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海关作为连接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的纽带越来越受到重视,其所在地区的口岸营商环境成为影响企业开展跨境贸易、投资的关键因素.然而,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发展存在非平衡现象.本文以直属海关层面统计的通关时间作为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的代理变量,分别在进口、出口方式下,利用Dagum基尼系数考察了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来源结构分解,并基于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方法揭示了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样本考察期内,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地区差异明显,其中,京津冀地区口岸进口营商环境受疫情影响较大,长江经济带和广东地区口岸出口营商环境具有较强的通关韧性;第二,整体层面上,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的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是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区域内差异贡献率相对较低;第三,随着时间增长,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地区差异存在动态收敛特征,且出口方式下的收敛趋势更为显著;第四,随着时间跨度增长,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呈现稳定状态,尤其是进口方式下便利化程度高的地区将保持不变.因此,口岸地区政府应当加强海关科技创新,推进跨关区人员交流工作,增强执法主体间协作关系以及强化执法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能力.
CPTPP通过"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等条款进行总则式安排,同时在各章节中进行特别的"深化"例外设计以对所敷不周进行补救,体现了一定的包容性.对CPTPP国企章节例外条款进行文本解构,以及对既有成员如何善用例外规则进行考察,可以为我国加入CPTPP的相应例外建构提供思路:对主权财富基金模式进行探索并促成例外生成,以公布名单和推动混改来适配中小型企业和次中央级企业例外规则,基于金融安全和经济紧急情况施行国家经济安全例外,履行政府职能例外以及提出不符措施;针对"国别例外"板块,助推特定行业例外和特定政策例外;在和现有成员国进行加入谈判中既能顺应CPTPP对竞争中立的基本要求,又能利用好例外条款为我国国企深化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
由于《民法典》未承袭《民法总则》第142条关于国际条约适用的规定,导致在涉外商事审判中,对CISG的适用出现了法律依据上的空白,致使CISG在国内司法实践中存在不确定性,引致涉外商事审判准据法选用的不统一.但是,"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要求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对CISG进行优先适用.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效果的提升也需要正确适用CISG.此外,我国立法沿革对CISG的优先适用有明确要求.为完善我国涉外商事审判的法律适用程序,建议一方面通过国际私法立法及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CISG在我国涉外商事领域的优先适用原则,另一方面可通过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对CISG的适用程序步骤予以明晰,以定期业务培训的方式提升法官涉外审判业务能力,减少法官在审判中对CISG援引适用的不确定性,增强涉外商事审判中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充分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是后发国家赶超领先国家的可行途径,通过扩展的李嘉图贸易模型,本文讨论了后发大国通过技术赶超实现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构建高度细化的测算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全球垂直分工背景下,一定程度的技术赶超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且这一效应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另外,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寻求垂直创新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行技术赶超能够对大国经济产生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一定程度的赶超对于保持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前,信息化和数字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要素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劳动过程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数字"特征,社会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以及生态文明基础,使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强势推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将立足于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本质特征,构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化引领发展路径.
在实践中企业慈善捐赠常常被质疑为"慷他人之慨",特别是"大股东慷中小股东之慨".但企业慈善捐赠真的是一种"大股东慷中小股东之慨"的侵占行为吗?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两权分离股权安排制度视角展开研究,结果发现:(1)在两权分离度与民营企业慈善捐赠之间存在U型关系,说明民营企业慈善捐赠与"大股东慷中小股东之慨"并不是等价的.(2)终极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会弱化两权分离度与民营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U型关系,并且较大的持股比例使U型关系发生了翻转.(3)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大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包含有明显的促进企业价值增值的经济目的,并促进了价值增值.上述发现对于更全面地认知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双刃剑属性,更客观地评价两权分离股权制度安排对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启示.
近年来,跨国企业在无形资产整体功能不发生实质改变的情况下,借由无形资产所有权转让或集中管理的方式将集团所产生的利润转移至低税负国家,出现严重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现象,引起各国税务机构、媒体、公众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2015年经合组织提出的BEPS第8-10号行动计划,是针对跨国企业滥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制度进行激进的税收筹划而提出的应对方案.本文深入分析经合组织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新规则,认为其引进风险控制的认定标准,同时弱化法律上所有权人的地位,有助于解决价值创造与实际经济活动不一致的问题,但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我国在借鉴经合组织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新规则及完善国内规则的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和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更好地维护我国利益.
