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历来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对象,历史时期中国能够实现统一与国家安定,自然离不开对边疆尤其是北部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发展农业可视为汉代以来中原王朝治理边疆的常用手段,在北部边疆地区的推行尤为普遍,农业的推行及产生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发展变化上.农牧交错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人缘优势、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较为明显,具有突出的植被过渡性和边际效应性.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农牧交错带也被称为"边际土地",此区域土壤贫瘠脆弱,生产力低,当地自然环境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变迁,因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恶化在历史时期较为常见.农牧交错带最早提出于自然科学领域,被引入历史学后成为研究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过渡地带及双方之间关系的重要概念.历史时期的北方农牧交错带不单单是一条地理过渡带,更是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政权碰撞与交融的历史见证,反映了中原农耕业与草原游牧业南北方向上的波动,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及文化形态在地域组合上的变化.
目前围绕中国经济学社的研究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聚焦中国经济学社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关联性研究尚较薄弱.本文以中国经济学社1925年提出并被社员躬行践履的四条宗旨为出发点,基于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统计分析,对该社关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思想与实践探索历程进行全景式剖析.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学社在推进中国经济学构建过程中,呈现出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演进再到理论建构的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逻辑层次和演变路径.首先,学社重视编译经济书籍,这既表现为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进,也体现在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挖掘中,二者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基础;其次是解析中国现实经济,为中国经济学构建奠定实践基础,并在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问题方面呈现出经济学研究中国化与创新性特征;最终目标是通过精深经济学研究以实现中国经济学之构建.中国经济学社的有益探索可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诸多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在东南山场产权确认的历史过程中,契约和乡约族规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家权力的介入则可以说是这整个过程的背景,它还通过赋役和诉讼制度提供了确权的工具.一方面,国家把人们在山场中居住、生产的权利与他们的户籍身份相联系,部分山场也被作为"事产"编制入户籍和地籍;另一方面,民众在山场开发中报税报垦,在纠纷中诉诸官府裁断,并使用各种赋役文书作为确权凭据,用户籍地籍中的税亩分庄记录山场股份的分配.由此从制度到实践,山场确权与赋役制度捆绑在了一起.由于东南山区的快速开发,同一山场空间的产业形态和地籍类型都处于变化之中.田地山塘是赋税科则的分类概念,官府在争讼理处中对田、山产权认定的不同处置,也与它们在赋役系统中的不同地位有关.户籍和地籍作为国家控制和汲取资源的主要工具,是赋役制度下规定、控制民众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文书,当它们被用作确权时,也是在重申和强化这种控制关系,而不仅是证明产权的存在.
清代孔府差徭优免是朝廷赐予孔府的一项经济特权.这一特权在孔府接收人户、扩充田产、捐纳官职、扩大保甲组织编审范围的同时得到进一步延伸.这种无补于国帑、有累于贫民之事与中央和地方产生纠葛,且主要焦点在于各方对应差百姓的争夺.在此过程中,清廷为维护权威对衍圣公严加斥责,州县政府为平衡地方事务采取折中的办法.在孔府差徭优免权扩大的背景下,清廷出于统治需要对孔府宽严相济的态度,州县政府在保障地方事务正常运转与维护孔府特权之间两面为难的处境,以及基层百姓攀拉观望的实际行动,以上种种展现出各方为利益相互博弈、相互妥协的多维面相.
依据《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中民塘登载方式的不同,可将民塘分为"有固定业户的民塘""无固定业户的民塘""分塘底塘面业户的民塘"三大类型."有固定业户的民塘"的突出特征是在"业户名"一栏下登载各业户户名,塘税由这些业户独自承担,民塘可单独交易,可蓄养水产."无固定业户的民塘"的突出特征是在"业户名"一栏下登载"各田拍乞(讫)"等词语,业户只拥有灌溉权,无蓄养水产权,民塘自身不能独立交易,各业户分拍的塘亩必须"随田交易",且塘税按各业户分拍的塘亩交纳."分塘底塘面业户的民塘"的突出特征是在"业户名"一栏下分塘底、塘面两列登载,其中"塘底业户"的性质与第一种民塘类型相同,而"塘面业户"的性质与第二种民塘类型相同.从塘亩纳税额来看,政府将塘定为一种土地类型,主要目的不在于征税,而在于保证田的灌溉以及水利设施的有序维护.民塘被视为田的附属,是保证田赋顺利收取的前提条件与基础.
