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生产网络理论,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直接创新效应及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地级市四位码行业层面创新数据、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与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内规制行业创新水平,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关系对该政策创新溢出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对相对上游行业的创新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显著促进了下游行业的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这一生产端冲击引发的创新溢出主要通过产成品价格和生产率传导实现,且将议价能力强、与下游行业关联紧密的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更有助于发挥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在"双碳"背景下,本文为评估减排政策的创新效应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证据,对未来稳步推进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为缓解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本文使用时变因子载荷的动态因子模型研究各类宏观政策对于抵御全球金融周期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基于借款人的宏观审慎政策在抵御全球金融周期中的效果十分显著;货币政策的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对于政府债务水平较低的国家,财政政策有助于抵御全球金融周期,对于政府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财政政策的作用则不显著;全球金融安全网可以在资本流入骤停时降低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全球前三大或前五大资产管理公司在一国的跨境债券基金中的市场份额越高,基准指数驱动型基金和ETF这两类基金的占比越高,会放大一国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度.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中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防范化解外部输入性风险,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企业地理经济特征的视角,考察了大城市经济集聚对管理者薪酬增速及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越强,辖区内企业管理者薪酬的动态增速越快,并且薪酬结构中股权激励的比重越大,在使用企业迁址冲击、DID模型以及Bartik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学习机制、匹配效应与信息共享,是大城市经济集聚提高管理者薪酬增速和股权激励比重的三条微观作用途径,并且,这三种途径还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此外,在经济活动集聚的大城市,侧重于股权激励的薪酬结构设置对管理者跳槽离职的约束效应更强.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不同地区管理者薪酬差距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丰富了管理者薪酬特征的地理经济解释,并为认识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近年来,各地区不断推出人才政策,城市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力争"孔雀向己飞".本文基于2006～2018年高校招生分数线数据,结合高校科技统计数据与城市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人均GDP显著提高了城市内高校招生分数线,这表明准大学生更倾向于报考经济发达地区的院校.这一结论在内生性处理与各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过提高城市吸引力与高校吸引力,进而提升高校招生分数线.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高房价、物价上升和交通拥堵显著抑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考生的吸引力.这意味着,高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吸引人才,还需提高城市综合吸引力,降低居住成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流入的良性循环.本文从高考招生与准大学生选择角度入手,对准人才是否存在"孔雀东南飞"现象这一问题予以肯定回答,为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吸引政策提供现实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虽然现有文献关注入工智能技术及其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却普遍忽视了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影响企业成长平等性,即智能化情境中企业规模分布问题,这关乎社会公平与效率.为此,本文从技术偏向和企业规模分布均等性入手,首次考察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改变企业规模分布状态,结合2004～2019年天眼查企业微观数据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修正的Pareto指数测算地级市制造业企业规模分布情况,剖析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规模分布的作用,并检验不同技术属性企业和约束条件下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会助推中小型企业规模均等化成长,多种稳健性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旧稳健.这一表现依赖于企业技术属性和外部约束条件,即人工智能技术会使传统企业朝均等化方向发展,同时也会推动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头部化;更高的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企业均等化成长,而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则将推动企业头部化.机制分析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会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这两条路径诱发企业规模分布发生变化.以上结论为拓展技术进步方向和社会平等性问题的研究,以及企业平等地享受技术红利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微观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社保法定缴费率下调的背景下,提升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是确保多层次社保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中国的增值税留抵制度和2008～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研究税制扭曲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会显著降低企业社保实际缴费率和参保率,期初留抵税款占现金流的比重越高,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越低,而留抵退税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保缴费水平.增值税留抵对企业社保缴费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在社保机构征收和社保收支责任越小的地区越明显.机制分析显示增值税留抵会加大企业现金流压力,促使企业降低社保缴费基数,并通过外购劳务服务和加大商品关联销售降低企业社保实际缴费.本文从税制扭曲的角度为理解企业的社保逃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通过优化税制设计提升企业社保遵从和社保基金安全提供政策启示.
