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苗是抗击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最有效的武器,而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却奉行"以我为先"的疫苗民族主义,严重阻碍全球抗疫成功的进程.国外学界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他们从解释疫苗民族主义的定义入手,分析了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影响、成因与本质.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公共卫生和道德方面提出了反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论据,并提出了扩大全球疫苗供应、畅通全球疫苗供应链、确保全球疫苗分配的公平性等应对策略.国外学界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是较为深入的,提出的应对策略也大多是可行的,为抵制西方疫苗民族主义、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借鉴.其批判性研究主要有两点不足:一是关于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条件性这一立场削弱了其批判的力度;二是没有明确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因而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全球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其根源,从而削弱了其应对策略的有效性.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呈现出由点及面、遍布全域且数量不断增长的特点.殖民遗留问题、族群诉求是刺激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主要因素.分离主义运动表现为要求自治、独立或归并他国,诉求也会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实力对比则决定了分离主义运动的行动策略.武装斗争、议会竞选、街头抗议与网络动员在不同情况下都成为分离主义运动的选择且出现配合使用的特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分离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反而会制造新的、更多的问题.在应对分离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各国结合硬性治理与柔性治理手段,前者用于短期内的快速压制与平息,后者致力于长期安抚与和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治理分离主义的成败与经验教训,值得深入关注.
和亲是中国、亚洲及欧洲历史上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具有世界性.中国历史文献中对不同民族上层之间的联姻、亚洲历史上不同国家王室之间的联姻,大都称之为"和亲".中国、亚洲、欧洲的和亲,都想以亲情换安宁、以亲戚关系促成睦邻友好关系,各国的和亲都能结成政治同盟和军事联盟.由于政治格局、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在处理和亲公主殉葬的方式、通过和亲对土地觊觎及和亲文化影响力方面也有一些差异.中国和亲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应始终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为此需加强如下工作:一是全面摸清和亲文化家底,二是努力做好和亲文化的基础研究,三是积极推动中国和亲文化走向世界.
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的战争赔偿始于1952年签订的《卢森堡条约》,其后经历了"以色列政府→纳粹受害者→大屠杀幸存者→边缘受害者"四次对象转变,最终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上覆盖范围最广的战争赔偿事件.德国主动赔偿的意志和赔偿法律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在犹太人的视角下,接受德国赔偿并不意味着在内心宽恕对方,赔偿的价值在于物质生活的恢复和敌我关系的和解,最终回归正常的生活.德国对犹太人的赔偿使国际法视域下的"战争受害者赔偿"从文本跨越到实践,为彻底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可能性提供了历史证明,也足以证明"受害者赔偿"已经取代"战胜国赔偿"成为战争赔偿的重心.
"民族"概念作为描述工具和分析工具,随着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影响扩大而被广泛使用后,人类演进中结成的各种稳定人群共同体皆以"民族"来称谓.人是社会性动物,天生就有聚族的本性,民族只是人类聚族本性的结果和形式.然而,个体的人被联结成为民族共同体,是经由一系列聚民为族的机制实现的.民族具有将人口个体整合为整体的机制和功能.这样一种具有底层逻辑意义的人口整合功能,经由国家民族、文化民族两种基本的民族类型而分别加以体现.两种民族的人口整合功能存在着质的区别,但又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进而对人口个体、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形态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民族研究必须关注这一重要的内部机制,探讨其形式和功能,进而构建关于民族的内部性叙事.
进入21世纪以来,巴西日裔社会中围绕二战后移民社会失序的历史记忆书写发生重大转向,基本背离此前五十年间相关历史著述基于批判性唯物史观所确立的历史记忆叙事.此番尝试作为一种社会表征,既折射出 日裔社会试图消弭当年社会失序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话语实践,也反映出当代社会历史语境下重构族群认同的目标取向,进而构成今日巴西日裔社会现实的多维镜像之一.这一历史记忆书写源起于战后未尝清除"皇民思想"的日裔族群,生发于巴西多族群社会,并且受到近来日本官方政策举措的牵引与羁绊.