李军教授等的新作《气候变化对清代华北地区粮食生产及粮价波动的影响》2021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粮食生产更是中国社会的重中之重，对历史时期粮食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全球性粮食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于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研究有增温的趋势,但还是偏弱,科技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短板.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史的角度加强对科技史,也就是生产力发展变化的研究.关注"政府行为"是目前进行生产力研究的焦点之一.由于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大国,政府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有效边界到底在哪里,历史能够提供哪些经验教训,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的.政府的科技政策又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关键部分,作为赶超型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新时代、新阶段产业优化升级的主要动力.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科技和产业正在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许多科技成果和技术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创新.从中国的科技投入、研发投入比重与发达国家的比较来看,按研发总量投入算,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专利申请也位于世界前列.但是,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政府下一步怎么做?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赵德馨先生系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大师，是国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公认的古今中外贯通的通才。赵德馨先生从事经济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60多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因此，由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史大师和通才组织并主持编撰的中国经济史辞典，能够避免断代经济史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有效确保辞典的高质量。
由胡铁球、李义敏、张涌泉主编的《兰溪鱼鳞图册合集》，收录明代至民国时期的兰溪鱼鳞图册749册，其包括官册和民册两个系统。官册为浙江省兰溪市档案馆所藏746册《同治兰溪县鱼鳞图册》，民册为《同治兰溪县二十三都四图西大字鱼鳞图册》《同治兰溪县二十三都四图北大字鱼鳞图册》《民国兰溪县二十四都二图中商字鱼鳞图册》等6册。
魏文享著《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2022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从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的脉络出发，基于“制度内外”及“上下结合”之多维视角观察，围绕公共税收、政府借贷、经济增长和财政信用为中心的循环体系之建立，系统考察了所得税在近代中国之引介、立法、制度与征收进程及命运，廓清了所得税制度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路径。
本文利用州县司法档案,以重庆府巴县为案例,考察晚清县衙书吏的经营活动与财税运作之间的关系.晚清四川的地丁加征为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创生了空间.书吏利用其所有的或能够施加影响的钱铺、商号,作为县衙策动公共资金的融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书吏的私人产业与公共资金融混在一起,既加剧了税款流失的可能,亦为其个人招致赔补风险.这使得书吏内部发展出基于抵御风险及短期资金需求的"合伙(朋参)"机制.本文描绘了 19世纪后期一个与科层组织相嵌生的商业性"场域"是如何参与到政府财政活动中来的,以及地方政府是如何处理由此引发的借贷、债务及信用问题.
本文以百余份清代山西、徽州等地的分家书为核心,深入考察商人家庭的分家选择及其与商业经营的双向互动,进而揭示家庭生产、经营方式与分家制度的内在联系.商人家庭的分家通常以延续商业经营、维系商业组织的整体性为 目标,通过分店经营、设立股份、划分资本银等方式,在实现诸子均分的同时减少因家庭财产传递而引发的经营风险.相较于小农家庭分家析产的模式,商人家庭的选择可被称为"分家不析产".另一方面,商人家庭的分家选择也受其商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商业利益成为家庭分与合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经营不善的商号,分家成为整顿商号组织、清理债务乃至中止经营的契机.商号、股份、资本等不同形式的商业资产也被广泛用于父母养老,成为联结家庭的经济纽带.
唐继尧主滇时期,云南省先后发行随粮公债、护国公债、靖国公债等1700万元内债,但民众无力认购,募款寥寥.省政府遂通过省属富滇银行增发纸币提借近9000万元,并筹借随征整理金融借款,从而形成十倍于岁入的巨额债务.在公开发行的内债上,呈现出发行额大实募额小、特定发借对象且募借主体单一等特征.在非公开发行的内债上,以直属的富滇银行为工具,超发纸币并直接提借,呈现出"按需印钞,因需提借"特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金融紊乱,民生困苦.这一时期,云南省内债规模愈趋增大,结构愈发繁杂,也从侧面反映了云南省财政从困难、恶化到濒临崩溃的嬗递过程.
唐代官员俸禄包括官禄、俸料、职田、力役及其他类型.州县官员的俸料在唐前后期有显著变化.唐前期俸料大致按比例分配,由于可供分配数和员额时有变化以及地方长官决策的影响,俸料分配具有灵活性.安史之乱后,大历、贞元和会昌改革明确了按定额分配的俸禄制度.在藩镇体制逐渐形成和两税三分的背景下,留州钱中的"州县官正料钱"供俸料分配,但州县并未完全按照中央定额实际支给,而是存在因财政困难无法发放或俸料远超定额的情况,因此朝廷多次下敕诏支援或限制部分州县.从正史、墓志、诗文等材料可证,部分藩镇下的州县并不遵循国家旧制和节度使惯俗,对俸禄的分配和管理具有自主性.从制度规定与实际情况不相合的俸禄分配状况,可窥探唐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弹性和财权问题.
