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 年数据,采用卡方检验和对数线性模型Logit回归分析城市临终老人照料负担的影响因素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城市临终老人照料者存在照料负担,且临终老人存在年龄较大、家庭年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大多数日常活动存在困难、多半与少于3 个家人同住、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等特点.照料时间、老人日常行动能力和老人年龄显著影响照料负担.临终老人依赖照料天数越长,照料负担越重;临终老人的日常行动能力越差,照料负担越重;临终老人的年龄越大,照顾负担相对较轻.为提高我国临终老人的生命质量、减轻家庭照料负担,应普及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完善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建立临终老人临终护理的社会支持网络;重点关注临终关怀与临终照顾服务.
基于扎根理论研究结果,结合 2022 年 7 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多所三甲医院开展的智慧医疗服务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中老年群体智慧医疗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老年群体智慧医疗服务使用意愿较低是导致其智慧医疗数字鸿沟问题的重要原因;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感知风险、信息过载和技术焦虑通过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造成负向影响进而降低使用意愿.基于此,一要加强中老人群体数字素养培训;二要推出对中老年人更加友好的智慧医疗系统服务界面,对现有系统进行适老化改造;三要加强社区组织和志愿者的支持力度.
祖辈是孙辈照顾的重要人力资源.根据英国人口增长情况,特别是儿童数量变化的特点,推算英国祖辈数量,阐明助祖政策可能影响的人群规模.同时采用文献法,从英国政府发布的官方信息中搜寻、梳理助祖政策.研究发现,英国的助祖政策虽然项数不多,但实际作用效果较好.这些政策多嵌于育儿政策中,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出资少,相关权利及获得的优惠可在家庭中实现代际转移.这些政策一方面使祖辈获得支持,缓解了子代的育儿压力;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代际交流并加强了两代人相互支持的力度.相关政策为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一定思路.
利用陕西省 4 市 8 县 9 个搬迁安置社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搬迁农民的获得感、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整体评价和各类服务的满意度情况,并采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社区公共服务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被访搬迁农民虽然认为搬迁后取得了一定的收益,但获得感并不高.社区公共服务的多样性、时效性、回应性对搬迁农民获得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搬迁农民对社区应急服务、社区医务室诊疗、社区儿童照护的满意度较高,而对就业信息咨询、就业创业培训、社区居家养老、困难人群帮扶的满意度较低.基于此,应提高搬迁安置社区公共服务的标准化水平,创新搬迁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畅通居民表达需求的渠道,提高供需匹配度.
通过政府网站和北大法宝等数据库搜索获取江苏省智慧养老相关政策文本,使用NVivo分析软件,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发展阶段3 个维度对经筛选后得到的63 份江苏省智慧养老政策文本进行编码,根据分析框架对Y-X轴、X-Z轴、Y-Z轴参考点进行统计汇总.研究发现江苏省智慧养老政策中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运用较多,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待加强,此外,具体政策工具中的"人才培养""资金支持""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和"合作交流"也需重点强化.
以洛阳市区302 位上网老年人为调查对象,结合老年群体特点及所处社会阶段对老年人网络沉迷现状展开调查.研究发现,超过半数的被调查对象(占比 57.95%)已经出现网络沉迷状况,沉迷表现排前三位的分别是"因上网而眼花/腰酸/背痛,或有其它身体不适"(50.66%)、"每次都只想上网待一会儿,但常常一待就待很久"(49.01%)、"上网的时间越来越长"(48.68%).从个体、家庭、社会 3个层面深入分析老年人网络沉迷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老年人患慢性病情况、抑郁情况、网络利弊认知、代际沟通频率、家庭约束及社会活动参与情况与老年人网络沉迷状况显著相关.建议相关部门加强老年人网络素养教育,通过增强家庭和社会的支持促进老年人健康用网.
为了探讨体育设施布局与老年人户外体力活动之间的关系,多段分级抽取南京市 32 个社区内569 名老年人,连续4 天佩戴加速度计,利用GPS测量其户外体力活动的时空信息,同时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测量老年人居住地周围500 米缓冲区内的体育设施数量,运用STATA 12.0 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缓冲区内有6～7 个体育设施的老年人比无体育设施的老年人每天多花 9.19 分钟(95%CI:0.05～18.33)进行户外中大强度体力活动.性别、年龄和社区类型对老年人户外中大强度体力活动以及体力活动达标率产生显著影响.控制混杂因素后,缓冲区有6～7 个体育设施的老年人户外中大强度体力活动以及体力活动达标率仍然比无体育设施的老年人高.建议加强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提高老年人身体素质.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老年人的健康保健需求不断增加,保健消费市场也日益扩大.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老年人的保健消费权益得不到保障,也因此引发了社会问题.为了解我国老年人保健消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我国3 个城市共 1007 名老年人进行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6.5%的老年人近一年内有过保健消费行为,主要集中在 65～79 岁年龄段,他们的总体保健消费水平较高.12.0%的老年人遭遇了各种欺诈行为,部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患慢性病情况对老年人是否进行保健消费产生显著影响.从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生产企业、社区和政府等层面提出了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建议,希望能够促进老年人保健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推动健康老龄化的积极落实.
小城镇作为链接城市与农村的纽带,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疏解大城市人口压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小城镇人口研究进行综述发现:(1)中国小城镇人口规模界定标准目前仍未统一;(2)中国小城镇人口流动迁移特征与发达国家不同,研究中存在概念混淆现象,实证研究范围欠缺全国尺度;(3)一个绝对的小城镇合理人口规模区间并不存在,人口规模预测方法或模型存在一定误差或不确定性;(4)小城镇人口集聚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就业机会及工资水平与城市有所差距;(5)小城镇人口对城镇化的贡献研究逐渐由定性探讨向定量测度转变.在此基础上,一要加强分不同国土空间类型小城镇人口的发展战略研究与发展趋势预测;二要拓展和深化小城镇人口集聚力提升研究;三要强化多空间、多视角的定量研究.
