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中国劳动者既是生产社会财富的主体,又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主体.正确理解劳动在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性,既要承认一切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及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共同劳动的必要性,又要彰显劳动对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重要贡献.但是,我们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防止异化劳动的危害.异化劳动的危害主要有:劳动者生产的物质财富被私人占有;劳动自我异化的工人丧失更多取得收入的机会;劳动异化的工人会与美好生活疏离;劳动的异化将导致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本文在揭示异化劳动对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会产生危害的基础上,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规避异化劳动的路径安排:一是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在初次分配中;二是构建劳动贡献导向的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机制;三是切实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侵犯劳动者自由劳动的权益;四是始终坚持劳动贡献为主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共同富裕.

无论是从老年人口规模,还是从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来看,当前中国正面临史无前例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且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尤为明显.如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保障老年群体生活水平并实现美好生活需要成为现阶段研究的重点问题.南京审计大学江世银教授的新作《金融服务养老研究》从金融服务养老的需求展开研究.

新时代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它体现了其目的性、过程性及贯穿其中的方法.要稳步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必须要探寻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和制度问题.新时代共同富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保证了高质量发展中促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的生产条件,其分配关系保证了全体人民按其所有、按其所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而其市场体制保证了高质量发展充满活力,以巩固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主要贡献在于:从整体上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巨大作用;提出了中国"平放橄榄型"分配格局及"一、二、三次分配"都应"公平与效率兼顾"的观点;揭示了通过动态消除地区、行业、个人的财产收入及机会差距,从而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机制和途径.

在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是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过程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目的性及创立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开创性.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贯穿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方法,必须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继承"、"扬弃"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及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也为全世界劳苦大众作贡献,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分配制度的重要实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和基础.

人工智能产权的形成为马克思产权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材料、新活力,是马克思产权思想当代发展的诠释.关于人工智能产权,从内涵到特点,从基本问题到当下的现实问题,都能从马克思产权思想中找到依据.人工智能产权不仅具有马克思产权思想阐述的一般特点,而且还具有时代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仅包含价值消亡的历史性,而且还凸显了财富涌流的现实性;既突出了人机对立的一面,又内含了人机融合的制度条件.虽不构成当代产权主体,但在对新的社会权力垄断的揭示和产权侵害问题的警示上突出其实践指向.总之,人工智能产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凸显了马克思产权思想的当代价值,对我国的产权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研究,目前还有很大的理论空间.本文认为必须从以下方面保证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在共同富裕科学内涵的界定、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共同富裕的具体做法、共同富裕的标准制定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方面,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我党100年来寻找到的科学方法,必须运用这个方法于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党100年来努力奋斗,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都在实践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同时,在共同富裕过程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分配制度及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印证并指导着当代中国资本有机构成的演进.研究发现,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在国内外学者的推进性研究下呈现进一步发展的新态势,同时当代中国资本有机构成已具有下列新特征:资本有机构成是缓慢上升的,其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三大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有差异.实践中伴随中国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上升,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十分显著.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冲击或将对资本有机构成产生严重影响,一方面使其急剧增大,另一方面导致其分布在各地区、各行业领域严重不平衡,并形成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面对高新技术对中国资本有机构成带来的新挑战,需要正确引导社会对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应用,适度培育智能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优化劳动者的能力结构,合理实施反哺政策.

金融审计是金融监督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世银的新作《当代中国金融审计研究(1983—2018)》主要研究的是当代 (从审计署成立到2018年) 中国金融审计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推进完善国家治理视域下的金融审计注重把握其发展规律, 以维护金融安全为中心, 以促进深化改革为主线, 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目的.它在推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正在成为推进完善国家治理下的审计, 标志着金融审计逐步走向成熟.金融审计已成为监督金融活动、防范金融风险、全面治理金融的重要手段.每个阶段的金融审计各有侧重点, 各有特色, 构成了当代中国金融审计的重要内容.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背景下具有许多新的特点,而以哈维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对其作了深刻揭示.哈维认为,资本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与资本主义国家紧密依赖;资本有多种占有财富的途径,在各个领域对劳动进行剥削和掠夺,对社会的控制及垄断是其基本特征;资本本身就是矛盾.他在此基础上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只是解决资本社会的外在力量,是提高资本赢利的工具.哈维忽视了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大增长、新的技术分工形成、社会分工更加专门化高级化的现实,忽视了人工智能促进现有资本系统不断突破进而促进资本社会消亡的重要作用.他的观点不仅与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相左,而且形成了当今社会人工智能的发展悖论.应当认为,在研究内容、解决矛盾的政治方案及其方式方法等方面,哈维的理论有很多局限性,但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仍具有重要意义.