俄罗斯联邦作为拥有超过190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情况之复杂、民族立法的体系之庞杂,足以成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样本.在俄罗斯现有的立法逻辑中,少数民族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广义上的民族权利主体,按其语言表述和法律概念上的不同,主要划分为基于民族归属的个体权利、基于具体权利主张的个体权利、基于身份认同的少数民族(个体的或群体的)权利、基于原住民特有的身份认同的权利,以及已经出现但是尚未能被俄罗斯学界所广泛承认的、扩大化的少数民族社群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包含了久居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旧居民的权利,等等.俄罗斯民族立法体系分为联邦-地方两级,民族权利的内容主要侧重教育权和文化权,并基于这样的独特结构,逐渐形成了符合自身历史阶段和利益表达的民族立法的内在法律逻辑结构,在旧有的立法理念之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变迁提出了民族的"身份认同"、作为集体权利的民族权利等新理念,以期实现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的统一.
部落是近代以来阿富汗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1747年阿富汗建国之后，杜兰尼王朝在经济、安全和政治合法性等方面严重依赖部落社会，属于“部落国家”。19世纪后期，拉赫曼国王从英属印度获得补助，借此建设现代常备军和忠君的官僚体系；将宗教集团纳入国家控制，避免其与部落联合；通过宗教赋予统治合法性，从而确立了对部落社会的直接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部落社会的割据和自治状态。这塑造了现代阿富汗国家，但也成为现代阿富汗诸多问题的逻辑原点。拉赫曼对现代国家的形塑有其限度，他并未解决国家集权与部落分权的道路之争，也为彻底瓦解部落社会和宗教力量的自治性，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又为后续的外部干涉打开了大门。这些问题在当代阿富汗仍有回响。
拉丁裔美国公民同盟(the 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LULAC)是美国最古老的、最重要的拉丁裔非政府组织之一.同盟的宗旨是维护美国宪法所赋予墨西哥裔公民的平等权利.同盟在提升墨西哥裔公民的教育水平,反抗种族隔离与歧视,影响美国政府对墨西哥裔的移民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盟在发展中还形成了多个特点,即实行同化策略、坚持保守主义政治立场、代表墨西哥裔精英阶层利益.由于美国政府缺乏对墨西哥裔移民的连贯政策、墨西哥裔内部分歧严重等原因,也让同盟的同化策略陷入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表达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坚持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基本原则,更加突出重点行动领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拓展和延伸,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从辩证统一的视角来看,全球发展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制度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方向指引,全球发展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虽然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加强丰富国家间的利益,促进国家间的认同以及加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进而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也面临着世界各国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美西方国家污名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冲击等限制因素.展望未来,中国应立足自身发展经验,创设全球发展知识分享平台;加强发展机制对接,完善现有国家发展制度体系;布局国际发展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倡议合作网络,聚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打造发展命运共同体.
雅利安主义在欧洲的起源及其在伊朗的散布是世界民族国家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脱胎于欧洲东方语言学的雅利安种族主义思想自19世纪后期传入伊朗后,经历本土化和纳粹德国的影响,而成为伊朗界定自我、区别他者的重要认同工具.作为自我东方化的错位认同,伊朗雅利安主义以所谓共同的雅利安身份而将西方视为"我们",以非雅利安的阿拉伯人等族群为"他者",渲染雅利安种族优越与伊朗文明的辉煌.它迎合了伊朗巴列维王朝民族国家构建与西方化改革的需要,成为伊朗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得以广泛散布传播.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雅利安主义经过一段时期的边缘化后再次公开出现,在官方伊斯兰主义主导下继续参与伊朗民族认同的构建,但雅利安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二者内在的排他性使得伊朗并未走出民族认同困境.雅利安主义对伊朗的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和对外交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全面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性意义,可以从马克思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不仅丰富了马克思文明观的内涵,而且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和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走现代化道路、推动本国发展,是当前各个民族和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选择,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现代化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为全世界既想实现现代化、发展生产力又想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发展中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尼泊尔利米谷地与我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接壤,跨境贸易历史悠久.利米人与我国藏族同源,历史上王系的频繁更迭,致使其在归属问题上错综复杂.根据1961年的《中尼边界条约》,利米地区划归尼泊尔管辖.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兴边富民"的政策背景下,尼泊尔利米人直接或间接地成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兴边富民"政策的受益者、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推动者和传播者.关注利米人及其中尼边境贸易生活,对我国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648年,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发动了 一场反抗波兰贵族的哥萨克农民起义,在第聂伯河两岸的乌克兰地区建立了哥萨克自治政权.这是乌克兰历史长河中的里程碑事件.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历史学家从各自角度书写关于这场起义的不同记忆,体现了乌克兰民族独立意识与俄罗斯帝国思维的碰撞.20世纪5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将赫梅利尼茨基起义表述为"1648-1654年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1991年以后,俄罗斯历史学家大体上延续了苏联时期的官方阐述,强调乌克兰人民选择一条与俄国合并的道路.乌克兰历史学家则在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指导下,赋予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丰富的民族革命内涵.近年来,俄乌关系急剧恶化,"去俄罗斯化"成为乌克兰历史政策的核心思想.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书写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国际政治因素,这从历史角度反映出当代乌克兰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及社会"脱俄入欧"的主流趋势.