20世纪初发生在湖南湘潭的一桩民船航运业诉讼案,展现了当地船行制度的变革、绅商势力的抬升以及运输业市场的分化.自五口通商以至清末,湘江下游各籍船户和船帮灵活能动地绕过行有百年的船行中介制度,改与地方商界、新兴洋行和轮运公司直接合作,在与新兴轮船运输竞争的同时亦形成彼此融合互补的态势,民船航运业并未因轮船的引进而迅速衰落.相较轮船航运等近代性变革力量带来的挑战,旧有制度体系、内陆商业社会和区域市场结构等多维因素的嬗变,才是当时长江内河民船航运业亟需因应的时代变局.透过微观深描多个维度的历史变因,有助于宏观把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新旧之间、中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李金铮教授的专著《“底色”顽韧：近代冀中定县小农经济的延续与渐变》，2022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主从区域社会经济史视角，以1849—1936年的冀中定县为时空范围，从人地比例、土地分配、家庭规模、农业生产、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家庭手工业、集市贸易、农民借贷、赋税负担、农家消费和乡建实验等方面，进行“解剖麻雀”式的阐述和分析。本书通过研究小农经济的结构、运作形态及其变迁，揭示农民生产与农民生存的动力机制，寻找本区域的特性以及与其他区域的共性，在与乡村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先行研究进行对话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解释。
中国古代是农本社会，传统农书可谓汗牛充栋，其内容涵盖农学、农业经济、社会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是传统经济及科学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邱志诚教授86万字新作《宋代农书研究》（凤凰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首次对有宋一代农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本书主要探讨了宋代农书激增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宋代各类农书分别加以研究，专章论述了宋代代表性农书即陈旉《农书》的重要贡献，探讨了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传播方式及其与宋代农业发展的关系。不仅如此，本书还将宋代农书与元明清时代的农书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最后，该书还论述了宋代农书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
城市房屋作为土地上的附着物,与乡村土地一样,都是财富资源.对城市房屋征税和租赁都会产生经济收益,虽然数额不大,但仍然会体现一定的国家财政职能.元朝房屋租赁和屋税征收的城乡分野并不突出,录事司的记录成为观察国家获取城市资源经济收益的重要窗口.明代房屋租赁延续前代,且官房租赁发展比较成熟,管理较规范,其收入在房屋经济收益中所占比重较大.政府对城市房屋的征税在明中后期发展突出,其基本要素,如计税依据是"税间架"、只在城市征收、限于民房等,较之前清晰.屋税的形成,多与城市的治理、差役和商业有关,而国家始终是推动房屋租税变化的主动力.官房租赁和城市屋税产生的收益是国家汲取城市经济资源的具体体现,其作为城市范围内的财税收入,也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元明城市房屋租税的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古代城乡分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本文考察南直隶这个特殊行政区域的养马徭役问题,探讨了环境上不适合养马的腹心地区马役的编派、变化、地方应对、负担轻重,即研究马役佥派下的养、买、折问题.虽然南直隶普遍论地派养马匹,但种马派征仍以丁为系,整个赋役体系"丁粮兼论"的框架并未完全打破.而从寄养马匹于北方,到往凤阳以北买马,再到直接买补马匹递解、帮马户买马,明代赋役体系的变化过程清晰可见,但养马徭役一直存在而且并未完全折纳,折银进程也不是线性的替代过程.折征、买补、朋养、预借本折马银两,一系列变动反映出赋役被逐渐纳入更易操作的财政核算框架之内.养马徭役作为赋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揭示了明代国家的财政困境和前近代政治组织在制度运作层面向现代国家演变的趋势.
在清代十三行对外贸易中,潘振承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行商之一.他青年时代即开始参与马尼拉的贸易,熟稔外文,积累了商业经验.18世纪40年代开始,潘振承将生意转向广州,活跃于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在广东官府和外国商人里都颇具影响力.他作为广州第二次公行成立和解散中的关键人物,通过同文行以总商身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他欧洲各国商人进行贸易.他人情练达,能协调官场及各方的关系,化解危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经营浮沉中,展现出非凡的商业和政治智慧,驰骋于欧洲各国商人在广州的贸易往来,积累了巨额财富.潘振承的成功不仅有其个人和家族层面的意义,也是广州对外贸易发展史上的厚重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