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旨在促进贫困乡村全面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解构制约乡村发展的多重障碍.在乡村振兴进程中,要系统总结脱贫攻坚的成功实践,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支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厘清“贫与非贫”“农与非农”的治理边界,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将国家统一部署与地方实际相结合.从实施方略、要素支撑和组织领导制度三个方面,巩固、扩大和提升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向农村地区积极推广脱贫攻坚中积累的经验,建立消除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统筹推进包括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加快补齐农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农村人民公社是在国家催生基础上形成并存续于集体化时期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发展轨迹经历了国家催生、格局形成、两次异动的"三部曲".在这一过程中,充斥着体制重塑与多方互动的色彩.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进程中,国家为主导因素,公社与基层干部为联结纽带,农民为最终执行者.在人民公社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整合与重塑乡村社会,并引发两方面效应.一方面乡村社会与农民为国家整体战略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又存有一定的消极抵制情绪.在这种博弈互动与碰撞中,虽未从根本上形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良性互动,但使该制度得以存续和深化,并发展作用于整个集体化时期.

就业体制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城乡劳动力迁移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支撑.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就业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由"统包统配"发展为市场化的就业体制.城乡二元分割的就业体制被打破,一体化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并完善.城镇就业体制变革和劳动力转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特征,形成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劳动力市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存在被边缘化的倾向,这固然与以应用为主的西方经济学"西学东渐"有很大关系,但也与教学方针不明确、缺乏权威教材、理论体系不完善、师资队伍以及教学方法等问题密切相关.探索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明确教学方针是"单轨制",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唯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创新发展比较健全的理论体系,实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程,为经济学教材提供指导,建设一批高素质的经济学教师队伍以及改革创新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模式,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回顾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值此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以“新中国70年成就和经验”为主题的第十九届国史学术年会在这里隆重开幕.我代表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出席年会的各位领导和学者致以诚挚的敬意,对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五老”参与乡村治理的意义重大、作用突出,逐渐成为乡村治理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完善“五老”参与乡村治理应从六方面入手:把“五老”组织起来,形成工作合力;坚持量力而行、本人自愿原则,按专长做好“五老”人员的配备使用;搭建组织平台,完善体制机制;发挥党组织团结凝聚的核心作用;激发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关怀“五老”人员,创造良好氛围.

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具有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属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49-1978年,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实施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导致“畸重畸轻”的产业结构;1979-1997年,以改革开放为基础,纠正失衡和产业协调发展;1998-2012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内外需扩大和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呈现重化工业重启的特征;2013年以来,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研究每一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结构升级的成因以及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探研新中国产业结构发展演变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为新常态下实现“双中高”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历史借鉴作用.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成功的实践之一,它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本文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的性质、衡量标准和历史经验,提出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下去.

1949—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国家催生的基础上,大体经历了衍生发展、短暂异动、格局形成的"三部曲".这一进程中,充斥着国家整合与体制重塑的色彩.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进程中,国家为推动性因素,集体为连接性纽带,农民为最终执行者.在经历了衍生、发展、高潮、异动与基本形成的进程后,农业合作化存续发展并作用于整个集体化时期.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为了梳理世界产业与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推动新形势下中国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的深入开展,2018年4月14日至15日,由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科学出版社历史分社联合筹划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工业化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4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跨界交流.

统购统销制度在其发展演进历程中,曾面临"大跃进"时期的危境,国家与农民关系呈现出"失衡"的异动.而这种平衡的打破源于粮食问题和购销政策的嬗变.有鉴于此,国家通过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多重调整,实现了对危机的化解.而农民和乡村社会对此既有积极的互动,又有消极的抵制.在这种博弈中,虽未形成国家与农民在这一领域关系的根本良性互动,但使该制度得以存续和深化.

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来说,是围绕着中国如何尽快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快速实现工业化而调整演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就的强大政府,使得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都从属于政府,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演变,基本上遵循着这样的历史与逻辑: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标和与之相应的制度,经历了一个由"全能型"向"效能型"的转变;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之一,服务于发展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的式微经过改革开放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而社会演变则是在上述两大因素的作用下,由新中国前30年的单一公有制下的高度组织化,经由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城市化的推动,而转向阶层多样、利益多元、城乡一体的市民社会.今后三者关系发展的目标,应是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①之间的财政关系是一个国家财税制度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经历了一个财政分权的过程.这既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方式.学者们从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视角审视和探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对中国法治化进程、政府治理、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支出结构、公共品供给等诸多层面的影响,相关成果不胜枚举.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梳理和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财政分权的过程中,央地财政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内在逻辑.

中国现代工业的萌发如果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算起,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80多年里,中国的工业化屡屡受挫,于艰难竭蹶中曲折前行,其情形和缘由国内外学者已备述.尽管对于今天的改革和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60多年的工业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更具“借鉴”作用,但是其研究队伍和研究的深度、广度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经世致用”的需要,因此,作为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常有焦虑之感.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各国都致力于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契机以实现长期发展,但发达国家因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危机和国内深层矛盾而缺乏持久增长动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凭借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而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是新兴国家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大国,随着经济总量持续壮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最有力倡导者,并通过"一带一路"开启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更重要的是,中国所倡导的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深得各国人心.国际社会为中国崛起开辟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新境界.

进入21世纪,中国抓住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和战略机遇,通过三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实施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在政府职能转变、发展方式转型、收入分配调节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十三五”规划承载着解决历史难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历史使命.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导下,“十三五”规划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三大发展战略为依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道路,并在过去一年的实施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作为一种完整制度形态的统购统销制度,其解体过程大致经历了政策松动、双轨并行、新制衍生的“三部曲”.在这一过程中,充斥着体制重塑与多方互动的色彩.在多层面的互动进程中,国家为推动性因素,市场发挥了连接性作用,农民为最终执行者.在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解体过程后,统购统销制度最终消亡,并衍生出了新的农村商品流通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是我们坚持四个“自信”的关键所在.但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以更高的经济效益、更低的发展成本和更快的发展速度,才能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这也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效益型、内涵型发展的原因.在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再次面临升级和优化,资源和环境约束更为严峻的条件下,转变发展方式、走上效益型发展道路更为紧迫.然而,这并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方式没有转变,经济效益没有提高,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并且发展方式是一个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因此,怎样看待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给予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评价,成为中共党史和经济史研究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将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具有激励作用的范围内,是全球各国都没有解决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是国家为加速工业化而不断探索能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历史,而其中的收入分配制度则同时包含着两个目标:一是现有制度能够保障有足够的积累可以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在发展是硬道理和加快工业化这个大前提下,改革开放之前是在高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基本政策下,实行高度平均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特别是在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其政策目标是:既要通过保证资本的收益以提高积累和鼓励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又要增加人民的流动性收入,并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内需和社会的安定.在进入21世纪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党和政府将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和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和均等化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近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