近年来,上市公司大股东参与股权质押的现象愈发普遍,如何有效识别股权质押公司的风险信息是外部投资者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本文以2014～2019年我国开放式公募基金为研究对象,聚焦有券商参与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考察关联券商参与股权质押对公募基金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募基金会更多地投资于关联券商参与股权质押的公司,并且该效应在非指数型投资、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更低的样本里更为显著.该结果表明公募基金投资时会从关联券商处获得质押标的信息,从而具有投资的信息优势.进一步检验发现,公募基金在关联券商参与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中的投资绩效更好,而且2018年股票质押新规实施后,关联券商参与股权质押对公募基金投资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上述发现有利于理解券商在化解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中的积极作用,对于进一步完善股权质押市场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社会保障城乡融合是有效推动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也是弥合社会保障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本文运用全局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方差分解方法对2012～2020年我国27个省份的社会保障城乡融合水平进行多维指标测算、区域差异分解、动态演进分析和结构方差分解.研究发现,我国社会保障城乡融合综合水平较低,但呈现增长态势,并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整体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格局,而从子系统来看,社会保险提升最快,社会救助最高;区域间差异总体上看呈现出稳定下降的趋势,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其次是区域内部差异;从动态演进来讲,社会保障城乡融合的核密度曲线峰值左移,峰高逐年攀升,波峰宽度逐渐缩窄并且存在右拖尾现象,说明我国社会保障城乡融合绝对差异呈现明显缩小趋势,特别是东部区域和西部区域,但中部区域则呈扩大趋势;方差分解表明,社会保险是城乡融合综合水平产生差异的主要来源,其次是社会救助,最小则是社会福利,但各个区域的方差分解不尽相同.基于研究,从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区域合作和各个系统协调发展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以助于提升社会保障城乡融合水平,并助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与提升广大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在探索中形成的全新经贸合作方式,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抓手.本文基于中国2001～2017年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出口贸易数据,在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出口贸易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替代作用,促进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减少了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且,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即对发达国家出口的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
网络犯罪已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的重要风险之一,加强网络犯罪治理是实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的底板工程.本文以网络赌博犯罪为切入点,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提取2008～2020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网络赌博犯罪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深化对网络赌博犯罪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网络赌博犯罪具有与传统接触类犯罪类似的空间集聚特征,互联网深化不仅对网络赌博犯罪具有推波助澜的效应,而且对周边地区的网络赌博犯罪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互联网深化对网络赌博犯罪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发达地区的互联网深化对欠发达地区的网络赌博犯罪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心城市的互联网深化对非中心城市的网络赌博犯罪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反之则不成立.第三,互联网深化对网络赌博犯罪的空间溢出存在地理衰减特征和边界效应,最强作用距离为500km,衰减边界为800km.研究结论为加强网络安全监管、实施区域差异化防控策略和构建共享共治新格局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生产性服务业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是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我国目前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3～2019年我国分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结论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产生促进作用.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累积效应和信息传播效应,增加了企业间的知识溢出水平,从而增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水平,降低劳动力和企业的匹配机会和质量,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产生负面影响.总的来看人口老龄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净效应为正.因此,政府应该顺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以市场为导向,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同时也要加强政策引导,规避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从尾部风险角度,利用溢出系数网络和ΔCoVaR溢出网络研究了全球16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首先通过系统性风险贡献指数和系统性风险暴露指数分析各节点风险吸收与发散能力,然后采用平面极大滤波图(PMFG)过滤冗余信息以获得仅保留关键路径的ΔCoVaR溢出网络图,探讨尾部风险溢出的存在性、方向性、强度特征及社群特征问题.研究表明:EPU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非对称尾部风险溢出效应,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香港等经济体的外溢冲击更明显;从溢出系数角度,股票市场更容易成为风险的溢出者,而从极端风险溢出值角度,EPU节点的尾部风险传播强度及范围要显著大于股票市场,更易成为风险集聚点;EPU与股票市场的风险外溢具有社群现象,社群内存在核心风险源,比如巴西、俄罗斯、中国香港及印度的EPU等.对中国这一"政策市"而言,把EPU纳入金融宏观审慎指标评估体系,多层次、全方位地实时掌握EPU可能带来的风险、风险传播路径及风险来源核心圈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一般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大型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就作用机制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降低出口成本和推动技术创新有效地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同时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所带来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强化作用.因此,要积极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广度与深度,以此推动中国制造业出口的高质量发展.