中华民族不仅在国内发展,而且移居海外,形成海外华人群体,包括华侨和外籍华人.伴随中国海外移民的活动,中华文化也传播到海外.本文以阿根廷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阿根廷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主要类型和重要载体,进而分析阿根廷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作用和局限.本文指出阿根廷的华侨华人主要是来自福建的新移民,在传播中华文化过程中,更多地停留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表层的器物文化和习俗文化层面,对于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层面的传播,在力度、广度和深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在阿根廷的传播,需要良好的中阿关系,并得到我国相关部门的支持,以及阿根廷华侨华人的不懈努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站在世界全局视角提出的顶层设计,为探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解决全球性人类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历经十年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已在周边国家和部分区域取得良好成效,积累了有益经验.但在构建进程中,仍面临着全球价值认同的壁垒、全球治理中大国权责失衡、逆全球化势力冲击以及制度性保障不足等问题.未来,中国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需进一步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手段,提升理论自洽性和现实相容性.同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全球治理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与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并行,积极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制度体系,助推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行稳致远.
在没有诸如暴力冲突等压力,且担忧地方分权会加剧分离风险的情况下,国家为什么还要制定在民族主义地区实施的地方分权政策?既有理论对于英国苏格兰的地方分权这一重要案例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笔者运用并发展公共政策经典的多源流模型,基于一手史料,发现地方小党——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固然是促使国家决策者即全国性大党——保守党和工党由反对转为支持地方分权政策的必要条件,但"扣动扳机"的条件却是小党崛起对大党构成的政治压力,包括由大党在选举竞争中的激烈程度或票仓分布所影响的选举压力,以及执政党处于少数政府困境而需与小党联盟的执政威胁.
为探索以"华侨华人"为主题词的国际学术研究脉络,借助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收录在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2010-2019)十年内的学术语篇进行定量文本挖掘与定性文本细读.结果 表明:多学科跨学科的华侨华人研究得到全球性的关注和支持;"全球化""身份""态度""高等教育""学生""人才"等成为研究热词;全景式的"中国人才流动"与"理解非洲叙事"这两个主题领衔研究前沿;华侨华人身心健康得到高度关注;国内学者在发文数量和前沿观点上把握了国际学术话语权,而高被引作者的相对缺失则说明话语能力与影响力还可望进一步提升.希望该研究能为华侨华人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斐济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土著斐济人和印度裔斐济人的关系成为影响斐济民族国家构建和发展的重要因素.1987-2006年间,斐济发生了四次政变.动荡的20年不仅阻碍了斐济的现代化进程,而且族际关系紧张的局面一直延续下来.经过长期磨合,斐济两大民族基本形成分别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格局,族际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妥协性谈判来化解,但是不能出现政治权力的转移.域外大国通过外交、援助等方式的介入,导致族际关系的复杂化.政府层面的民族整合、强化国家认同、实行合理的民族分权、政治和解,是斐济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
受柬埔寨内战、民主柬埔寨政权以及越南入侵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大量柬埔寨人沦为难民,十多万人陆续迁移到美国,在美国的一些大都市区聚族而居.这些柬埔寨难民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在美国站稳脚跟,并逐渐融入主流社会.与其父辈相比,许多第二代柬埔寨裔美国人在教育和收入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身居大洋彼岸,这个特殊的群体依然有较强的祖(籍)国认同并与之保持较密切的跨国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