不同于以往从地方政府债务对民企金融资源挤出角度剖析民企违约的原因,本文关注地方政府通过拖欠款项、"民借官用"方式建立的特殊关联,对基建民企违约产生影响.2015年,我国开始实施的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通过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来规范其债务融资行为,进而影响了政企间的特殊关联.本文以此次改革作为政策冲击,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改革对于基建民营企业的债务违约欠款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地方债改革有效降低了基建民企违约欠款,侧面反映出改革对控制政府债务风险向微观主体扩张的政策效果.通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本文发现:一方面,地方债改革减少了政府对基建民企的欠款,进而从资金来源上缓解了企业的信用危机;另一方面,改革也通过减少政府依托基建民企来举借银行贷款的行为,从资金去向上堵住了流失的缺口.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多省开始实施"强省会"战略,而"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尚不清晰.利用各省和省会城市以及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强省会"战略对全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从知识溢出和吸收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同构和教育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省会城市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增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强省会"战略不仅促进了省会对非省会的溢出效应,同时促进了非省会城市的创新能力.产业同构和非省会教育资源都可以强化"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对东西部地区、非特大超大城市地区、创新领先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各地依托"强省会"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手商品交易是共享经济的重要一环,本文考察了社交关系与个人数字信用对在线二手商品交易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某二手商品交易平台的数据对相关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了在线社交与数字信用对共享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通过把社交关系区分为一度好友关系和二度好友关系,并分别运用行为博弈模型和引入第三方惩罚的囚徒困境模型,对比分析了社交关系的直接互惠机制与间接互惠机制;然后,把个人数字信用作为声誉机制融入上述模型,分析了社交关系和个人数字信用两种机制的交互作用.我们运用某二手交易平台的大规模数据对前述作用机制的效果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发现:第一,社交关系和个人数字信用均可促进交易,但社交关系的作用显著高于个人信用;第二,社交关系中直接互惠机制优于间接互惠机制;第三,个人数字信用可以起到强化社交关系对交易的支持作用.上述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交关系和个人数字信用在数字时代人格化交易中的突出作用,从而更好地支持以个体交易为主的共享经济等业态的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是中国移动通信业的一次纵向分离式改革,也是国家对信息网络产业的"统一大市场"式改革.近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建设网络强国,而移动通信业正是"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的基础设施领域之一,为考察其改革成效,并在"十四五"时期更好地指导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本文使用鲍莫尔(Baumol)的成本次可加方法实证测算铁塔设施的自然垄断属性,并剖析成本属性影响行业产出绩效的具体机理,然后在国内首次构建基于随机推断的小样本双重差分模型(Randomization Inference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RI-DID)评估此次纵向分离改革的政策绩效.实证结果表明,信息基础网络上游环节的通讯铁塔设施有一定的非自然垄断属性,垄断式的经营因推高成本而导致下游运营商产出显著下降.从政策含义看,在网络型自然垄断产业或非自然垄断的网络环节,纵向分离改革需审慎推进.从方法论看,本文一是改良了成本次可加模型的数据选取方式,避免因不区分上下游业务环节及垄断利润过高造成自然垄断属性误判;二是引入随机推断法,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双重差分法的小样本学术难题,有助于双重差分模型在政策绩效评估中的进一步科学应用.