整体价格扭曲是指在一定的特殊因素影响下,全社会出现异常供求关系,导致在所有行业的所有商品交易过程中价格出现反常波动的现象.整体价格扭曲不属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它的形成机理具有特殊性,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货币新形式的不断发展,是形成整体价格扭曲的重要因素.为防范整体价格扭曲风险,应尽力从多角度控制货币形式的数量;尽力抑制当代货币影响货币乘数的突发性;尽力增大新型货币形式带来的社会收益;适时调整法定货币的数量;通过多种途径减少人们对当代货币新形式的数量需求.

本文通过多维贫困识别方法构建相应指数,提出了在返贫和脱贫不同方向上对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分解的思路.同时,用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收入依然是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主要维度,但在改善收入贫困的同时应该防范健康维度返贫的风险.第二,农村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在不断改善,但是由于返贫的影响,脱贫的效果受到了较大削弱,因此在注重脱贫的同时,不应忽视返贫的风险.第三,持续贫困人口贫困状况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是2012年的恶化状况提示我们对于暂时未能脱贫的人口,还需要采取措施缓解其贫困状况.

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发展迅猛,形成对中国劳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失业结构中的技能技术性失业难以控制.人工智能印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局部工人与总体工人"理论的正确性,更完整地阐释了"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现实,"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理论;印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真理性,马克思"机器排挤工人"理论的历史与现实性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趋势.以经济增长为核心解决失业问题的理论对人工智能背景下解决中国劳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很大局限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就业理论,做好人工智能在当代中国各行业运用状况的管理及其对三大产业劳动力供给影响的预测,制定人工智能发展和运用的战略规划.由国家引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及在三大产业中的优化配置,培养人工智能方面的高素质人才.用人工智能带来的高效率反哺被其淘汰的劳动者,是解决中国劳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条可行路径.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本文在改进A-F多维贫困指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维返贫识别及测算方法。采用这些方法,本文使用2010²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民工多维返贫进行了测度,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返贫是目前中国农民工发生贫困的重要原因;第二,新一代农民工返贫指数低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二者差距在缩小;第三,健康、融入城市等维度对新老农民工多维返贫的贡献不同。</span>

长期以来,中国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然而现实情况表明,这种思路及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悖论.坚持马克思失业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顺应社会科技发展的潮流,提升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的能力,调整各产业的资本结构,使各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处于一个适当的程度,才是解决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框架,在理论上具有二元性.生态马克思主义注重从消费需求角度强调应用合理正确的需求观、价值观、伦理道德来约束和引导人们进行绿色消费,但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认识上却不如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深刻,后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注重从社会生产和供给的角度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环境对生态问题的影响.因此,马克思的生态经济理论仍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时,应当从历史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制度等方面来分析影响生态环境的本质原因,并辩证的看待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按发展阶段可分为早期的消费需求观、发展期超越经济理性的消费观、成熟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批判观，以及不断完善的消费伦理观。应用该理论解析我国低碳消费问题，能为我们倡导低碳消费和促进低碳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中消费问题的本质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一定偏离，这需要我们辩证对待。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合理应用生态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的理论成果，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升我国低碳消费水平。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为我国2020年顺利实现全面小康乃至达到实现“中国梦”的宏观目标指明了方向.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显然,要进行全面迎新,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是一条必由之路.

中国经济学期刊的国际化是一个被全球受众知晓、接受、运用的过程.它受中国的科技水平、文化交流难易、传播手段、自身质量、对外开放程度、国际受众因素的影响.传播手段及自身质量是可控因素.数字化可以催生中国经济学期刊形式上的国际化.中国经济学期刊国际化的实质是使其成为全球共有、共享、共用的国际性期刊.中国经济学期刊的民族性完全融合于国际社会之后,才是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境界.

当前，理论界针对中国深化改革的现状，形成了不少新成果，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弱市场强政府论”及“强政府弱市场论”都是片面的；在发展劳动价值论上，“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看法也值得商榷；在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方面，不能因为当前“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并存”就忽视按劳分配进而强化按要素分配，甚至否定按劳分配；在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方面，必须坚持中国农地的公有制，不能通过确权，过分扩大农地的产权范围及作用，应对农地产权长期不变的规定作新的解读；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混合经济形式要因地制宜；在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方面，一定要认识到“碳交易”实际上是大国主导的话语权交易。

当人们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及服务业的时候,不应忽视农业产业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产业集群化只宜在工业领域进行,中国农业实施产业集群化在理论上缺乏依据,在实践上也缺少范例.实际上中国农业产业集群化不仅具有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更具有强有力的实践依据.中国农业产业集群化,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完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