1.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2.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人口因素研究 3.人口发展战略优化的路径和策略研究 4.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研究 5.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应对 6.中国式现代化的养老理论和实践创新研究 7.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8.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研究
基于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探讨了社会公平感对我国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社会公平感对流动人口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政府信任感在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平感和政治参与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流动人口的绩效评价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平感及政府信任感来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保障其政治参与权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居住和生活.然而,在国家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时,仍有不少农户并不乐意在城市定居或向小城镇迁移.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运用访谈资料探讨了农户迁居城镇的意愿和行为特征.利用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构建了农户就近迁居城镇行为分析框架,认为农户就近迁居城镇行为主要受居住偏好和可行能力的影响,并以四川省典型农业大镇Z镇为例,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迁居城镇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个人偏好显著影响农户的城镇迁移行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禀赋越好的家庭越有可能迁移到附近城镇居住;耕地较多、房屋面积更大的家庭则更愿意留在农村居住和生活.
中部地区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基于中部六省 84 个地级市2010-2019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与低碳发展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碳排放量在空间上均呈空间自相关性;人口老龄化与碳排放量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率在6.5％左右时,碳排放量达到峰值水平;技术进步可以显著地抑制老年人口增多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据此提出推动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等政策建议,以期促进中部地区低碳减排的高质量发展.
利用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s回归方法,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参与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程度不高,参与同学会、老乡会这两种社会组织的较多,他们的政治活动参与度明显不高,更愿意主动参与某些社会公益活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家庭人均收入等变量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情况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未来应加强针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各类技能培训和教育力度,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流入地要重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切实需求,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帮助流入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社会.
基于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居民的基层政府信任感以及幸福感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频率与感知,不仅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而且通过基层政府信任感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且互联网使用感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基层政府信任感的影响强度明显高于互联网使用频率.对此,应该加快互联网设施建设,让农村居民能够与基层政府有效沟通与良性互动,进而提升他们的基层政府信任感和幸福感.
利用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老龄化对老年人认知能力具有保护作用,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参与人际交往活动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更好.中介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在数字参与人际交往活动与个体认知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保护作用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弱.因此,应该聚焦中低龄老年人,关注数字老龄化和社会网络在改善老年人认知能力中的重要作用,促进老年人健康老化.
对南京市百岁老人的增长速度、基本构成进行了调查,分析了百岁老人和其家庭、社会环境的关系,了解了百岁老人的经济收入情况和他们的生理、心理健康状况等.主要结论如下:(1)南京百岁老人在中心城区居住的比例高、女性比例高、低龄百岁老人比例高,近20 年年均增长速度在10％以上.(2)百岁老人对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满意程度较高;百岁老人大多与子女或子女配偶居住;百岁老人受教育程度和年经济收入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老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高于女性.(3)2018 年南京有24％、10％和7.5％的百岁老人患有1 种、2 种和3 种以上经医院确诊的慢性病;百岁老人患高血压、白内障的最多;大部分南京百岁老人的听力和视力都存在障碍.(4)百岁老人日常生活能力呈两级分化的趋势,健康老人和重度失能老人的比例都比较大.(5)南京百岁老人工具性失能比例高于生活失能比例,对亲朋依赖较大.(6)百岁老人外出串门、交流的比例低,社会活动少;女性百岁老人平均抑郁程度略高于男性,生活压力感知能力略低于男性;相对于男性,女性百岁老人抑郁程度和感知生活压力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状态.因曾经的城乡居民年龄管理并不正规、完善,故老人年龄数据存在误差,需进一步进行修正.
从青年群体的生活出发,以日常压力事件为起点,探寻在面对学业、人际交往与家庭压力时青年如何调节情绪,分析青年"躺平"心态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压力会使青年群体采取情绪应对策略,如何应对取决于压力的类型;青年在应对压力的过程中向社会支持网寻求帮助具有积极意义,支持效果与支持网的维度、强度与功能有关;但社会支持网仅对人际交往压力与"躺平"心态的关系有较明显的调节作用.此外,性别、年龄与城乡区域因素均调节了压力与"躺平"之间的关系.因此,需结合青年群体的压力类型剖析其情绪抑制状态,避免过度解读"躺平",同时提升青年群体的人际交往能力,重点疏解女性、农村和高中阶段青年的压力,强化社会支持网的工具性支持功能.
互联网使用强化了社会比较机制,使得社会比较的即时性提高、维度拓展、频率加快、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影响个体的社会焦虑感.基于CFPS数据和SEM方法测量得出结论,社会焦虑值在互联网使用者与非使用者之间存在差异.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增强了社会焦虑,不同方式下的PSM估计结果也验证了该影响的显著性.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社交活动、个体的社会比较倾向和以互联网为信息媒介显著增强了使用者的社会焦虑.异质性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用在 30～40 岁年龄段、农村户籍、男性等群体中通过"夹心焦虑""融入焦虑""性别焦虑"等形式表现出的对焦虑的影响效应更大.
基于2018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2012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实证分析了失能老人照护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需求程度方面,失能老人照护需求程度总体较高,影响因素包括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健康状况和家庭特征;(2)需求内容方面,医疗护理需求最高,精神慰藉需求次之,日常照料需求最低,影响因素仅涉及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少数变量;(3)需求类型方面,失能老人家庭照护需求最高,机构照护需求其次,社区照护需求最低,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家庭成员数量均对失能老人照护需求类型有所影响.基于此,应推进失能老人照护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多层次的失能老人照护资源供给体系,完善失能老人照护政策保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