在全面脱贫背景与共同富裕目标下,能源消费公正对人民美好愿望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区别于"一刀切"的能源贫困线,本文利用基本需求法、QUAIDS模型和等价尺度法测算不同地区能源贫困线,采用能源贫困指数和似不相关回归法对中国能源贫困的时空演变、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6～2018年中国能源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但能源贫困整体较为严重;地区能源贫困线基本形成东高西低的特征;新能源供应系统完善有利于缓解能源贫困.基于能源消费视角,精准识别中国不同地区的能源贫困状态,制定中国分省能源消费的差异化政策措施,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促进绿色消费提供有效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积累和计算机算力迎来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也适时强调了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发展和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从扩展后的终端产品(GFP)视角出发,将时空融合转化器算法(TFT)引入经济预测领域,对我国宏观经济系统内的产出指标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批量式预测,并通过算法内部的变量选择网络和多头注意力机制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综合评估了2019～2021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结论表明,在增长动能方面,我国产业演进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即工业的清洁生产转型、建筑产业链的外需驱动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加速发展;在生产结构稳定性方面,我国工业生产体系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较服务业等其他产业更具韧性;在政策效能方面,宏观层面上我国货币政策较财政政策整体效能更强、但传导速度稍慢,产业层面上我国工业、农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均在更大程度上受货币政策驱动,而对服务业来说,财政政策效能更为显著.本文拓宽了 TFT算法的应用范围,印证了前沿深度学习技术在经济学领域存在着较大应用潜力,有助于促进入工智能和经济研究的交叉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金融体系稳定健康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内在要求.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作为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的发展问题一直广受关注.本文基于地区金融发展和微观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数字信贷发展水平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数字信贷和银行网点扩张之间存在"U"形关系,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银行中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在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数字信贷和银行网点扩张间的"U"形关系更加明显,同时农村商业银行的网点扩张与数字信贷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明显的"U"形关系.在微观层面,本文发现数字信贷与家庭正规贷款规模之间也呈"U"形关系,这是对宏观实证结论的进一步验证.本文为理解数字信贷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提供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证据,"U"形关系的发现也解释了相关文献的部分争议.
深入了解涓滴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促进消费视角下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稳定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利用1992～2016年城镇住户数据构建动态面板,基于欧拉方程和工具变量法,从收入分布视角探讨同一城市内高收入家庭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涓滴影响.结果显示:在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条件下,收入最高20％家庭消费每增长1％引致中间60％家庭消费增长0.050％～0.057％,中间60％家庭消费每增长1％引致最低20％家庭消费增长0.185％～0.231％,涓滴效应主要从收入高分位向低分位传递影响;通过地位寻求动机下的向上攀比,消费涓滴效应显著提高中间收入家庭的设备品、教育、通信与娱乐用品、居住、食品等消费分类支出和比重,提升高品质消费品的拥有率;促进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和稳定消费品供给价格是发挥涓滴效应的关键因素,而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降低涓滴效应的影响.充分发挥居民家庭尤其是中间收入群体的消费涓滴效应,在多重不利环境下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地理格局从产业集群转向创新集群,传统以地理距离为边界的区域发展格局被逐渐打破,中心与外围城市之间技术互补关系逐渐成为主导.本文运用技术复杂度和城市间技术互补指数对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进行重新识别,并对互补性技术体系下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断缩小的特征;中心与外围城市间技术互补促进了创新集群经济增长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结构呈现从技术竞争向技术互补的转变,中心与外围城市技术竞争对创新集群经济增长收敛具有抑制作用;外围城市协同式创新水平和倾向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互补程度.这些经验证据的政策含义是转变区域发展思路,实现从以地理半径为导向到以技术半径为导向的逐渐转变,增强城市间、都市圈与城市群内外部城市的技术互补,赋能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实现城市间技术分工与合作,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推动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既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任务.从产业支持政策来看,以标杆上网电价为代表的电价补贴,是中国促进风力和光伏发电的重要手段.通过产业链供需关系,下游发电环节的补贴政策影响效应可以传导至上游装备制造业.本文以2009年起相继实施的风电和光伏标杆上网电价为例,尝试分析新能源发电环节的电价补贴与上游装备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本文分别从企业外部市场竞争与内部创新基础两个方面,探讨了电价补贴政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电价补贴对风电和光伏装备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负向影响.且外部市场竞争越激烈,电价补贴的负向创新效应就越强;而较好的内部创新基础可以削弱电价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冲击.本文的研究不仅从产业链传导视角对电价补贴的创新效应进行了有益拓展和补充,而且为推助"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提供了政策参考.
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实现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重要依托.本文基于Melitz(2003)和Bai等(2019),在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将企业出口模型拓展至企业增加值出口模型,并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发展对GVC网络深化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各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进步能显著促进GVC网络的深化.人工智能对GVC网络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替代和缓解资源错配实现.相比于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对深化发展中国家GVC网络的促进效应更强;相比于高出口依赖型国家,对低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积极效应更加突出.人工智能除了影响各国GVC网络的深化外,还能延长GVC长度,增强GVC竞争力,以及推动各国向GVC上游攀升.这一发现对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