容、界面为工具,场景和界面融合的人才政策评估"双层嵌套场景治理"体系,并通过人才工作数据库、技术组件、应用界面建设,全面升级人才治理工作体系.
当前职称制度进入持续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未来创新发展的重点和方向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全景式梳理职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提高改革的前瞻性.通过分析发现,我国职称制度经历了计划与控制、建构与过渡、改革与重塑三个阶段,改革过程深受经济体制转型、专业技术职业群体发展、干部人事制度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职称制度演进的动力机制来自外部示范效应推动和多元主体博弈.未来,应着力完善职称评审标准,加强社会化评审职称的质量保障机制建设,加速构建国家资历框架,持续推动职称制度与其他人才评价制度融通.
地方政府编外用工改革是推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推进依法行政和提高行政效能的应有之义.现有的编外用工改革探索在经验和理论层面均有所发展,但仍存在不足:一方面,既有实践存在"一刀切"和"等待"的治理倾向,改革依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存在视角单一化、观点碎片化问题,难以为编外用工改革提供整体性指导.文章以系统观念为指导,尝试对地方政府的编外用工改革进行整体性研判进而回应改革进程中的经验和理论困惑:首先,从政府和编外群体视角剖析编外人员长期存续的底层逻辑,阐明编外用工的复杂性;其次,基于招录、执行和管理三环节梳理编外用工的系统性问题,展示编外用工改革的必然性;再次,探讨改革探索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政府层面与社会层面的"隐忧";最后,尝试基于前述内容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本文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逻辑起点,在分析现代机关运行保障的范围、趋势和特征基础上,提出现代机关运行保障的宏观模式——"整规智治"模式,以及集中保障模式、平台保障模式、驻点保障模式等微观保障模式,并据此提出构建法律体系、推动职能法定、推动社会化改革等发展路径,以期为机关运行保障提供理论参考.
科学的数据制度是实现数据禀赋利用最大化的重要途径,数据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据制度的逻辑安排与结构选择.基于功能主义为数据分类制度所提供的理论指引,以目标层、结构层、运作层建立分析框架并以此考察央地制度文本中数据分类的结构样态,现有数据分类存在三重逻辑困境,即目标缺乏制度功能预期指引、结构未能实现要素有效整合、运作难以达至高效合作.为此,应从增进与保障的功能指引、内部与外部的要素整合、标准与序位的协调合作等三个面向,确立以公共数据为核心、以特殊数据为划分的主次标准相结合的科学化数据分类及其结构类型.
对地方党政干部的有效选拔任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已有文献尚未从学理层面回答如何基于统一的干部评价标准选拔出多元化的地方党政干部.本研究以X市的干部选拔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注意力分配视角剖析了党政领导干部的多元化晋升路径及其解释逻辑.整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与非结构性访谈,分析该市2019-2022年1825名市管干部的考核与晋升的数据发现:地方党政干部"德、能、勤、绩、廉"五方面表现及年功组合形成的组态,构成不同单位(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中不同职务(单位正职与单位副职)干部的多元化晋升路径.注意力分配是这一过程的主要解释逻辑,即通过"注意力聚焦-注意力情境化-注意力结构化配置"三个阶段,实现从形成考核焦点到塑造晋升路径的干部选选拔任用过程.本研究从注意力分配视角揭示了领导干部多元化晋升路径及其解释逻辑,对新时代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具有实践启示.
党的二十大从统筹民族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对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作出战略谋划,明确了到2035年建成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这些重要举措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力支撑.
党的二十大明确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对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作出了全面安排,成为数字政府领域的纲领性指导文件.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系统性谋划和体系化布局,数字政府作为数字中国建设,主要内容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核心地位.笔者结合从事政务信息化工作经历,认为目前在技术标准和数字模型方面应及早开展建模研究工作,提出全国一盘棋的数据管理服务模型,为全面开展数字政府建设提供参考.
政策茧房会阻碍或延缓政策的有效传播.从政策信息接触程度和政策合意程度两个维度可以将政策茧房的外在表现划分为"一无所知""一知半解""拒绝认知"和"反向认知"四种类型.政策茧房镶嵌于动态、整体和系统的政策传播过程,其生成机理受到复合因素的影响,包括政策传播主客体的编码解码行为,政策议题及其传播话语框架的建构方式,政策传播渠道及其传播效果差异,政策传播的政治环境与媒介技术环境等.在智能传播语境中,消解政策茧房提升政策传播效能有以下路径:优化政策传播机制模式,实施整合式政策传播,促进政策传播智能化转型,开展多层次政策科普等.
为了解决当前政府因数据安全威胁不敢开放、确权争议不愿开放和技术滞后不会开放等问题,以数据"可用不可见"为主要特性的隐私计算技术通过"软硬件相互协同"有效保障了政府数据开放的安全,明确了政府数据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的"三权分置",有助于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协作,推动政府数据的开放.在法治保障下,隐私计算技术分别赋能了智慧城市、联合安防和应急管理中的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然而,在前述应用中,存在应用标准缺位和政府相关主体技术认知滞后的外部阻碍,以及隐私计算技术本身双重瓶颈.因此,可通过推进隐私计算技术政务应用标准化进程,开展数字科普,加快隐私计算技术升级等多项措施,从制度与技术两个方面加以改进,促进政府数据资源充分释放,助力数字政府乃至数字中国建设.
超大规模国家的结构体系衍生的决策目标与有效执行之间的客观矛盾,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公共行政现象.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创造性执行进行政策调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执行逻辑.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并不是任意的,从组织学的角度出发,"创造性执行"必须为组织权威所容纳,才能成为地方政府可能性的政策工具.为了争取"创造性执行"为组织权威所容纳,地方政府形成了从"能动"到"容纳"的机制演化.本文基于对A省"智慧T市"项目执行过程追踪为析,具体呈现了这一演化过程,有助于进一步刻画中国式的"决策—执行"关系,从而呈现出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独特的制度逻辑.
我国政府公报在权威发布政令、促进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提供政务服务、存史资政育人、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导致其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要进一步加强内容建设、强化政策传播、健全制度机制,推动政府公报持续高质量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算法为公共决策系统创造公共价值的同时,也因其蕴含的固有困境存在损害公共价值的风险.本研究基于公共价值理论以S市算法治理增值税发票虚开为例,揭示了算法辅助公共决策引发的价值耗损过程.研究表明,算法在公共决策系统的介入,推动了传统决策模式从指标式治理转向基于数据与特征的算法治理,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治理的总体有效性.然而,算法也引发了显著的公共价值耗损,主要影响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数据壁垒引发的"数据困境"制约算法模型的准确性和覆盖面,削弱了算法赋能公共决策的有效性;第二,算法弱"解释性"的"黑箱困境"削弱了行政执法过程的透明性,增加了行政执法的合法性风险和行政负担;第三,算法过度依赖特征识别引发"偏见困境",导致治理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的伦理冲突.这些都值得公共决策部门加以警惕和应对.
公共服务动机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在现有研究中存在争议,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强调会给职业倦怠带来怎样的影响?本研究从工作需求-资源理论与个体-组织匹配理论视角出发,构建公共服务动机与职业倦怠间的曲线关系模型.基于我国460名公共部门从业者的问卷数据分析发现:二者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且个体-组织匹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层次理解公共服务动机的两面性,拓展相关理论;并为公共部门更好地激励员工提供实践启示.
数字化时代,数据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和基础性资源.公共数据作为数据资源的典型形态,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是数字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授权运营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方式,承载着高价值的数据利用与高品质的数据供给双重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