元宇宙内部多元的智能技术为公共意见的传播提供技术支撑,技术背后的资本则在市场驱动下刺激和引导公共意见的流动,元宇宙空间的虚拟性和自由性也极大激发了个人的表达欲望.本文通过对元宇宙赋能公共意见传播的内在动力和观念构造进行辨析,明确其中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以此为基础提出思想治理的路径.本文研究发现,若要最大限度发挥元宇宙对公共意见传播的赋能,个体必须要树立具有社会义务感的社会性观念,企业必须要树立适当关切公共利益的公共性观念,国家则要树立公共意见传播规制的规范性观念.具体到思想治理层面,则必须要强化个体的道德自律,加强对企业的文化引导,完善国家针对公共意见传播的法律制度框架.
自贸港邮轮旅游业是促进海南构建国际旅游中心的重要产业,法治化是推动自贸港邮轮旅游业国际化发展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自贸港邮轮旅游业的发展定位,突出了海南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把握自贸港邮轮旅游业的法治属性,推进规制构建"中国邮轮总部经济"和"世界邮轮经济中心".聚焦规制邮轮游客权益保障、邮轮旅游公共秩序安全、邮轮旅游市场法治、邮轮游纠纷化解机制等内容,借鉴域外邮轮旅游业发展的法治经验,探究中国特色自贸港邮轮旅游业法治引领、保障和促进机制,全面推进自贸港邮轮旅游业开放,推动业态创新和旅游业升级转型.建议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邮轮旅游业发展促进条例》,启动自贸港邮轮旅游业发展的调法调规工作,强化央地会同立法机制,构建以"邮轮旅客为中心"的自贸港邮轮旅游纠纷化解机制,促进规制自贸港邮轮旅游市场新法治和新秩序,营造中国特色自贸港邮轮旅游业发展的宽松、开放、便利、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资本账户的各子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应具有异质性,研究国际资本的差异,有助于采取有效的监管政策.国际资本根据企业融资模式的差异可以分为国际债务资本和国际股权资本,本文通过对两类国际资本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不同的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效应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1)国际债务资本流入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流动性支持,促进利率下降,产生流动性冲击,当国内私人信贷较高时,国际债务流出会提高金融风险,因此政府债务水平制约着国际债务资本的经济效应;(2)国际股权资本直接介入企业的投融资活动,当一国市场不完善时,道德风险等问题对国际股权资本产生影响,引发金融市场的同质性问题,造成市场的波动,特别是制度质量制约着国际股权资本的经济效应.因此,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应建立一定的微观应对机制,针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监测,仅仅对金融机构进行监测和审慎监管可能是不足的,也应对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对外负债存在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与冲击加以关注和监管.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是南极资源纷争的重点.为实现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占有,部分国家单方主张在南极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结合南极陆海相间的特殊地理,主张海域包括两类:其一为从南极洲大陆附近划定专属经济区;其二为亚南极区岛屿专属经济区延伸至南极海域的区域.根据南极主权冻结及专属经济区的构成要件,这些国家的主张都不具有法理基础,在适用上也面临多重法律挑战,且没有得到其他国家承认.我国不是南极主权的声索国,且坚定地维护《南极条约》,维护南极主权冻结.对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应坚持"全人类利益"立场,反对专属经济区在南极海域适用的主张.同时,我国应尊重南极治理的自主性,在维护CCAMLR的集体管辖下,推进南极海洋生物资源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法渊源,它建立了集权治理模式,其"自上而下"的减排规则形塑了气候治理国际公权力的雏形.而《巴黎协定》却打破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治理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分权治理模式.各缔约国需要自主推动气候多边进程,但由于受到公共卫生危机及俄乌冲突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规则体系依托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法治分殊制衡.减排规则变迁加剧了各缔约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面的分歧,为体现国家自主性与规则协同性共存的互动效果,中国应当积极应对"气候保护主义"倾向,在参与全球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力争主导制定全球碳市场多边合作的国际规则.加快建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气候合作的法律方案,体现发展中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责任担当,共建应对气候变化的人类与自然之生命共同体.
进博会有效促进了外资流入,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引资实践的缩影,而且通过推动国际投资者认识或者重新评估中国市场的投资价值促进了我国整体外资流入,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引资实践,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引资新论,这可以归纳为"大国引力理论".在中国现代化引资新论下,通过建立进博会引资政策、形成国际公共平台投资促进效应的示范,围绕投资的市场导向趋势、完善中国外资管理制度,鼓励地方探索推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中国、为全球"的政策和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引资机制创新.
